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考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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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和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妻张宁。
张宁的说法比较含蓄，她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九一三”事件前夕的林彪处境危险，林彪的安全受到叶群、林立果的威胁，在叶群和林立果围着林彪密谋的时候，林彪直到夜里１１点多钟始终沉默，最后还哭着说“我至死（一说“至少”）是民族主义者”，可见林彪的出逃是犹豫不决的，是不情愿的。（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５页、第２４４页）
林彪出逃前“流泪”和说自己“至死（至少）是民族主义者”的情节，在另一本出版于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写张宁的书中还有所描写。书中说，当时林立衡交代内勤小陈进林彪房间去偷听，看林彪、叶群、林立果说些什么。小陈出来后对林立衡说：“我进去了，以送茶的名义悄悄进去的。开始他们没有发现我，我见首长坐在沙发上，他在流泪。主任和立果蹲在首长脚边上，说话声音很轻，我听不清楚，只听到一句……首长说：‘我至死都是个民族主义者……我还想再听，立果发现了我，他一下子冲过来，将我推出门，又将门给关死了……”（胡平：《乱世佳人》，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２页）这就是说，出逃前的林彪并不是凶相毕露、斩钉截铁，而是痛苦万分，难下决心。凭他这样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状态，如果不是叶群、林立果下手挟持绑架，是很难想象的出他去叛国投敌的。
同张宁的说法稍有差异的是，林立衡的说法直截了当，她认为林彪的出逃罪责在叶群、林立果，林彪是受制于叶群、林立果，他是受害者。１９７７年冬天，林立衡同父异母的姐姐林小琳曾特地赶到郑州看望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她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我在‘九一三’后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
１９９０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步宽松，林立衡更是不断通过境内外各种书刊毫不隐晦地宣传她的这一观点。（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９·１３”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中华儿女》杂志）
有知情人说，当时从林彪出逃乘坐的红旗牌轿车里，曾发现了遗落的用于捆绑的绳子和堵口用的毛巾，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四）欺骗蒙蔽说
此说认为，尽管林彪和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两人已经结束了“亲密战友”的关系，但林彪的出逃，毕竟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受了叶群、林立果的欺骗蒙蔽。
此说认为，叶群、林立果的阴谋是背着林彪干的，至少像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到广州另立中央这些石破天惊的大事，林彪并不完全知情。相反，毛泽东毫不客气地点了林彪名的南巡谈话，叶群、林立果在得到武汉、广州亲信的密报后，立刻报告了林彪，并大肆渲染林彪面临的危险局面，加剧了林彪同毛泽东的矛盾和对立。在林彪身体不好，外面的事情不愿多加过问，凡事由叶群代为出头露面、当家做主的情况下，加之林彪喜欢儿子林立果，着意培养、锻炼，而林立果又偏偏是野心勃勃、杀气腾腾、少年得志、喜欢妄想、热衷于密谋、做事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政治狂人。这样，林彪也就很容易受到叶群、林立果的蒙蔽和左右，并且注定要为叶群、林立果的个人野心和轻举妄动付出惨重的代价。
尤其是林彪外逃，是在已经服安眠药入睡、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欺骗、蒙蔽，强拉硬拽弄走的。张宁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写道：当叶群得知周恩来查问２５６号专机情况后，便慌了神，“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林彪的两个内勤）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抓你来啦！快穿衣服走吧！’”（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９页）这样，还在迷迷糊糊之中的林彪，同样迷迷糊糊地被妻子、儿子拉上了不归之路。
（五）病态发作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其实是他精神疾病的一种发作。
此说的根据之一，是林彪的医生曾经对人这样说：“林彪有精神病，有那病的人，在某些领域里，和正常人一样，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里，他就是个白痴。总括起来，林彪是个行为能力不健全的人。（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０７页）
林立衡虽然没有说林彪有精神病，但也承认林彪的精神情况异于常人。她曾在材料中写道：“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药，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９·１３”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中华儿女》杂志）
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也认为林彪的精神不正常。她说：“林彪的传记作者还没有深入探索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可以肯定，林有精神分裂的征兆，有时郁郁不乐，有时又兴高采烈，近乎疯狂。据说他吸过毒，经常打吗啡和吸鸦片，不过他什么时候染上吸毒的习惯并不清楚。怕冷、怕风特别是怕穿堂风，怕热又怕虫子。他患忧郁症，外出时总带着一提箱药品。聂荣臻说：‘他很少说话，他老是担心他的身体。’”（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３１页）
也有的说，林彪的精神病，源于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山西被阎军误伤，中弹后伤到了神经中枢，留下了后遗症。林彪平常不喜交往，喜欢一个人在黑暗中久久呆坐，还喜欢划火柴嗅火药味，除了说明他原本就性格孤僻之外，还说明他患了老年痴呆症和抑郁症。
总之，此说认为，林彪的精神不健全，思维能力严重退化，已经远不是战争年代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常胜将军。他的出逃决策是如此丑陋拙劣，正是他糟糕透顶的身体给他开的一个荒唐透顶的要命玩笑。
　　探析“九一三”事件的必要性
林彪出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当年张国焘逃离延安、投向国民党怀抱做特务的事件。
历史已经承认，毛泽东是一位高瞻远瞩、具有无可比拟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历史也不会忘记，林彪是一位战争年代战功累累、具有非凡的指挥才能的军事家。那么，为什么毛泽东错选了林彪，差一点成了林立果暗杀阴谋的受害者呢？为什么林彪这个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一反对毛泽东“恭维”、“忠于”、“紧跟”的常态，竟要凶狠地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呢？林彪政治上是怎样演变和堕落的呢？林彪集团是怎样形成和做大的呢？林彪和毛泽东的矛盾是怎样产生、发展和激化的呢？毛泽东是怎样对林彪由信任而失望，由怀疑而警觉的呢？林彪是怎样下决心和毛泽东决裂的呢？毛泽东又是怎样逃过劫难，林彪又是怎样一朝覆亡的呢……
这真是一部深邃神秘、惊心动魄而又充满玄机的“天书”，真是一个任何时候听起来都毛骨悚然、发人深思的“天方夜谭”。其中所蕴涵的让党、国家和人民付出沉重代价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文化传统的角度，从党和国家体制、机制的角度认真加以分析总结，以便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加强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防止林彪一类人物的出现和林彪出逃一类事件的发生。
按照“任何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种观点，林彪出逃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带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对这个必然性的认识，与对同林彪出逃事件连为一体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并非可以说已经深刻了，全面了，彻底了，经验教训汲取得到家了。何况，围绕整个事件，还有一些不甚明了之处，而国内外又不时出现一些不同的说法乃至别有用心的歪曲和纯粹而恶意的胡编乱造，把水搅浑了，影响了人们的正常思维和准确判断。
应当承认，我们面临的是一段并不完全清晰的历史，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并不完全了解内情的社会，还有不少并不完全理智、完全清醒、完全深刻的受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是从弄清历史事件本身，还是从廓清历史疑团、迷雾，是从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还是从维护党、国家和领袖形象，是从揭露、批判个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从对干部、群众进行民主法制教育，是从正确、全面、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还是从维护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的知情权——都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本着对党、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对“九一三”事件进一步进行深入科学的分析研究、考察探讨。
科学无禁区，科学研究也无禁区。因为任何一位历史人物、任何一桩历史事件，不论其脸谱如何、过程如何、结局如何、性质如何，都是一面镜子，一部教科书，应当予以充分利用，而不应当简单回避和放弃，更不应当刻意掩饰。今天，在政治清明、民主进步、法制健全、社会理智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也有条件进一步深入探讨、剖析“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考证　第二章　　机毁人亡
前言
林彪一家三口能登上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出逃，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的幸运和成功，因为他们是在驻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的严密监视下，在周恩来对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下达了封锁令，并且前有拦截、后有追击的情况下，得以脱身的。当飞机在恐怖的枪声中摇摇摆摆地冲向跑道，在刺耳的发动机声中慌慌张张地隐入茫茫夜空的时候，林彪、叶群、林立果肯定有一种死里逃生松一口气的感觉。
然而，在他们面前，希望只是那么一闪，便稍纵即逝了，他们怎么也逃不脱命运的安排。事情的最后结局是，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在空中飞行了１小时５３分钟后，于１３日凌晨２时２５分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了。机上包括林彪、叶群、林立果在内的９名乘员，全部丧生。
林彪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充满了仓皇、恐怖和惊险，也充满了侥幸、无奈和神秘。后世种种猜测，种种流言，种种未知之数，也自然而然地由此而生。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1）
（一）周恩来下令封锁２５６号专机，意在阻止林彪起飞
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１２日晚飞往山海关机场一事本身，并不具有多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也并没有引起从空军，到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再到林彪身边所有工作人员的特别注意。因为，林彪一家动用飞机，就像其他高级干部动用小轿车一样，太普通，太平常了。当时，由于毛泽东不坐飞机——早在１９５８年中央就有决定，出于安全原因禁止毛泽东乘坐飞机，这样，林彪就成了中央乘坐飞机的最高领导人。以前，林彪经常乘坐英制子爵号飞机。１９７０年，中国从巴基斯坦转手引进了４架英制三叉戟飞机，其中２５６号是里面最好的一架，经过对其机舱和有关设备进行改装、更换，就固定成了林彪的专机。此后，林彪、叶群包括其子女只要一动，就是２５６号专机伺候。原本调动专机有一套制度规定，但副统帅用飞机，还有谁敢说个“不”字呢？再加上林立果在空军，有众多的亲信，吴法宪还有著名的“两个一切”——“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所谓请示报告，就成了形式，最多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打个招呼，备个案，有时甚至连招呼都不打。特权，使规章制度变为形式，有时甚至连形式、程序都不要了，这就为林立果从事阴谋活动创造了便利。
正是基于如此情况，周恩来开始接到北戴河的报告，一开始无从判断，只是原则上讲“注意观察，有情况随时报告”。待到北戴河几次报告，并且同叶群通话之后，他才判断出情况严重，说不定真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林彪起飞前，周恩来并不知道林彪要逃往苏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周恩来知道林彪只要一起飞，问题就有些复杂，甚至凶多吉少。因为１２日晚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的副团长张宏打电话向张耀祠报告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主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９页）张耀祠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随即报告了周恩来。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对林彪、对党内斗争形势了如指掌的周恩来深知，此时不论真假，他所要做的，是无论如何阻止林彪起飞。
精明过人的周恩来，采取的最果断、最关键的措施是：封锁２５６号专机。只要飞机不动，所谓林彪的逃跑就无法实现。
周恩来封锁２５６号专机的部署是先后对吴法宪、李作鹏下了两道命令：第一道是命令吴法宪：２５６号飞机立即飞回北京，不许带任何人进京。第二道是命令李作鹏：既然２５６号飞机有故障，飞机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而且，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４个人联合下命令，飞机才能起飞。周恩来并要李作鹏马上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负责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１页）
周恩来关于４个人联合下命令才能放飞的命令，其实是把２５６号飞机控制在自己手中，又不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感到不被信任。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2）
（二）李作鹏篡改周恩来的命令，放跑了林彪
李作鹏是林彪的老部下，也是林彪的亲信。“文化大革命”中，李作鹏受冲击时，林彪说过这样的话：“我活着不准反李作鹏，我死了以后也不准反李作鹏。”林彪信任、器重李作鹏，李作鹏忠于、听命于林彪，这都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李作鹏在多大程度上知悉林彪“空中动”的内容，李作鹏篡改周恩来指示的动机何在？
周恩来１２日晚第一次向李作鹏询问山海关机场有无空军的一架飞机，李作鹏并未引起多大重视。当周恩来严肃地向他下达了封锁２５６号专机的命令，脑子灵活、点子甚多的他肯定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接下来，他既不敢公然违抗周恩来的命令，又不想、也不敢对林彪绝对不利，于是采取了“耍滑头”的策略，放跑了林彪。
２３时０５分，李作鹏直接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询问下午是否来了一架飞机，几点落地的，走没走。值班员李万香把李作鹏来电话的情况立即报告了场站站长潘浩。潘浩当时认为，可能是哪位首长要用飞机，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２３时３５分，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值班员又接到李作鹏的电话。这一次，李作鹏首先询问了值班员的姓名，然后说：“告诉你们，它（指２５６号专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