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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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和乌克兰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苏联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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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民委员、大刽子手雅哥达，闪着他老鼠般的惊惧而疑惑的眼睛，不住地　向左右瞅来瞅去。他出现在被告之中，引起了被告们和听众的惊讶。其余的　被告主要是二三十年代苏联的高级干部。罗森戈尔茨、伊万诺夫、切尔诺夫、　格林科曾任苏联政府的人民委员，泽连斯基曾任苏联供销合作联社的社长，　沙兰戈维奇曾任白俄罗斯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还有乌兹别克的前领导人、　所谓的民族主义分子霍贾耶夫和伊克拉莫夫。除了上述领导人外，还有5　名　中级干部：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的干部别索诺夫，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干部　祖巴列夫，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　3位秘书。最后还有　3位非党医生：著名的　医学家普列特尼奥夫、莱温和卡扎科夫，其中前两位医生年龄分别为66　岁和　68　岁，是这次公开审判中最老的被告。　　被告们神态各异，霍贾耶夫穿着一套似乎刚做的西服。伊克拉莫夫则穿　得邋邋遢遢，显得颓唐不堪。雅哥达鬼鬼祟祟的样子，像一只被治服的狼。　克列斯廷斯基面色苍白，身体虚弱，鹰钩鼻子上架着一付钢边眼镜，铁青着　一张脸。布哈林虽然瘦弱，但神情自若，目光凝重。　　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法庭程序，首先由审判长乌尔里赫宣布开庭。然后，　书记员宣读了公诉书，它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于　1938年2　月23　日写成的。　公诉书冗长空洞，危言耸听，没有提出什么可作为罪证的事实材料。公诉书　宣称本案的21　名被告犯下了里通外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谋杀党和国家领　导人、阴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分裂祖国的大量罪行。　“内　务人民委员部所属机关经调查后，确认本案被告遵循敌视苏联的外国谍报机　关的指示，组织了一个　‘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阴谋集团，其目的在于推　翻苏联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　权，便于各敌国瓜分苏联，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细亚各共和国、格鲁　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滨海区脱离苏联。　　　“调查认为，‘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内部纠集有托派、右派和季诺维　也夫分子，以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355族主义分子。”③　　　“调查结果表明，‘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按照与德国和日本谍报机关　达成的直接协议，并遵循人民公敌托洛茨基的指示，策划并执行了一系列针　对我国某些最优秀的人士的恐怖行动。”④　　公诉书还宣称　“右派—托洛茨基联盟”与军队的阴谋分子密切合作。　　公诉书说，许多被告从20　年代初起就充当德国、英国、日本和波兰的间　谍，还有一些被告曾作过沙皇暗探局的特务。被告的破坏活动遍及工业、农　业、商业和财政各个领域。在恐怖活动方面，公诉书再次把基洛夫被害的责　任加到被告身上，基洛夫的死再次成为打击和镇压任何反对派领导人的借　口。公诉书正确地指责雅哥达通过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为谋杀　基洛夫的成功创造了环境。但其正确性仅到此为止，因为公诉书接着十分拙　劣地说雅哥达从叶努基泽那里得到了谋杀基洛夫的指示。在公诉书中，过去　一向宣称的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自然死亡变成了政治谋害，也是右派—托洛　茨基集团插手搞的。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以及高尔基的儿子佩　什科夫，和古比雪夫、高尔基一样，是被反革命集团用医疗手段谋害的。与　前两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一样，被告同样被指控为对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进行了谋杀恐怖行动，而且同样是不成功的。头号被告布哈林似乎在　1918　年就企图谋害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和当时不起眼的处在二流领导人地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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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实行反革命政变，夺取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当然也　包括夺取还没有掌握党政大权的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的政权。后来，以这次　公开审判提出的控告为部分依据而编写的篡改和伪造历史的电影　《列宁在一　九一八》，公开地搬上了舞台，流毒全国和全世界。当时，苏联各报甚至来　不及等待开庭，竟相登载揭露　“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徒”的罪行的文章，要　求无情地惩治这些被告。而在开庭审判的3　月2　日，苏联各中央报纸都发表　了社论，同声谴责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行，提出了从肉体上消灭　“血　腥的狗强盗”的口号　（这是来自维辛斯基的语汇）。第二天，报纸把大部分　版面让给了　“一个定罪的结论就足够枪毙这些坏蛋！”的典型口号，发表了　工人、集体农民、著名学者和军人的信件，以及各地要求严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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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克列斯廷斯基等在法庭上　　我不承认我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根本没　　有参加过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　　在。我也没有干过哪怕一桩要我个人承认的罪恶活动，我　　尤其不承认我有与德国情报机构联系的罪行　　我在被　　捕前是联共　（布）党员，并且现在仍然是联共（布）党　　员。　　——克列斯廷斯基　　公诉书宣读后，审判长乌尔里赫依次验证被告身份，询问被告是否服罪。　对于已经主持了两次大型公开审判的他来说，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因为面　前的被告是被内务部长期秘密审讯治服了的犯人，根本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被　告，即在被判罪以前有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的被告。他本来认为这些被加　工好了的被告，会一个一个服服贴贴地承认自己有罪，就像被严厉的家长打　怕了的儿童一样，要他们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乌尔里赫一一点着被告的名　问道：　“你对你被指控服罪吗？”布哈林、李可夫和雅哥达等全都机械地回　答说：　“是的，我服罪。”但轮到克列斯廷斯基时，他突然以一种刺耳、颤　抖的声音大声说：　“我不承认我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根本没有参　加过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在。我也没有干过哪怕一桩　要我个人承认的罪恶活动，我尤其不承认我有与德国情报机构联系的罪行　我在被捕前是联共　（布）党员，并且现在仍然是联共（布）党员。”⑤　　357　　克列斯廷斯基出生于　1883　年，乌克兰人，1907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　律系。他是一位　1903年入党的老党员。从　1907年开始，他在国家杜马社会　民主党团中工作，多次被捕和流放。在他的履历表一栏中这样写着：因参加　革命活动在维尔诺　1904、1905　（两次）、1906年　（两次）被捕，在维捷布斯　克　1905年被捕，1905、1907、1914年分别在彼得堡被捕。1905年被当局从　彼得堡放逐，1906年从维捷布斯克放逐，1914年从彼得堡放逐到乌拉尔。　　1905年，当克列斯廷斯基第二次被捕后关在维连斯基监狱时，党组织派　了一个同志以　“未婚妻”身份与他联系。这个年轻可爱的姑娘的任务是向他　传达组织活动的消息，了解克列斯廷斯基对工作的意见。克列斯廷斯基出狱　后，充当联系人的姑娘与他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了他真正的未婚妻，不久　他们结婚了。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时，他担任乌拉尔州和叶卡捷琳堡市苏维埃的领　导工作。在苏维埃政权初创的年代，他在列宁身边工作，帮助列宁解决过许　多问题。他通晓法语、德语、拉丁语，记忆力很强。列宁常常称赞他的能力，　有时遇到难于回答的问题，便说　“去问问克列斯廷斯基”。　　他在党的第六、七、八、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19—1921　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　担任财政人民委员、苏联驻德国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在他身上，　列宁教导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特别突出：对待革命事业坚韧　不拔，对待人民心地善良。他非常平易近人，对待下级，哪怕是最普通的职　员，他也非常诚恳、坦率、和蔼，好像对方同样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官员。　他最喜欢谦虚诚实之人，容不得两面三刀的人和追名逐利者。在俄共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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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克列斯廷斯基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　报告。在十大上，有一个人称他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他注意到这件事，在自　己报告的结语中说，并没有总书记这个职位。当时中央一共3　个书记：他、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都具有同样的权力。他就是这样容不　得哪怕是无意的奉承和赞扬。至于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这个职务，党的十大　之后一年，就落到斯大林手里去了。　　他曾和斯大林在彼得堡的地下工作中共过事，对其有深刻的了解，因此，　斯大林对他没有好感。他也曾私下表达过对斯大林的不满，称斯大林是个丑　恶的家伙。就是在斯大林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之后，他仍耻于站在颂　扬斯大林这个　“一切时代与所有民族中的天才”的行列中。1935年一天，他　在剧院看戏。布哈林也去了。当时，人们普遍回避被黜的布哈林，不敢与之　接近。他在休息厅里看到了布哈林，无所顾忌地走到后者跟前，与之长谈。　事后，他对妻子说：　“应当支持在困难时刻中的人”⑥　　莫斯科第一、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有许多是他的好友。兔死狐悲，物伤　其类。但他曾想，他作为苏联有名的外交家的世界声誉及其与欧洲各国著名　领导人的私交，或许能使他避免被清洗的厄运，他的这种想法很快被证明是　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1937年3　月27　日，他被免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　调任副司法人民委员。这种调任通常是被捕前的过渡措施。雅哥达被捕前有　过这种调任。十月革命的英雄安东诺夫—奥夫申柯　（即电影《列宁在十月》　中率队冲入冬宫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卫队长的原型）1937年被召从西班牙回　国，先是担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接着就被秘密处死。克列斯廷斯基　调任前，斯大林把他叫去，建议他担任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其理由　是，鉴于他过去的　‘错误’，己不适宜代表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任职　后不久的　1937年5　月20　日深夜，8　个穿制服的人闯进了他的家，他的妻子、　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下夜班回来，看到这种情景，惊恐地叫了起来。克列斯　廷斯基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一如过去去上班时一样平静。但这一次他走到　女儿跟前亲吻着女儿，郑重地说：　“好好学习，孩子。我没有任何罪　”⑦　　克列斯廷斯基了解内务部整治人的一套办法。他有妻子和女儿，同样可　以被当作人质。他的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满15岁，按照1935年4　月7　日颁　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他的女儿完全可能因他而遭殃。　同时他懂得，完全拒绝在秘密审讯时作出假供，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秘密处　死，甚至得不到一个向世人表明自己真正的态度的机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在遭受不太长的审讯后，决定暂时屈服，作出一些　供词，保存自己的生命和精力，以便到公开审判时，即当人们可以听到他的　声音时翻供。1937年6　月，他在第一份供词上签了字。　　就这样，在公开审判的第一天，克列斯廷斯基就利用了这难得的或许是　唯一的机会表明了自己的真正态度。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被告胆敢　当庭声明自己无罪并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这是唯一的一次。　　克列斯廷斯基的意外举动打乱了法庭审判的程序和安排。无论按其在右　派—托洛茨基集团中的地位，还是按法庭开庭后被询问的次序，克列斯廷斯　基都不是第一名被告。但是，这位列宁在世时就已经进入联共　（布）中央政　治局的革命家，以他勇敢、镇定和蔑视法庭的声音，迫使法庭给予他应有的　注意，迫使法庭把他作为第一位被告。　　审判长：对于您在预审中的供词，您不予以肯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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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我在预审中是承认了，但我根本不是托洛茨基分　子。　　审判长：我再重复一下问题：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克：我在被捕前是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我现在仍是这样　的党员。　　审判长：您承认您犯有参加间谍活动和参加恐怖活动的罪行吗？　　克：我根本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没有参加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　没有犯过哪怕一件罪行。⑧　　克列斯廷斯基的无所顾忌的回答，使审判长不知所措。他不知如何办，　是继续审问下去呢，还是审问别人。他不能擅自作主，因为法庭的真正主人　本来就不是他，他只是受命扮演审判长的角色而已。他忽然想到验证被告的　身份和询问每个被告是否认罪的程序还没有走完，于是他中止了对克列斯廷　斯基的审问，接下去问别的被告，等到他得到其余被告都承认有罪的回答后。　便宣布休庭　20　分钟。　　法庭的主持者们退到了议事厅研究对策。当然，他们通过研究是拿不出　什么足以使桀骜不驯的克列斯廷斯基低头认罪的证据和事实来的。他们只能　通过别的被告的口供来证明克列斯廷斯基有罪，而这样的口供在漫长的预审　期间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强迫被告互相证明有罪的方法，是内务部和法庭确　定犯罪集团存在的基本方法。法庭组织者决定改变审讯的次序，首先讯问别　索诺夫。　　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别索诺夫生于　1892年。他于　1911年加入社　会革命党后，一直追随社会革命党寻找革命真理，直到　1918年　7　月才脱离该　党，后自愿加入红军并于　1920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年轻时曾在瑞士留　学。1921—1924年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从事教学、贸易和外交　工作。1930—1932　年任苏联驻德国商务参赞处干部，从　1933　年起任苏联驻　德国全权代表处参赞。作为外交官，他有参加过社会革命党的政治经历，要　安全度过大清洗的年代是不可能的。另外，他的外交职务，尤其是在德国工　作的职务为内务部侦查员们把他打成托洛茨基与国内阴谋分子的联络员提供　了前提条件。但他没有想到，他不是被一般地作为　“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　分子被清除，而是被作为托洛茨基的联络员的角色被清除。别索诺夫是　1937　年2　月28　日，即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的第2　天被抓的。直到　1937年底，他　在秘密审讯中没有向内务部的暴力屈服，没有承认向他提示的罪行。苏联最　高法院军事法庭于　1937年8　月13　日对他进行了审判，但没有对他进行判决，　而决定对他的案子进行补充审查。别索诺夫被　　361　暂时保留了下来，以便让他在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中充当一个　与他的身份相当的角色，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加以使用。　　内务部的侦查员们为了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　务，挖空心思对别索诺夫进行了种种肉体折磨，以粉碎他顽强的抵抗，后来，　别索诺夫在服刑期间，向别人叙述了他遭受长时间严刑拷问的情况。侦查员　们对他进行过连续　17个昼夜的　“疲劳轰炸”和“车轮战”，不让他睡，不给　他吃，他倒下了，失去知觉，再把他搞醒，拖起来。侦查员们采用了接力的　方式，酒足饭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