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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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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的威逼和劝说，皮克尔在生与死的选择中屈服了。最后，他请求 见见雅哥达，以证实关于保释他并委以外任的诺言。雅哥达当面慷慨地答应 兑现诺言。于是，皮克尔在米罗诺夫为他拟定的一份供词上签了字，答应在 未来的公开审判的闹剧中担任一定角色。但他不像奥利别尔格和赖因霍尔德 陷得那么深。他的供词主要是诬陷自己和季诺维也夫，而拒绝任意招供加害 其他被告。他作出供词后情绪消沉、冷淡，时而流露出他本性中的伤感，对 前来狱中看望和招待他的内务部老友说： “哎，伙计们，真可怕呀，看你们 把我扯进了一个多么肮脏的勾当里！”⑤ 1936 年 5 月，叶若夫等认为需要 再找两三个像奥利别尔格那样可靠的人，这些人应该供认他们是由托洛茨基 本人派遣并且是接受托洛茨基本人的当面指示后回国进行恐怖活动的。于 是，莫尔恰诺夫便选择了两个人选，他们是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 弗里茨·达维德，原名伊利亚—达维德·伊兹赖列维奇·克鲁格良斯基， 德共党员。1926年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到德国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返 回苏联。1936年6 月被捕前在共产国际工作，同时担任 《真理报》的顾问。 科农·鲍里索维奇·别尔曼—尤林，1921—1923年为立陶宛共产党党员。 1923—1933年为德共党员。1933 年 3 月经德共中央同意来到苏联。1936 年 被捕前担任 《为工业化而奋斗报》外事处编辑和顾问。 1936年6 月，他们二人被捕后，经过内务部莫尔恰诺夫等人的“加工”， 当然不外乎施加压力和欺骗，做出了下列供词：1932 年 11 月底，他们分别 在哥本哈根拜访过托洛茨基，并从他那里接受了进行恐怖活动以反对斯大林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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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季联合中心”的确定 按照斯大林关于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指示，雅哥达和维辛斯基于 1936 年6 月19 日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这个名单共82 人， 被指控为参加了恐怖活动，雅哥达和维辛斯基建议将他们作为恐怖组织的参 加者，按 1934年 12月1 日法令，交付军事法庭审讯。在致斯大林的信中， 他们还提到了是否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按同样法令交付法庭审讯的问 题。他们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是恐怖活动的组织者，但在 1935年初 “莫斯科中心”的审判中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审判后仍继续策划谋害党和 国家领导人。斯大林不同意雅哥达和维辛斯基提出的只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 公开审判的意见。他通过叶若夫向内务部传达了他的指示：要举行一次对托 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统一的审判。 斯大林的指示决定了即将举行的公开审判的方向和内容。内务部改变了 过去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分别进行侦查和秘密审讯的作法，全 力投入了制造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工作。可以说，“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就是这时候正式确定的。关于这一工作 的领导和进行情况，可以从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在1937 年 3 月 19— 21 日举行的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骨干会议上的讲话看出。按他的说法，当时 雅哥达和莫尔恰诺夫企图阻挠对托—季集团的侦破，他们竭力把托洛茨基集 团与季诺维也夫集团割裂开来。还在1936年4 月，莫尔恰诺夫就竭力证明舍 梅列夫、萨福诺娃、奥利别尔格这些与斯米尔诺夫有牵连的人，他们的恐怖 团体已经被侦破，可以到此为止，这就是托洛茨基中心，而所有其余的人都 与此案没有任何关系。对已经被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内务局侦破的恐怖组织案 件即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案的侦查，莫尔恰诺夫则极力予以诋毁和阻挠。在 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进行了干预，以把对托洛茨基集团的侦破工作推向深 入。当时，叶若夫在他的别墅里秘密召见了阿格拉诺夫，向他传达了斯大林 对托洛茨基中心案侦破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指示，责成阿格拉诺夫采取措施， 揭破还未揭破的托洛茨基匪帮及托洛茨基本人的作用。叶若夫甚至说，如果 阿格拉诺夫不把这件事抓起来，他将亲自召开内务部工作会议，进行干预。 阿格拉诺夫说： “正是遵照斯大林和叶若大的这些指示，采取了措施， 才揭露出了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中心。然而，根据新的材料开展的侦破工 作远非是顺利的。首先，莫尔恰诺夫暗中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尽力缩小这一 案件。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保存在内务人民委员 部负责莫斯科州的那个局里，材料与德赖采尔、皮克尔和埃 （埃斯特曼）有 关。这样，才使侦查工作能够转向新的轨道。”⑥阿格拉诺夫被叶若夫召见 以后，亲自参加了 “联合中心”的立案和侦查工作。1936年 7 月 23 日，阿 格拉诺夫与内务部的负责干部А·拉济维格夫斯基、Г·雅库博维奇、Л·西 马诺夫斯基一起，亲自对在押犯前托洛茨基分子德赖采尔、前季诺维也夫分 子皮克尔进行了复审，从他们口中得到了下述供词，即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 维也夫分子的 “联合中心”是基于恐怖活动的一致而成立的。 叶菲姆·亚历山德罗维奇·德赖采尔原是托洛茨基的卫队长，1919年入 党。在国内战争中先后任团、旅和师的政委。因其战功得到两枚红旗勋章。 1927年他带头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游行，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捕前 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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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赖采尔和皮克尔是在内务部的压力下作出伪供的。这一点可以用阿格 拉诺夫的话和内务部莫斯科局副局长拉济维洛夫斯基的话来说明。1936年 12 月 20 日，拉济维洛夫斯基给叶若夫的报告中说，托洛茨基分子德赖采尔是 1936 年提到莫斯科进行审问的，而季诺维也夫分子皮克尔的被捕要晚一些。 很明显，还没有被捕的皮克尔不可能作出什么 “联合中心”存在的供词。他 和德赖采尔被审问和重新审问，是因为需要让他们作出某种需要的供词。拉 济维洛夫斯基的报告中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三个星期以来，通过对德赖 采尔和皮克尔极其艰巨的工作，终于使他们开始交待。”⑦当德赖采尔和皮 克尔的交待材料交给雅哥达时，他在有关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莫斯科中 心”的交待旁边写上了 “不确”二字，而在德赖采尔关于他得到了托洛茨基 下达的杀害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指示的交待旁，写下了 “谎言”、“捏造”的 字样。叶若夫在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上也谈到了雅哥达的看法，说他认 为德赖采尔、弗里茨—达维德、M ·卢里耶等所有的人的交待都是胡说八道， 他在审问记录上直接写上了 “胡说八道”、“无稽之谈”、“不可能”的字 样。 尽管德赖采尔和皮克尔的供词根本站不住脚，但它们却被案件的制造者 们作为立案的基础。 “联合中心”一案的审理工作走上了新轨道。1936年2 月底在莫尔恰诺夫主持的内务部工作会议后，内务部主要是侦破所谓的托洛 茨基中心，现在侦破工作的任务则是侦查 “托—季联合中心”。不久，所有 的被告都被迫作出了相应的交待。 以上就是所谓的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形成的经过。叶若 夫在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像阿格拉诺夫的讲话一样，也证明了 这个过程。 “叶若夫：当对这一案件的侦查刚刚开始时 斯大林：什么案件？ 叶若夫回答说，是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案件。叶若夫 在讲话中叙述了该案侦查的过程。按他的说法，一开始内务部有人企图把托 洛茨基中心案大事化小。斯大林觉察出这一点，下达了继续办案的指示，并 责成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他在讲话中点了莫尔恰诺夫的名。他说： “莫尔恰诺夫一直试图缩小这一案件：他竭力把舍梅列夫和奥利别尔格说成 是单独行动的特使，开庭审理或者审判一下，就可以结束，如此而已。有一 点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即所有的供词，即由德赖采尔、皮克尔、埃斯特曼这 些主要罪犯所作的关于莫斯科地区的供词，这些供词根本不被理会。他们就 这样闲聊：德赖采尔是什么人哪，他和托洛茨基是什么关系呀，和谢多夫， 和柏林是什么关系呀，都是些胡说八道，无稽之谈等等玩意。总之，他们的 话题就贯穿着这种情绪，谁也不想把德赖采尔也好，埃斯特曼也好，皮克尔 也好，与整个这一案件联系起来。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⑧叶若夫对莫尔 恰诺夫等人的办案态度进行了谴责。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掌握所谓“联合中心” 存在的材料。在上面提到的 1937年3 月国家安全局骨干会议上，叶若夫自己 就说，在逮捕有关人犯的时候并不掌握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的材料，侦查工作 只好依靠向人犯施加压力并从他们身上挤出的材料。按叶若夫的说法，就是 把人犯砸破。 从以上所述事实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托洛茨基恐怖阴谋集团，季诺维也 夫恐怖阴谋集团，还是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其存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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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确定都是主观的、唯心的和专断的，是凭借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制造的。 但是，在当时苏联的条件下，这样的极少数人的意志是无法违抗的，是内务 部和检察院这样的法律机构和各级党政机关所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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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刑讯和屈辱 内务部为了贯彻上级指示，要把根本不存在的 “托—季联合中心”这样 的阴谋恐怖集团挖出来，就只能凭借专政机关的强大威力，采用各种非法强 制手段，强迫人犯承认罪犯身份，编造罪行，作出伪供。这一点可以从许多 人犯在受审时所写的申诉书中看出。 奥利别尔格遭受两次审讯后，于 1936年 1月27 日写了一份申诉书，这 份申诉书说明了他被迫作出伪供的情况。申诉书中说：“1月25 日您对我进 行了最近的一次审问后，我心里充满了可怕和痛苦的死亡的恐惧。今天，我 已经比较安宁些了。我觉得我能够诬蔑自己，无所不能，只要能结束痛苦就 行。然而我还是没有力量往我自己身上抹黑，张口说出明显的谎言，即我是 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的特派员等等。我来苏联是出自自己的本意。现在， 当我已在监狱的时候，我才明白，这是一种荒唐犯罪的举动。我对此感到痛 苦和后悔。我不仅是自己倒霉，而且祸及了我的妻子和兄弟。现在我明白了， 我这一步是多么不对，我说的是我根据不可靠的信息来到苏联，隐瞒了我过 去曾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经历。”⑨第二天，奥利别尔格又交了一份申诉书， 恳请内务部领导召见他。他想当面举出一些人证来，说明他没犯过指控他的 罪行，说明他无罪。 奥利别尔格的申诉根本未被审理，后来在法庭上也没有提。他后来开始 承认自己有罪，承认了对他提出的所有指控。 捷尔—瓦加尼扬的申诉说明了他被非法审讯的情况。 瓦加尔沙克·阿鲁秋诺维奇·捷尔—瓦加尼扬被定为“托—季联合中心” 中托洛茨基派的三名代表之一。捷尔—瓦加尼扬是一个有教养的亚美尼亚 人，为人正直谦虚，1912年入党。十月革命前，他在莫斯科士兵和工人中进 行革命鼓动工作。他对党的事业必胜的强烈信念，他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 加上他那黝黑英俊的脸膛洋溢着的友善和真挚，他那深沉的嗓音所蕴含的坚 韧和信心，使他成功地发动了莫斯科中心彼得洛夫兵营两个团的起义，向盘 踞在克里姆林宫的士官生部队发起了进攻。革命胜利后，捷尔—瓦加尼扬被 任命为莫斯科党委会军事部主任。1918—1920年，他曾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和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内战时，担任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他 不关心个人的仕途升迁，不像有些带着私念加入革命队伍的人那样，革命时 瞻前顾后，革命胜利后则居功自傲，追逐名利地位和权势。他结束了自己的 戎马生涯后，便潜心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担任 《在马克思主义旗 帜下》杂志的责任编辑，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左倾反对派 失败后，他被开除出党。以后，一直被作为异端分子，过着时而被任用时而 被放逐的动荡不定的生活。因涉足所谓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案，1933 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4 年恢复党籍，但 1935 年又被开除并被流放到哈萨 克斯坦。 捷尔—瓦加尼扬被捕后，由内务部外事局副局长别尔曼审理他的案子。 别尔曼还没有完全丧失革命的良心，但他受党的纪律的束缚，必须违心地执 行上面的命令。他为捷尔—瓦加尼扬坦荡的革命胸怀和一身正气所感染，与 他建立了友谊，没有对他施以酷刑，一直以党的利益和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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