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居正-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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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向北，把山东地区划入试点范围。这是标准意义的北方地区了，果然，一开始就遭到了巨大的阻力，头一年的经济情况也很糟糕。

张居正没有贸然下一个结论，而是在调查之后，发现症结是在山东的官员们身上，他们完全是站在当地势家大族的立场上对一条鞭法进行自觉抵制，这样执行起来自然就不如人意了。

张居正当机立断，运用考成法的强权手段狠狠打击当地反对派官员的嚣张气焰，然后给山东地方长官反复沟通，强调经济改革的重要性与意义所在。

他在给山东巡抚李世达信中甚至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仆今不难破家沉族，以殉公家之务，而一时士大夫乃不为之分谤任怨，以图共济，亦将奈之何哉！计独有力竭而死已矣。以公知已，敢布区区。”（《张居正集》卷2《书犊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释递条编任怨》）

这也就是给李世达看自己的决心，那意思是我张居正为了施行一条鞭法，有不惜“破家沉族”“力竭而死”的决心和勇气，你们地方官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这说明到了这个时候，张居正已经明确了一条鞭法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所以他才把它看作是一种生死抉择。

张居正的决心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李世达横下心来在山东再次施行一条鞭法，终于大获成功。这证明了一条鞭法不仅适用于南方，也一样适用于北方。

在漫长的经济特区的试点过程中，张居正也一天天老去了，等这些经济特区都完全试点成功了，这时候已经到了万历八年，也就是离张居正去世只有两年时间了。

张居正在沉稳地试行了多年之后，终于在万历九年，也就是他临去世前一年，决定将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

至此，一条鞭法终于成了明王朝经济政策的根本，明代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的赋税改革彻底推行开来。





经济学意义


我们为什么称它是明代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的赋税改革呢？这就要说到一条鞭法的好处了。

我个人理解一条鞭法最大的好处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因为一条鞭法是与清丈田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自然使得大地主阶级侵吞的大量土地公之于众，这部分土地从偷税田亩变成纳税田亩，尤其是重点的纳税田亩，这就有效地扼制了土地兼并的情况。

第二，一条鞭法不仅把各种赋税合编成一个，也把徭役合编了进来，也就是可以以赋税来代替徭役。你不愿出徭役，你可以出钱赎你那份该出的徭役。这下，农民所有的负担一下就合成了一个。负担这玩意，要是只有一个，它再重你也扛得住；它要是千头万绪，一个接一个，就是再轻它也能把人拖死。不是有根可以压死骆驼的稻草吗？它就是千千万万个负担中的最后一个！

所以福建、江西等地，在一条鞭法试点过后，有史料记载说：“父老于是无亲役之苦，无鬻产之虞，无愁叹之声，无贿赂侵渔之患”（《江西通志卷23》）这也就是说，老百姓，这其中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是真的减轻了。

第三，我个人认为这一个最关键，那就是因为所有的赋税和徭役都合成了一项，那么这时再交税就不适合用实物交税了。不用实物交用什么交呢？

用银两交！

这一下可不得了，张居正可能没意识到，作为硬通货的白银，其货币功能一下得到彻底的释放，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在这一契机下，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良好生长环境。

要知道，此前中国的赋税基本上都是实物赋税，《明史》里就记载户部每年赋税收入“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其实，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所以杜甫写诗回忆开元盛世的时候也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就说明不论是公家的财产还是私人的财产，全都是以稻米、粟米作为衡量标准的。

因为赋税政策是国家经济的根本政策，以实物为标的的赋税政策自然鼓励的是实物而非货币。虽然中国的货币古已有之，但货币在百姓生活和国家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武侠小说里所畅想的那样的：什么江湖侠客一挥千金，身上的银票都是几沓子……那都是小说家言，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随着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施行，白银成为赋税的标的物，才彻底成为政府财产和私人财产的象征，也最终成为全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这样的货币功能反过来协调了全社会的经济生活，尤其是促使了商业活动的繁荣，并最终促使了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全面呈现。

当然，我这一理解也可能比较片面，甚至不无夸大之嫌，但实施一条鞭法所产生的货币化影响那肯定是存在的。

不过，可惜的是，张居正死得太早了，在他死后，一条鞭法的施行遭遇了巨大的阻碍，不久也就人亡政息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以银两缴税的方法却保持了下去，这对由明到清的经济生活还是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整个万历新政最遗憾的地方，我觉得就在一条鞭法上。

从万历新政的全局来看，我个人觉得张居正的整体思路，是以推行以清丈田亩和推行一条鞭法的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另外，再以稳定北部边防和实施考成法为两个基本点。

应该说，在两个基本点上，张居正以雷霆手段辅以缜密的布局，当时就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在一条鞭法这个中心上，却有着刚进入全面推行阶段就遭遇了“人亡政息”的巨大遗憾。

我常想，张居正花费了将近九年的时间来准备，却只有一年的时间来推行。要是老天爷再给他二十年，哪怕就十年，让考成法配合一条鞭法全面、深入的实行开，那样的大明王朝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可惜，历史不能假如，真正的强者也不相信历史的假如。张居正不也说了吗？该做的事儿，要趁自己活着，“务为一了百当”。（《张太岳集　书牍十二　答山东巡抚何来山》）所以凭着这股实践精神，他居然去修长城了，而且一修还修了两条。

张居正到底修了两条什么样的长城呢？

请看下集：《大明万里长城》





第十八讲　大明万里长城


上一讲我们说到张居正富国强兵，施行一条鞭法，使得国家财力大为增长。

从全局看，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如此成功，是因为张居正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改革发展环境。国防上稳如磐石，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自然安定。反过来，经济改革的成功，国家财力的增长，又促进了国防力量的增强，这就进入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这种良性循环的开始，应该说是得益于张居正修建了两条大明王朝的“万里长城”。





长城


一条万里长城是实的。

唐代王昌龄有首组诗叫《从军行》，其中有一句特别有名，叫“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这是说从古到今，边塞士卒哀怨的思乡之曲就没有唱完过，而那凄婉的秋月也一直照着这条古来寂寞的长城。

一般翻译这首诗，都只说秋月照着的是长城，那么我为什么说秋月照着的是一条古来寂寞的长城呢？

我是有根据的。

因为这首诗是《从军行》的第二首，紧接着第三首就说“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这个关城就是长城，说这地方是古战场，而且说“日暮云沙古战场”，那就透着一派荒芜的历史陈迹的味道。所以我才说，在诗人笔下，这是一条古来寂寞的长城。

别看唐代的诗人动不动就描写长城下的烽火岁月，可事实上唐代的长城基本上已经开始荒芜了。因为唐代跟西域和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向来不错，所以整个唐代基本上没有修葺过秦汉以来的长城。到了宋代，更不用说了，两宋积弱，弱到连长城都修不起来。到了南宋，偏安一隅，想修也够不着了。所以到了明代的时候，自朱元璋起，才花大力气重修万里长城。

这个重修可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完整意义上的“重修”——重新修一条。

而且这一修就修了将近三百年，主要的工程就是嘉靖到万历年间修筑的。尤其是张居正万历新政的这一段时间，戚继光、李成梁等边将在张居正的授意下，把从山海关到北京的这段长城修得气势宏伟，极尽壮观。

你现在去八达岭，看那绵延不尽的长城奇观，你要知道，你看到的不是秦长城，你看到的是明长城，是张居正执政期间修筑的明长城！而王昌龄诗里那些“高高秋月”照临下的古长城早已在明长城的不远处成为了一堆荒芜的残垣土丘。

张居正修的另外一条“长城”可比那条实的万里长城还要管用，还要实在。这条万里长城才是真正保障国富兵强的关键，这就是他“东制西怀”的国防战略，以及为实施这一战略，培养出的像戚继光、李成梁这样的杰出的军事将领。

说到这个“东制西怀”的国防战略，就可以看出张居正在军事上的超凡的战略眼光来了。

大明王朝说起来不像两宋那么积弱不堪，但自明成祖朱棣之后，明王朝面对北方蒙古族的后裔渐渐就采取了防守的姿态。再加上内政日趋腐败，后来就明显有点顶不住了。蒙古各部不用统一，也不用齐心协力，只要一个分支、某一个部落就能使大明朝疲于奔命。

明英宗的时候，先是西蒙古的瓦剌，在土木堡大胜明军，甚至把英宗皇帝都给俘虏了。俘虏了英宗之后，瓦剌的首领也先挥兵直入，一举包围了北京城。要不是那位“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于少保坚决领导了一场北京保卫战，明王朝的寿命就得缩短一大半儿。

后来瓦剌逐渐衰落了，鞑靼族的俺答又猖狂起来，他占据了河套地区，对西北边防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嘉靖二十九年，俺答长驱直入，又一次兵围北京城，这个我们以前提到过，幸亏俺答性子比较糙，在大肆劫掠一番之后，风卷残云而去。

除了西北的俺答，同时东北方向还有鞑靼的一支土蛮部落，也很强大，对明王朝的威胁同样巨大。

张居正一入内阁，即分管兵部，而稳定国防也是他国富兵强改革思想的基石所在，所以他对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平定了南方的倭寇之乱后，张居正慧眼识英雄，当即安排戚继光等抗倭名将北上。当时朝廷上下很多人都认为戚继光这些人熟悉南方战场，不一定适合北方战场，再加上戚继光人很傲，跟兵部的关系也不好，所以反对的声浪很大。

张居正力劝隆庆帝，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明史·戚继光传》），就是说这块好金子放在南边和北边都会发光，并以自己的前途来保荐戚继光，所以戚继光才得以率兵北上。

对于这一点，戚继光一辈子也都非常感激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伯乐之功，并终其一生，对张居正都十分忠心。所以后来甚至有政敌说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家奴！这也就是平庸之辈，只能徒逞口舌之利，他们哪知道英雄慧眼相识、英雄惺惺相惜的那份情谊！

张居正把戚继光安排在北京正前方的蓟州一线，既阻俺答，又防土蛮。西北用谭纶、王崇古守宣大一线，东北用李成梁力克辽东诸蛮。这三箭齐发，布局可谓高妙。

那么这个布局高妙在哪儿呢？

高就高在张居正的识人之明。

谭纶、王崇古是文官代领武职，原来都是知识分子，所以特别讲究智斗，所以在三娘子事件中，在张居正的领导下，圆满地与俺答达成了封贡互市，给了俺答一个顺义王的封号，就把俺答的心给稳住了。后来，王崇古又在张居正的授意下结好那位蒙古族有名的女强人、也是俺答的老婆三娘子，以至于后来俺答虽然死了，但三娘子在世的几十年里，西北一线，两下友好相处，并无太大的战事。

中间的戚继光是智勇双全的人物，既能打，又能和，对于张居正国防策略的布局和精神领会得最到位，所以打的时候打得特别狠，抚的时候又抚得特别顺，能放能收，能攻能守，张弛有度，那是一位武将中难得的儒将，又是儒将中一位难得的帅才。所以光兵书专著人家戚继光就出版过好几本，而且都是后来军事学上的经典教材，搁着现在，就凭这些军事学专著，那也能在国防科技大学评个教授的职称了。

东北方向的李成梁，那是个世袭的武将。他们家原来是朝鲜族的，特别骁勇善战。李成梁自己也是个好勇斗狠的人，所以特别擅长打恶仗、打狠仗。土蛮本来可以算是蒙古各部中最凶残的，但碰到李成梁，愣是给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后来被李成梁打得甚至也想学俺答，纳降请贡，让朝廷允许封贡互市。

可张居正的态度呢？你大概想不到——竟然是坚决不同意！

张居正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大明积弱日久，这不是汉武帝有实力北代匈奴的时代，所以明朝并没有力量远征蒙古各部，并真正达到一统或消灭蒙古各部。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一点看，如何保证北部边防的安宁与稳定那是根本。

二，要保证北部边防的整体稳定，就要拉打结合，收放有度。俺答虽然糙一点儿，但一旦封贡互市了，他就轻易不会毁约；而土蛮生性残忍凶狠，现在他打不过你他就请求封贡，他哪天喘过气来，就立马背信弃义，那绝对是可以想得到、看得着的情况。

第三，你两边都轻易地给予封贡，两边就都觉得这个封贡就没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搞不好土蛮最后反叛那是看得到的，而俺答这边的形势也会跟着混乱起来。明朝要对付两线危机，历史证明是没那个实力的，但对付一线还是可以的。所以与其好像两边做老好人最后又弄得两边都不讨好，还不如坚定的拉拢一个，同时坚定的打击一个。这也好起到分化敌人的作用，这样分而制之，既可稳收渔翁之利，又不用疲于奔命，而且边防上、军事上还不会长期松懈。

这就是张居正所谓“东制西怀”的妙计，也就是制住东北方向的土蛮，怀柔西北方向的俺答。怀要怀得久，制要制得狠，这样再加上张居正的知人善用，左边戚继光，右边李成梁，我们套用苏东坡打猎时的豪放之语说，那真是“左继光，右成梁，千骑卷北方”啊！

就是因为这条“东制西怀”的妙计，万历新政获得了最根本的历史契机，那就是一个稳定的改革发展环境。所以后来张居正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东制西怀，自有妙用”又说：“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张太岳集·答吴环洲》）那就是说我这条计谋堪比当年诸葛孔明之妙计安天下啊！

但我们说，张居正这厢在北京“稳坐中军帐”，戚继光、李成梁那边若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就是要出现不可控的情况，张居正又该怎么办呢？

戚继光、李成梁虽然可谓是大明朝有史以来难得的军事奇才，虽然也都对张居正忠心耿耿，可二人也都有鲜明的性格缺陷，当碰到那些具体的矛盾与事端的时候，张居正又该怎么办呢？





左继光


我们先来看一下对张居正最为忠心的戚继光。

戚继光治军最以军纪严明著称。张居正刚把他调到北部重镇蓟州一线的时候，当时兵部的领导与戚继光不和，看不起他，而蓟州当地的守军也看不起他，觉得他带的这些南方的士兵没什么用。

戚继光带领三千戚家军的亲兵到蓟州接防之后，列队训示，当地将领就口出不逊，说南方士兵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