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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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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成功了，但是也付出了无比的代价。首先是他的生命，因多年劳累，他在节育还没有取得明显成绩时就因病去世了。
其次，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由亲而疏，这是最令人遗憾且最耐人寻味的事。
7 蒋梦麟结缘蒋介石
现在来回想一下他们的结缘。1926年4月，北方政局出现变化，段祺瑞下野，奉系军阀及直鲁联军张学良、张宗昌等入驻北京。张宗昌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逮捕《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一时间北京陷入白色恐怖，大学教授们纷纷离京。蒋梦麟也被列入张宗昌的黑名单，不得已躲在六国饭店长达三个月。之后悄悄离京出走，奔向南方。1927年出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秘书长，不久任浙江大学校长。翌年，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也就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
1949年，他一度不想赴台。抵达香港后，蒋梦麟一度闭门谢客，动向不明。直至美国第七舰队所谓“协防”台湾海峡后，蒋梦麟才搭包机来台。
抵台后，蒋梦麟在农复会的工作面临巨大困境，这当然与农复会的中美合组性质有关。美国不满蒋介石政权，一度打算袖手旁观，各项援华工作中断，年度拨放的预算改为六个月给付一次，随时可能生变；美国相关机构还打算逐步撤离台湾，不但让败退后气势衰败的国民党政府惊讶而尴尬，而且海峡局势更显得混乱。
处于惊涛骇浪中的蒋介石为争取美国援助，除重用与美国关系深厚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外，并在美方暗示下，迅速撤换陈诚的台湾省主席职务，让亲美的吴国桢接任，以致政坛议论纷纷，也使得素与陈诚友好的蒋梦麟对蒋介石的固执己见深感不满，忍不住在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面前抱怨。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恢复对台援助，台湾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蒋梦麟才返台长期担任农复会主委职务，执掌农业工作。
蒋梦麟与蒋介石龃龉了一辈子，但每次蒋梦麟都在关键时刻力挺蒋介石，让蒋介石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例如，蒋违规连任，蒋梦麟也以大局为重，劝说胡适不要反对蒋介石，胡适虽未改变基本立场，但在蒋梦麟等人劝说下“识相地”不再公开发表反对蒋连任的言论，并出席所谓的“国民大会”，参与主持选举蒋连任。
蒋介石却并未因胡适的“让步”而感到宽慰，反而转成对胡与蒋梦麟的讥讽与蔑视。他在日记写道：“近闻胡适受梦麟之劝，其对‘国大’代会选举与连任问题不再反对，并愿担任此次‘国代’联谊会年会主席。此乃其观望美国政府之态度而转变者，可耻之至。余昔认其为比张君劢（民主社会党主席）等人格界高，其实彼此皆为政客，其只有个人，其对革命自必始终主张敌对与破坏之地位，无足奇哉。”连蒋梦麟也一并骂了。
8 节育主张之定论
蒋梦麟在台无意仕途，他只想替人民做些事。1967年人口政策委员会完成《“中华民国”人口政策纲领》、《台湾地区人口调节方案》、《台湾地区家庭计划实施办法》三草案，并呈请台湾行政当局核定，随后就因健康不佳频频请假，直到去世。
马寅初与蒋梦麟都深爱着中国，不过前者受到的阻力远远大过后者不知多少倍。蒋梦麟虽然遭到老代表、蒋氏父子那么大的压力与反弹，但他多少还是可以以他的专业与老资格继续宣扬他的理论，最后终于得到落实。马寅初则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并被解除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甚至遭到生命威胁。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地区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台湾地区法律人士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台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这句话听起来是那么的悲壮。同年，在祖国大陆，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马寅初和蒋梦麟提出人口论后，都触动了社会敏感神经。马寅初不够幸运，与最高领袖直接杠上，没有回旋余地。而蒋梦麟则比较幸运，其主张若干年后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
如同一位祖国大陆的朋友说，直到现在，我们才明白什么叫智者，才能理解当时马老为什么要说那句话。
但当时台湾比祖国大陆多一些西化教育及民主素养，蒋梦麟先生不但没有像同样提出节育政策的大陆学者马寅初先生一样遭到批判，反而在蒋氏提出观感后，经由很多产、学、民各界人士共同广泛地讨论，终于提出了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还不赖的节育主张。这个主张主导了台湾地区之后将近三十年的人口政策，让台湾地区在还算好的人口结构上，发展经济，蒋介石没有固执下去也算不幸中之大幸。
倘若没有早期奠定稳固与宏伟的基础，播下的种子不经过辛勤的培育，哪会开出美丽的花朵呢？其实，台湾早期家庭计划的推行，阻碍重重，人口政策、家庭计划法令、经费、人员以及名正言顺的名义，没有一项具备。在当时充满禁忌的年代，一不小心，就有违“国父遗教”、削弱“反攻复国”兵源、违反传统伦理与有关规定、违背某些宗教之教义与善良民俗、勾结帝国主义灭绝中国人口等大帽子扣到他们的头上。想想蒋梦麟先生的勇敢与坚持，真的不简单！
多亏洞察事理的先知先觉如蒋梦麟者，肯担当并挺身呼吁，接踵的先期参与者披荆斩棘，辟出一条路径；领导者与干部竭尽心力，循理论—实验—推广—检讨改进的过程，不断创新以获得可行有效的工作模式；基层工作员认真推广与服务；上下同心协力，人人怀着造福百姓的使命感，等等，终于缔造了一次长期成功的“社会实验”。
所以傅立门博士指出：“在众多模式之中，台湾已成为家庭计划的成功典范，成为开发中国家学习模仿的对象，这都要归功于蒋梦麟等先驱们的努力。”
梅贻琦：最后的坚持
1 “钱是用来办教育的，不是用来打仗的！”
知名学者梅贻琦为了保管清华基金，前后多次与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争斗，蒋介石想吞并基金的企图都被梅贻琦阻止了，这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大无畏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前，梅贻琦连任清华校长十七年。1949年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侨居海外，专门从事清华基金的保管和使用。不过，在祖国大陆以外的不少人的心目中，他仍是清华校长。
他留居美国期间，台湾蒋介石政权曾多次打清华基金的主意，并提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如“外汇存底缺乏，应以此款来弥补”、“清华基金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等于雪洗耻辱”，等等，但梅贻琦一直顶着各种压力，牢牢掌握住这笔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权，与蒋家政权展开了长期的对抗与斗争。
清华基金是1924年在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孟禄（Paul Monroe）、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等人推动下建立的。时任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决定第二次退还总计1254。5万美元的庚子赔款，并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以管理此款项。
清华基金会成立之初，董事会由10名中国籍董事与5名美国籍董事组成，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第一任干事长。1928年，基金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任命袁同礼为馆长。1931年，基金会计划提供137。4万元为北京图书馆建立一栋新图书馆大楼。
1926年，胡适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以协助中国的科学与图书馆训练为其目标。美国董事孟禄与杜威（John Dewey）两人提议，要以每年25000美元来进行一项增进了解中国的计划。该基金会批准由郭秉文（中国董事）与孟禄两人来创办一机构加以实现，这个机构就是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n）。清华大学在美国的一大笔庚子赔款基金就由它管理。
华美协进社是一个无党派、非盈利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是第一个以美国社会为对象，传播中华文明和现代文化，成为美国社会了解中国的窗口。华美协进社设在纽约曼哈顿上东城一幢典雅的红砖楼里，社内还建有一座富于诗情画意的中式花园。这座别墅是由当年时代集团（Time Inc。）总裁亨利·鲁斯（Henry R。 Luce）于1946年所捐赠。
华美协进社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从早年引荐京剧大师梅兰芳首次来美国演出，使得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精粹叹为观止；到接引早期中国留学生、学者来美国学习西方文化，成为海外游子的聚会所。多年来，华美协进社通过设立课堂教育、举办艺术展览及各项文化讲座，不仅为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艺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同时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西方人乃至海外华人，敞开了一扇透视中国社会状况的窗口。
1924年至1949年间，中基会共计补助了中国大专院校233次、研究机构139次、教育文化事业团体147次，其中包括帮助国立北京大学解决财务问题、建立国立北京图书馆等。
1950年中基会迁往台湾，此后至1970年为止，共投入100余万美元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除庚子赔款外，基金会“还有1908年归还的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按规定，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和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才能动用该基金。
1955年以前，梅贻琦一直住在纽约。1950年起，任华美协进社的常务董事，以清华大学校长的名义保管着庞大的清华基金。
自1950年起，梅贻琦流亡海外，台湾几次征召他回来，甚至以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位置为饵而他都不应，却只想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原因就是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贻琦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而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使其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他在离北平南飞之际对教务长吴泽霖所说的“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就指此事。
当时纷乱的内外环境以及梅贻琦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父子的注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指使了多次的计划。台湾方面频频派人到纽约，以各种名义商谈将清华基金调拨到台湾归国民党政府支配，或请其携带基金利息到台湾为学术机构购买设备仪器，但皆被梅贻琦拒绝。
其时，台湾当局虽稳住了阵脚，但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特别是外汇储备急需打一针强心剂，以缓解内外交困的压力。蒋介石就以“外汇存底缺乏，应以此款来弥补”为由，要求梅贻琦把基金汇回台湾运用，被梅贻琦一口拒绝，他说：“钱是用来办教育的，不是用来打仗的！”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蒋介石又动之以民族大义，派出的代表向他说，“清华基金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等于雪洗耻辱”，梅贻琦依然不为所动，表示：“钱是清华的，要花在清华学子身上，与耻辱何干？”
当时管理清华基金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主席是蒋梦麟，干事长却是在美国的胡适，台湾蒋氏父子见梅贻琦搂紧基金不放，甚为焦虑，又不便强行施压胁迫，遂派蒋梦麟赴美与胡适、梅贻琦等董事会人员协商。
基金会干事长胡适赞同梅贻琦的看法，也愤于蒋介石受小人包围，且不懂国际基金的规章，特发表声明指出，依照1929年中美政府签定之协议内容，基金会为民间机构，自行改组，政府不能干涉，同时基金会只能动用利息，不能动支本金。
梅贻琦的坚持让学术界佩服不已，但是却触怒了蒋介石。尽管蒋梦麟与胡适回台就此事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报告，仍受到一些国民党政客和不明真相者的纠缠和刁难。据梅贻琦的助手赵赓飏回忆：“1951年冬天，当局已经决定令清华在台复校，而有的官员倡言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的余额，最好尽量花光，等于‘雪洗耻辱’。梅校长表面上对此虽然不表示异议，但心里极不赞成。尤其限于委托保管案的事实，也不可能办到。”
赵氏所说的保管案，除了明确当局不能干涉外，这笔庞大基金的支用手续，必须由台湾教育主管机构一把手与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并提出详细的计划提交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决定是否通过并拨发利息，本金不能动。
蒋介石无法说服梅贻琦把钱交出来，就发动许多人进行游说，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诬陷他操守有问题，不爱台，但梅贻琦都不为所动。鉴于既成规则的严格限制，许多人对这批基金只能吹胡子瞪眼发一通荒谬的怪论而无可奈何，就连包括原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台湾国民党政权对外交往主管部门一把手的叶公超也是如此。
叶公超回忆，那时候岛内就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国外，不肯用在中国台湾岛内。叶公超最初也这样想，后来他才知道并非如此，梅贻琦想的比他周到。叶公超说：“梅贻琦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科学发展长期规划，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叶公超回忆说：“梅贻琦在美国的时候，我每次至纽约都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许多计划来，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拿去盖大房子，去做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中国作长期的研究工作。”
这个研究工作包括海峡两岸。梅贻琦人虽在美国，他却始终心念母校，想回到昔日一草一木都花了精力的清华大学。1914年，他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的教职，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到1949年前往台湾，再到1962年在台湾去世，几乎终其一生服务于清华大学。
2 离开祖国大陆
回顾梅贻琦飞往南京的第二天，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匆匆任命其为教育部部长，梅却坚辞不就，只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暂客居上海老友朱经农家中。对于自己坚辞教育部部长的原因，梅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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