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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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告诉了伊里奇　（列宁——注）。伊里奇对我说：　　‘您向我保证，关于此事您不要对任何人说。’后来，当我与您一起反对托　洛茨基时，我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说明派别斗争会达到什么地步。　当时这件事如同爆炸了一颗炸弹。”　（35）1918年，在中央讨论布列斯特和　约问题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试图拉拢布哈林排斥列　宁。这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问题，布哈林并没有同意他们的作法，而且事　后布哈林将这一情况坦诚地告诉了列宁。列宁正确处理了这件事。可是，18　年后，布哈林对领袖的诚实态度却被斯大林说成是罪行。　　上述对质进行时和进行以后，又逮捕了大量前右派分子，并获得了不少　有关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交待材料。它们陆续送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住所。仅　1937年2　月16　日一天，布哈林就收到20份这样的材料。　《真理报》等报刊　甚至把类似的供词作为证据对前右倾反对派首领进行诬蔑和攻击，居然把布　哈林称作盖世太保的特务。　　当时，布哈林名义上还是　《消息报》的主编。但12月全会之后，他几乎　整天都闷在家里，不再能继续过问这份报纸了。人们以为他被捕了。正好这　时有一位重要的外宾，著名作家利翁·福伊希特汪格尔来苏联访问。他要求　会见布哈林。为了表明苏联司法的　“客观公正”，安排了布哈林在《消息报》　主编办公室接见福伊希特汪格尔的事宜。布哈林为了维护党的形象，驱车前　往会见地点，并最后一次坐到了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后来，福伊希特汪格　尔因故未来。　　在　1937年　1月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期间，布哈林受到了十分具体的指　控。当时已很明显，布哈林即将受审。第二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之一拉狄　克是一个虽然被冤枉但却缺乏气节的人。他在被捕前的几个月曾到布哈林的　家请求后者为他说情。可是被捕之后，受到肉体和精神折磨后，开始招供，　甚至采取了与侦查员们合作的态度，一块制造关于　“平行中心”的材料，这　个中心与已经暴露和尚未暴露的反革命组织的联系。他对布哈林进行了恶意　的诬陷。当然，他的诬陷是在内务部的有意引导和强迫下作出的，而且没有　他的诬陷，内务部也会制造出别的诬陷者和诬陷材料来。但是不管怎么说，　拉狄克的表演是相当充分的。1937年　1　月　29　日他在审判会上说：“我承认　我又犯了错误。我在坦白交代了我的一切过错，并揭露了这一组织之后还曾　顽固地拒绝提供揭露布哈林的证据。我知道布哈林的处境和我一样没有希　望，因为我们的犯罪即使在法律上还不能确立的话，那么实质上也差不多。　但是我们曾是亲密的朋友，我们之间那种知识分子的友谊比其他任何东西都　要牢固。我知道布哈林和我一样处在一种震惊状态，而我毫不怀疑他也会对　苏维埃政权提供真凭实据。因此我不愿使他丧失主动，把他交给内务部。正　像对我们其他人员一样，我也希望他有机会自己投降。因此，直到最后时刻，　当法庭就在我的面前时，我才认识到我不能一面在法庭受审，一面还在隐瞒　另一恐怖组织的存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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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2月中央全会前后，布哈林就处在这样一种担惊受怕、无能为力的状　态之中。他受到人们的辱骂、受到报纸的谴责。诚实善良的人们不敢接近他。　他能够去的地方就是家里、办公室和被叫去对质的地方。他眼见列宁的战友　和学生，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一个个被逮捕，被杀掉，当然明白这样的命运　迟早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也像在他之前被捕和被杀的老一代革命家一样，因　为失去了最起码的党内民主的权利和作为一个公民的应有的政治权利，无法　为自己辩护，更谈不上像以往那样，谴责和改变违背列宁主义的倒行逆施的　反党反人民的政策。在整个党和全体人民都丧失了民主权利，变成了听命于　一个人的顺民的情况下，像布哈林这样的完全称得上苏联人民的智慧和天　才、俄罗斯民族的骄傲的人，也只能平静地等待自己厄运的降临。他实际上　被监禁在自己的住室里，明显地变得又老又瘦。布哈林生于　1888年，当时间　进入　1937年时，他还不满49　岁。但是，他的棕黄色的胡须也变白了。　　1937年　1月中旬，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正式解职。1月17　日，　《消息报》　上已不再刊登　“主编布哈林”的字样。人们以为这一次他真的被捕了。实际　上，他还没有被捕。他仍住在克里姆林官他住的那套房间里，只是闭门不出　而已。他和李可夫已被称为　“人民的敌人”。但上边仍不急于立即逮捕他。　已经被捕的原反对派分子以及原右倾反对派分子的交待材料，经过内务部的　加工，不断送到他和李可夫的家里，使他们在难耐的惊吓和等待中经受精神　折磨。据说这也是一种整治人的办法。当时，李可夫就因忍受不了这种折磨　而企图自杀。家里人劝住了他，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承认自己有罪。只有极少　数人公开表示出对他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关心。著名的诗人鲍里　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时给布哈林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　“什么力量也不会　使我相信您有背叛行动。”　（37）当时，奥尔忠尼启则还在。他在碰到散步　的布哈林夫人时，眼里充满悲伤地鼓励她说：　“要坚强些。”（38）作为党　中央候补委员，布哈林仍得到一份配给。他还在给斯大林写信，信的开头和　以往一样，称呼斯大林为　“亲爱的科巴”。可是，“亲爱的科巴”并不理会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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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奥尔忠尼启则之死　　1937年2　月18　日，在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结束后，在联共　（布）2—　3　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前，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　忠尼启则突然去世。在基格夫、古比雪夫死后，奥尔忠尼启则是联共　（布）　最高领导层中坚持反恐怖政策的地位最高的人。他的死客观上为　2—3　月中央　全会和大清洗的发展消除了一大障碍。　　根据苏联关于大清洗的材料，奥尔忠尼启则是为了表示对大清洗政策的　抗议而自杀的。人们通常把他的直接死因归于皮达可夫和他的哥哥帕普里亚　被处决对他的刺激。但是，透过这样的直接原因，可以看到一个根本的原因，　即斯大林坚持的恐怖政策与奥尔忠尼启则代表的反恐怖政策的对抗。在这种　力量悬殊的对抗中，奥尔忠尼启则失败了。最后，他用自杀这一壮举表示了　对恐怖政策和斯大林的抗议。　　奥尔忠尼启则是闻名苏联国内外的忠诚的革命家。他用热血和功劳谱写　的历史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从当时领导和组织大审判的人的政治立场出发，　他的历史也是无可挑剔的。人们都把他称为列宁的学生和斯大林的战友。不　仅如此，他还是斯大林的同乡和朋友。他与斯大林个人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　到他死前不久。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　“格·奥尔忠尼启则在我们　祖巴洛沃住的时间很长。他和我父亲很要好，他的妻子和我妈妈也是好朋　友。”　“谢尔戈是个喜欢说笑，嗓门高，十分热情的，真正的格鲁吉亚人。　他一进门，他的那大嗓门儿和爽朗笑声都会使墙壁晃动。”　（39）然而不同　的政治观念和立场却使这一对好朋友最后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们之间的　分歧的公开表露可以追溯到　1932年。　　奥尔忠尼启则是一个坚持原则的真正的人。1932年，在政治局讨论柳金　案件的问题上，他不同意斯大林将柳金处死的意见，明确地表现了与斯大林　不同的政治态度。此后，有人称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古比雪夫是政治局　中的温和派三人团。对此，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　　奥尔忠尼启则较长时期担任国家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但是，斯大林通过　20　年代的党内斗争和　20　年代末开始的加速工业化的冲击，摧垮了在企业联　合体基础上建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使这些国民　经济的民主管理机构的权力大大缩小。作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后一任主　席的奥尔忠尼启则，在党的十七大以前成为一个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　失去了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实权。奥尔忠尼启则　“剩下的仅仅是巨大的个人　威信这一极不可靠的铠甲，这一点很快就表露出来”。　（40）而且我们看到，　他和基洛夫都没有能够恰当地和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个人威信。　　在　1934年　1月党的十七大即斯大林称之为“胜利者的大会”召开时，党　内有许多领导干部找他和基洛夫反映意见，要求执行列宁临终前的遗嘱，将　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搬开。有人提议基洛夫当总书记。这些党内的老同　志把改变党内不正常的状况和错误路线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也证明　了他们与斯大林在政治路线上有分歧。但是，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当时却　囿于无原则地维护党的团结的迂腐观念，不同意那样做。他们当时不了解，　历史要求于他们的有比维护党的团结更重要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们理应　受到后代人的责备。　　到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前，在推行和反对恐怖镇压政策问题上，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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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尼启则与斯大林的分歧和矛盾已经激化。　　奥尔忠尼启则为皮达可夫说情，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亲密的同事和朋友，　不仅是因为皮达可夫在领导重工业方面的卓著成绩和为奥尔忠尼启则所倚　重，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根本不认为皮达可夫是敌人，是他反对滥杀无辜的恐　怖政策。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他到狱中探望皮达可夫时对后者所说的话。卡　冈诺维奇对自己在交通部的同事的相反态度也是一个旁证。奥尔忠尼启则认　为，皮达可夫的事情似乎被他安排好了。可是，突然证明一切都是虚假的，　他被无情地愚弄了。一个好同志被无端地镇压，对他的感情自然是一个很大　的刺激。他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仅是这样的感情上的刺激还不至于　把一个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引向绝望。事实上，在皮达可夫被处决后，他仍旧　进行了奋争。这说明不是皮达可夫的死使他绝望，而是使他愤怒和震惊。他　看到不讲信义任意杀人的作法会成为一个多么可怕的先例，于是，他决定尽　全力进行最后的斗争，以反对恐怖政策。　　帕普里亚不仅是他的兄长，而且是他的革命的引路人。帕普里亚被捕和　经过折磨后，后来被贝利亚下令枪决了。他的要好的朋友和同乡，在格鲁吉　亚政府工作的米尔扎别基扬，与帕普里亚一道被枪决了。继他的哥哥被处决　后，他的外甥马克耶夫联合企业的经理格里戈里·格瓦哈里亚也消失了。重　工业部门的重要领导人鲁希莫维奇、古列维奇、托钦斯基等许多人被捕或消　失了。还有许多大工厂、大企业的领导人也消失不见。亲人、朋友和同事的　被镇压，无疑对他是沉重的精神打击。这也是大清洗的组织者对奥尔忠尼启　则的一种精神折磨手段，他们企图采取这种办法把他压垮，使他最后屈服，　变成莫洛托夫一样的人。但是，奥尔忠尼启则不是莫洛托夫一类的人。逮捕　他的兄长和外甥也没有使他绝望或屈服。他忍受着痛苦的煎熬，要起来制止　恐怖政策的继续执行，拯救那些尚未遭受迫害的优秀干部。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奥尔忠尼启则与斯大林的本质矛盾。有一次，当奥　尔忠尼启则得知重工业部下属一个大联合企业的领导人被捕的消息后，按捺　不住自己的愤怒，拨通了叶若夫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骂叶若夫是一个卑鄙龌　龊的马屁精，要求他立即将案件的材料送来。接着，他又拨通了斯大林的电　话。说着说着，他就气得浑身发抖，满脸胀红。他对着电话喊起来：“科巴，　为什么你不给我打招呼就让内务部逮捕我的人？”斯大林简短的回答还没有　完，奥尔忠尼启则就打断了他：　“我要求这种恣意妄为停下来！我现在还是　政治局委员嘛！我要把一切翻个底朝天。科巴，即使这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　一次行动也要干！”　（41）　　当时的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奥西波夫—施密特在奥尔忠尼启则去世后回　忆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仍关心着工业的技术改造问题：　　　“我认为，谢尔戈同志在2　月17　日午夜时分，即他最后一次离开重工业　人民委员部大楼时对我们说，　‘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要使人们掌握新的　最高技术成果　掌握技术的新干部，这是我们主要的和最好的资本。爱护、培　养和发展他们，这就是中心的任务。’”　（42）　　曾经查阅奥尔忠尼启则档案材料的历史学博士鲍利索夫教授说，奥尔忠　尼启则直到生命结束的前一天仍在为国家大事操劳，　“在他的办公室的最后　一页日历上写着下一天要做的事：会议、电话、各种会见。在他生命的最后　一天见过他的人同样证实说，他当时情绪积极，还约会了明天要见的人”。　　（43）他的妻子说：“谢尔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认真地准备着在联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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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全会本来要在2　月19　日召开。”（44）这充分说明，皮　达可夫和帕普里亚之死并没有压倒他。　　恐怖政策与反恐怖政策矛盾的激化，使奥尔忠尼启则本人成为迫害的对　象，在向他施加压力的同时，在贝利亚担任党的第一书记的外高加索，内务　部门受命加紧工作，强迫被捕的人作出诬陷奥尔忠尼启则的假供。1955年　11　月，苏联最高法院对前内务部一些要人进行审判时，公诉书中就提到他们收　集关于奥尔忠尼启则的黑材料的罪行。另外公诉书还提到他们把对奥尔忠尼　启则的亲属和朋友进行迫害作为向他施加压力的手段。贝利亚是斯大林的亲　信，外高加索当时是他的王国，他权力很大，炙手可热。同时他年轻气盛，　野心勃勃，时时都企望得到主子更多的青睐，一步跨过高加索山，进入克里　姆林宫的最高领导层。因此，他如果没有摸透主子的心思，如果没有主子的　授意和批准，他当时是不敢擅自整斯大林的战友和同事的黑材料的，况且他　要整的人是可以直呼斯大林过去的化名　“科巴”的人。因为，如果他把宝压　错，会一下子从权力的高峰摔下来，粉身碎骨的。　　所以，人们通常关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是由皮达　可夫案件引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斯大林想整掉皮达可夫，奥尔忠尼启则反　对，两个人之间因此闹得很不愉快。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奥尔忠尼　启则直到审判结束前，一直相信他能保住皮达可夫的命，当时在皮达可夫的　问题上他还没有和斯大林闹僵。可是那时候，他的哥哥已被贝利亚秘密处决，　侄子被捕了，他在重工业部门的许多同事也被捕了，贝利亚也在整他的材料。　因此，他和斯大林的矛盾本来就存在，就在发展。那只消灭皮达可夫的黑手　同时也伸到了他的身边，随时准备扼住他的喉咙，在审判会上，组织审判的　人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穆拉洛夫在秘密审判中背诵被准备好的供词时，　承认谋杀莫洛托夫的计划，但明确否认对奥尔忠尼启则的谋杀意图。还有一　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一天，内务部趁奥尔忠尼启则不在家的时候搜查了　他的家。内务部的人何以竟敢搜查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的家呢？这一　行动的本身就说明了全部问题。晚上，奥尔忠尼启则下班回来，被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