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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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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最后，轮到了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首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 谋集团的总头子布哈林发言了。布哈林即使到审判的终了，仍然信守自己的 既定方针，即对自己的所谓罪行采取抽象肯定和具体否认的态度。我们看到， 他的战友李可夫同样一直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过，在实行这一方针时，布哈 林比之李可夫，态度要庄重些，语言要雄辩得多，逻辑也要严谨得多。他笼 统地表示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实际上是这样说明他是无罪的，所有其他人 也是无罪的。布哈林说：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开。 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反革命的队伍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33） “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在反革命的事务中我是一个领导人， 而不是一个螺丝钉。由此可见，正如每个人都明了的那样，有许多具体事情 我不可能知道，不过这并不能抹去我的责任。 “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因为在 ‘右派—托派集团’中失败主义的方针的确占统治地位，不过我要肯定地说 明： （1）我本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 （2）关于开放战线的话不是我说的。 “但是我认为，我对于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严 重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还认为，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破坏 活动负有责任，尽管我个人并不记得曾发出过搞破坏活动的指示。我没有谈 过这件事。 甚至在我的供词中我也提到过，我曾对拉狄克说，我认为这种 斗争方法并非上策 （‘并非上策’这几个字的俄文原词词意是‘不大适应的’ ——作者注）。然而，国家检察长公民却硬说我是破坏活动的一个领导人。”（34） 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局促不安地坐在公诉人席上，他试图用心不在焉的 呵欠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空虚。须知布哈林一开始讲话就在实际上完全否定了 给他定罪的根据。布哈林虽然承担了集团活动的政治责任，但他明确地否定 他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并参加过这个集团的破坏活动。实际上他否定了反革 命集团的存在。 “检察长公民在其起诉词中阐述说，强盗集团的成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抢劫，但他们终究要互相负责。这后一句话是正确的，但是强盗集团的成员 应该是相互认识的，以便他们成其为集团并相互处于一种或多或少的密切关 系中。然而，我是从公诉书中第一次得知沙兰戈维奇这个人并且是第一次在 法庭上看到他的。我是第一次得知有马克西莫夫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普列 特尼奥夫，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我从来没有与拉科夫斯基谈过反对革命的 事情，也从来没有与罗森戈尔茨谈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与泽连斯基谈过 此事，根本没有同布拉诺夫谈过话，如此等等。随便说一下，就是检察长也 没有询问过我一句关于这些人的事情 可见，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并非是什么 集团。”（35） 对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间谍活动的罪 行，布哈林也给予有力的驳斥。公诉书中说，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成立于 1928 年，即希特勒上台前5 年。布哈林针对这一点，一针见血地发问道：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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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说，这个集团是按照法西斯情报机构的旨意组织的呢？”（36）布哈林就 这样一语戳穿了检察长伪造的罪名。不仅如此，他还具体地分析了这种罪行 的虚假性。 “检察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之一。有什么证据呢？沙兰戈维奇的口供吗？我在读到公诉书以前，对于其 人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37）布哈林说，公诉书举出沙兰戈维奇与 霍贾耶夫见过面并进行过政治性谈话的情况，并以此为根据认为间谍活动和 间谍联系已被证实，可是政治性谈话与间谍联系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必 然的逻辑关系。他还指出： “霍贾耶夫硬说，我曾经叫他与英国的坐探取得 联系；伊克拉莫夫则说，我曾经告诉他，对于英国来说土耳其斯坦乃是一块 肥肉。实际上，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曾经告诉霍贾耶夫说要利 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38） 布哈林还以同样的雄辩驳斥了对他进行恐怖活动的指控，证明了他根本 没有参与所谓的对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佩什科夫的谋害。 “我坚决否认我参与过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克西 姆·佩什科夫。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 ‘右派—托派集团’的决定而被 杀害的，对此我毫无所知 ”（39） 布哈林坚决否认他参与了 1918年对列宁的恐怖暗害活动。“对于肉体消 灭的意图这一点，我坚决予以否认。在这里，国家公诉人公民所说的那种逻 辑，即强行逮捕就意味着肉体消灭的逻辑，是根本没有用的。立宪会议成员 被捕了，但那里的任何人肉体上都没有受害。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被我们逮 捕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肉体上受害。捷尔任斯基曾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 捕，但他肉体上并没有受到损害。”（40） 布哈林严正地指出，法庭在这里施行的被告认罪的原则是中世纪的司法 原则。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维辛斯基满面通红。 布哈林的最后陈述，实际上完全驳倒了对他和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 的全部指控，使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藉以成立的主要根据化为空中楼阁。 由于法律程序的规定，法庭没有阻止他，甚至没有给予反驳。没有进行反驳 的缘由，是因为检察长除了谩骂以外拿不出任何事实来驳斥他，当然主要是 因为他们用不着去反驳，决定被告命运的并不是被告的有力的辩护，而是政 治权力。最后陈述不过是给予被告的一个最后表白的形式，它对于被告的命 运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从策略方面考虑，布哈林在总体上仍旧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已经蜕 变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反革命的阴谋分子。他还在法庭上再次拒绝了西方的 社会主义者可能给予的辩护。因为在当时，当任何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辩护都 被法庭和苏联公众舆论认为是敌人的蛊惑手段的时候，他如果表示接受辩 护，就只能损害自己的形象，损害他的自我辩护所具有的力量。有些西方评 论家认为被告的承认不是出于自愿，布哈林对他们进行了抨击。与他前面对 指控他的罪行予以逐项否定的说法相反，他笼统地承认自己犯下了进行叛变 活动、组织富农暴动和图谋实行恐怖行动的罪行。除了他坚决否认有谋害列 宁的罪行外，他对什么样的指控都承认了，就像他对所有的指控都否定了一 样。他有一个明显的用意，就是让后代人去判断其真伪之所在。而当我们抛 开他的供述中的笼统的、空洞的词句之后，是不难了解它的真意的。 最后，布哈林希望对于他的判决将成为那些仍然对是否维护苏联及其领 导人持犹豫不决态度的人的最后一个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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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布哈林在法庭上的形象， 《纽约时报》的记者哈罗德·邓尼当时公 正地写道： “布哈林先生在他最后的讲话中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他完全料到自 己会被枪毙的。然而，只有他具有男子气概，感到自豪，而且几乎是蔑视一 切。在最后三次关于叛国罪的公审中出庭受审的54 个人中，他是第一个在审 讯的最后时刻没有降低自己身份的人。 “在布哈林先生的通篇讲话中，丝毫没有言过其实和粗暴刻毒的语言， 也没有使用廉价的演讲术。这是一篇杰作，是心平气和地说出来的，他使人 极为信服。他是在世界舞台上作最后露面和最后的发言，过去他曾多次在这 个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好像仅仅是个认真而诚实的人，完全不感到害怕， 而只想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清楚。”（41） 哈罗德·邓尼的评价有失偏颇的一点是，他没有充分看到在54 名被告中 还有一个异常突出的刚直不阿的革命家，他敢于公开向暴政提出抗议，敢于 公开谴责历史的不公正，他就是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他 虽然缺乏布哈林的文采和策略，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具有缜密的思维和深沉的 风度，但他具有同样坚贞的革命家的气质。虽然他在法庭上公开露面和表明 自己态度的时间很短，但他铿锵的话语，就像阴霾天空的一道闪电，作为历 史的见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现在，我们可以对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分析了。 显然，布哈林对于指控他的罪行的笼统和抽象的承认的态度，是为了挽救他 的妻子和儿子，尤其是他的妻子还负有向未来党的领导人说明历史真相的使 命，她必须活下去。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作 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必须作出痛苦的 选择：要么是在残酷的镇压机器面前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会被不经审判 地秘密处死，而被不明不白地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要么是作一定的妥协， 虽然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名誉沾上某种污垢，但却可以赢得一个最后的机会， 公开向党和人民说明真相，哪怕是使用隐晦的伊索式的语言，使一般具有政 治和法律常识的人懂得，整个案件是虚假的、捏造的，整个集团和他的罪行 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法庭和法庭所依靠的权势不允许他把法庭变成抨击暴政 和暴政辩护者的讲坛，但只要他能够讲话，他就能够至少给人们一个曾经是 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引人思索的形象，一个与审判的组织者所希望的大相径 庭的形象。这一点，布哈林非常完好地做到了。 但是，我们看到，布哈林还有更深的考虑。当时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苏联，正面临着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统一、 稳定和团结。在这时候，党和国家即使是在错误的领导人领导下忍受着苦难， 但党和人民还相信或者说迷信他的时候，一个党和祖国忠实的儿子就要避免 做出有损于稳定和团结的事情，而寄希望于未来。这种把自己与祖国、党和 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思想，与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在 列宁去世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布哈林是最早看到法西斯的崛起及其威 胁的。在 30 年代初以及后来他担任 《消息报》主编期间；他一直在严肃地考 虑这个问题。直到他被捕以后，他仍在考虑撰写有关法西斯的文章，关心着 当时世界和苏联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他的阔如大海的思想境 界，与当时一心清除异己保住权势而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的人，该是有着 天壤之别！当有人因一星半点的怀疑和私愤而不惜杀掉成百上千人的时候， 布哈林却认为，一个革命者，即使是一个杰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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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与党和祖国的前途命运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前者是何等地 渺小，而后者是何等地伟大。在法庭上，在不能畅所欲言、尽情表达自己内 心郁结的法庭上，布哈林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对他为什么承担 “右派 —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责的作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 “我曾经三个月拒绝说任何话。后来我开始提供口供。为什么呢？因为 我在被监禁时对自己的整个过去作了重新评价。因为当你问自己 ‘如果说你 一定会死去，那么你为什么而死？’的时候——一片绝对黑暗的空虚就突然 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你的面前。相反地，正在苏联发出光辉的每件积极的事 情，都要求一个人应具有新的宽阔胸怀。归根结蒂，就是这一点使我彻底解 除了武装，使我向党和国家屈下了我的双膝。 “我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苏联的新的斗争阶段上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认识等待判决，事关重要的不是一个悔改的敌人的 个人感情，而是苏联欣欣向荣的发展及其国际意义。”（42） 布哈林，这位列宁的战友，这位受到列宁称赞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以他超出常人的坚定意志和对正义的信念，怀着历史的遗憾，讲完了他 最后的话，冷静地等待着自己末日的到来。虽然他面前的听众是那些已经主 持过多次公开和秘密审判的可憎的法官、检察官和内务部的刽子手，还有由 内务部挑选的为数仅数百人的一般听众，虽然他的正义的声音无法唤醒他们 之中的许多人的起码的良知，也无法刺破审判大厅的坚固的墙壁，但是，尤 如被上帝赋予无限权力的宗教法庭无法禁锢和毁灭真理一样，布哈林的最后 的话终将为广大人民所知晓，所理解，发出自己应有的光彩。 1938年 3 月 12 日晚上9 时，法庭听取了被告们的最后陈述后休庭。法 官们会同有关人员就判决事宜磋商了6个小时。3 月13 日凌晨4 时法庭复庭。 莫斯科初春的夜晚寒气袭人。联盟宫外面空旷无人，冷冷清清，困倦的听众、 卫兵和被告们相继进入会场。审判长用了大约半个小时宣读判决书。每个被 告都站着听候宣判。在不算长的但难耐的罪行部分念完之后，终于念到了量 刑部分。被告中有 18人，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雅哥达、罗 森戈尔茨、伊万诺夫、切尔诺夫、格林科、泽连斯基、伊克拉莫夫和霍贾耶 夫等判处 “极刑——处以枪决并没收他们的全部个人财产”。普列特尼奥夫、 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分别被判处25 年、20 年和 15年有期徒刑。普列特尼 奥夫已年近古稀，25 年徒刑对他来讲等于终身监禁。后来，他和其他未被判 处死刑的人都在监禁地死于非命。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被告没有一个获 得自由和自然地活下来。 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罗森戈尔茨、切尔诺夫等是苏维埃政权的 死敌，1932—1933年，他们按照敌视苏联的外国情报机构的指使，组织了称 为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纠集了由托洛茨基分子、 社会革命党人、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亚 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所组成的秘密反苏团体。 “右派托洛茨基 集团”的目的是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 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其手段是使用破坏捣乱、恐怖、间谍和叛卖的活动， 破坏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力量，在分裂和使苏联失败的行动中协助外国侵略 者。 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知悉罗森戈尔茨、拉科夫斯基、切尔诺夫、 克列斯廷斯基、沙兰戈维奇、格林科充当外国间谍，但却竭力支持他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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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其中包括颠覆火车和破坏矿山等事件。 切尔诺夫根据李可夫的指示，用制造瘟疫、降低生产指标等手段破坏农 牧业生产。而罗森戈尔茨在外贸人民委员部从事破坏活动，资助托洛茨基。 李可夫、布哈林根据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部门的指示，在西伯利亚、 北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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