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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全二册-出书版)-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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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只有一个选择：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
李如松此时正从宁夏战场带着无上的荣誉归来，征尘未洗。他来当这个指挥官，众望所归。
于是，李如松从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改成了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另外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福建道御史彭而珩等人还不失时机地举荐了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李如梅、李如梧等人，也都在东征军中各有职务。其他人选如杨元、张世爵等人，都是南北一时名将。
但大明祖制是“以文驭武”，这种国家级的军事动员，必须要用一位文官来担任最高统帅。石星倒是想自己去，可于规矩不合，于是这个职位便落到了一直在辽东忙活的兵部右侍郎宋应昌身上。
宋应昌是会稽人，嘉靖四十四年二甲进士，在大明官员中学历只算是普通。他历任降州守、户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河南布政司参政、山东巡抚、江西布政司右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这一长串履历相当热闹，六大部委干过四家，朝廷和地方都有过任职经历——可是惟独没有与军事相关的。
石星为何要选这么一个人呢？因为宋应昌这个人，是出了名的不务正业。他本职工作多是庶务民政，可他本人的兴趣爱好，却是打仗，没事就上书朝廷，对各地边境政策指手画脚，一个主意接着一个主意地出。象他在山东当巡抚的时候，老百姓生活水平没怎么改善，军备水平倒提高了一大截。
在壬辰年八月份的时候，朝廷名义上还没决定出兵，但万历皇帝授意石星可以开始作前期准备工作。石星希望这件事要低调、秘密地进行，因此负责人必须懂军事，擅于统筹，又不能有太强烈的军方背景，以免刺激到朝廷。
挑来挑去，石星想到了这个不务正业的军事狂。经过一番运作，石星在八月十三日把宋应昌从工部平调到了兵部，然后立刻把他派去了辽东准备。
宋应昌六月二十四日才刚刚从大理寺卿升任工部右侍郎，两个月都没到，居然又转到了兵部。这在万历朝，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要知道，当时万历皇帝正在消极怠工、变相罢工，以示对大臣们的抗议，多少职位因为他拒绝签字任命而常年空缺。从这个人事任命，我们就能觉察到石星背后万历皇帝的身影。若没有他大开方便之门，石星断然无法如此随心所欲地操纵人事。
宋应昌确实不负众望，他到辽东以后，采取了“先固己，再救人；先由近，再及远”的原则，开始有条不紊地整顿，修缮城墙道路，安排粮草调运，检查武器库存等等。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明军在辽东境内的补给与运输从来没出过任何差错，全赖这位“不务正业”的大人用心之故。
有鉴于他这份辛苦与功劳，等到朝廷决议一定，宋应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经略。
朝廷还为宋应昌下面设置了几个副手。沈惟敬是其中一个，他立了大功，被实授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另外还有两位副手，都是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巧合的是，两个人名字里都带一个“黄”字。
一位叫刘黄裳，除了毛笔字写的非常好以外，没什么特别的。而且这个人有点缺心眼，进入朝鲜觐见国王的时候，别人都是嘘寒问暖，他上来劈头就问国王的生辰八字，说要给起一卦，搞得李昖莫名惊诧。（《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三日）
但另外一位就不同了。
这位名字叫做袁黄，字坤仪，负责赞画军前兼智朝鲜兵政，也就是在前线给李如松担任参谋长。这位参谋长，乃是大明朝的一代奇人。
大明朝从来不缺天才，但是却很少看到袁黄这样的全才。袁黄兴趣广泛，涉猎广泛，偏偏脑子还特别好使，什么东西一拿起来就会，而且都是精通。几十年下来，他的简历里特长这一栏长得不象话：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天文学、历法、几何、算学、岐黄之术，甚至还弹得一手好琴。
在万历二十年，袁黄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脑子一点都不糊涂。这四万大军的衣食住行、军器马匹、沿途驿站粮草配置，全都装在这个老头的脑袋里，分门别类，丝毫不乱。他还嫌这点东西不够费脑子，找来朝鲜地图和一堆战报，盘腿开始研究进军路线、情报分析和针对日军铁炮的战术策略。
袁黄是嘉善人，从小就目睹家乡被倭寇蹂躏的惨状，对于日本人丝毫没有好感而且也很熟悉。这次有机会亲手报仇，袁黄自然要全力以赴。一个天才要倾力出手，他的敌手显然是要倒大霉了。所以有他陪伴着李如松在前线，石星和宋应昌都放心得很。
这一文一武，可以算是万历一朝的最佳组合了。
整个大明，这个时候都开始活动起来，各类边境动员整饬的琐碎事务，充斥在这期间的明代史料里，大明为这场战争作到了什么地步呢？仅举一例：山东地方在十一月初上报，称泗水亟需疏浚，否则明年必成水患。工部回复说先等等，这会儿没空搭理你们，等明年春天打灭了倭寇，腾出手来再修。（《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庚申）
总之，大明这辆庞大的战车，终于在各方面的齐心协力之下，从开始的摇摇晃晃，发展为缓步向战场推进。这辆战车上集结了一朝之精英，准备一战定乾坤。许多人的命运，得以改变，并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其中最显著的效应，发生在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身上。这个人叫杨应龙。
杨应龙是四川播州人，靠近贵州。家族世袭土司头衔，传到他这一代，已经是二十九代宣慰土司，在当地的势力根深蒂固。
杨应龙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一直试图在播州这个小地方搞独立，对当地大明官员十分不屑。有人告他有谋反的意图，在朝廷引起了很大争议。四川官员认为要抚，贵州官员认为要剿，两边官司吵到北京，最后万历皇帝亲自拍板，让蜀黔两省联合调查，万历二十年，杨应龙前往重庆接受勘问，结果一来二去，居然真查出来他有谋反事实。按照大明律，这是要杀头的——可就在这时，朝廷出兵朝鲜的决定传到了四川，川将刘铤奉命率领五千川军开赴前线。
杨应龙意识到这是个机会，立刻上书朝廷，表示自己愿意戴罪立功，带播州兵壮前往抗日前线，打小鬼子。朝廷正觉得兵力不足，这提议正中下怀，便把他放回播州整军。这一放，便是放虎归山，从此播州边境再无安宁。
杨应龙回去以后，不再理睬大明官员，反而纵兵攻打贵州、四川等地城镇。朝廷多次派兵围剿，都被击败，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这场叛乱才被彻底平定。播州之乱，也因此与宁夏之乱、壬辰倭乱并称为万历三大征。
最后，在这一章的结尾，说一点题外话。
大明的出兵决策是万历皇帝的杰作，但兵部尚书石星于其中居功阙伟。如果没有他运筹帷幄，居中周旋，无论朝鲜派出多少使者，也是无济于事。他是朝鲜的大恩人。
朝鲜人对石星的这种义举感激涕零，他们决定要报答一下——用自己的方式。朝鲜人开始思考，石星为何却对朝鲜如此讲义气？他义助朝鲜的深层次心理动机是什么？
还是在那本叫做《壬辰录》的朝鲜小说里，是这么解释的：话说在嘉靖年间，朝鲜派了使节前往北京出访，其中一位使团成员叫做洪彦顺，是个朝鲜大富豪。洪彦顺到了北京以后，闲来无事四处闲逛，在妓院无意中发现一位风尘女子，气度不凡，攀谈之下发现她居然是一位高官之女，因父亲失势而沦落青楼。洪彦顺豪爽地拍出重金，为她赎身。
作完好事以后，洪彦顺又碰到一个年轻的四川读书人，叫石星。这人垂头丧气，郁郁寡欢，一问原来是京科落榜，没钱回家。洪彦顺又大发善心，给了年轻人一千两银子，还把那位薛姑娘陪给他返回四川，鼓励他三年以后继续来考。
果然三年以后，石星得中状元，从此进入官场，平步青云。所以他对朝鲜人关怀备至，感激涕零，日后力排众议出兵朝鲜，正是他向洪彦顺的报恩云云。
不知道身为直隶东明人，而且在嘉靖已未科一次便中进士的石星看到朝鲜人这么编排自己，会是什么表情……
其实朝鲜人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他们对于自己的敌人，也喜欢用这种手法。
比如在一则朝鲜人笔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话说在壬辰年八月，平壤城里有一位妓女，叫做桂月香，被倭将小西飞所宠爱。桂月香一边与小西飞虚以委蛇，一边暗暗把一名朝鲜勇士金景瑞带入城中。入夜之后，金景瑞上了风月楼，把小西飞的脑袋砍下来，和桂月香一起逃跑。桂月香体弱跑不动，于是金景瑞将其杀死，只带着城主脑袋离开平壤。从此桂月香被朝鲜人民尊为义妓，世代传颂。（《春坡堂日月录卷八》）
金景瑞确有其人，时任顺安的助防将。不过这个小西飞，历史上的身份却很成问题。
小西飞肯定不是小西行长，因为后者是死于关原之战后的京都六条河原。实际上，小西飞的真实身份，是小西行长的手下内藤如安，他因为被主君赐了苗字“小西”，又有飞驒守，喜欢自称为小西飞驒守。中、朝两国不谙日情，以为这是两个人，结果以讹传讹，内藤如安便成了小西飞和驒守藤两个人。
但问题是，内藤如安也没死，他后来还跟沈惟敬去了北京谈判，一直活到了关原后。
桂月香的故事，后来又发生了一回。这次的主角还是一位朝鲜女性，叫做朱论介。据传说，朱论介是庆尚道兵马节度使崔庆会的妻子，崔庆会在晋州会战中被加藤清正打败，被杀。朱论介怀着仇恨化妆成妓女，潜入日军在矗石楼召开的庆功会。加藤清正麾下有一员勇将叫做毛谷村六助，看到朱论介姿色不凡，上前攀谈。朱论介一把抱住毛谷村六助，一起坠下南江殉死。
不用说，毛谷村六助肯定也活到了战后。在江户时代，他以剑豪与相扑高手之名著称，至今在福冈英彦山还有他的墓碑……
第十五章 只想和你谈谈心
大明终于决定动手了，可“决定动手”和“动手”之间，并不是完全同步。
此时各路兵马尚未全部到位，粮饷都在筹措运送途中。最重要的是，最高指挥官李如松还没从前线赶回来，他不在，仗是不能打的。
这一切筹备，都需要时间。
沈惟敬当初在九月初与小西行长约定，五十日内——也就是十月二十日——必有回复。大明成心要拖时间，所以小西行长提出来的那几条要求，在廷议的时候直接被否决了。既然要出兵打他们，那还谈什么谈！
可日本人和朝鲜比较实在。小西眼巴巴地在平壤城一直等着，朝鲜人也在惴惴不安的掰着指头算日子。到了十月二十日，五十日已满，却还没等到沈惟敬的身影，小西有点着急了。
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在北边的加藤清正，已经送了一封信给在义州的国王李昖，说只要朝鲜愿意投降，他便把两位王子放回，永修盟好。加藤这一手，明摆着是跟他抢生意来了。若是议和之事被加藤拔了头筹，那可就要压倒自己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而在自己的大后方，义军的风潮仍未减退，李舜臣更是肆意横行，甚至在日本已经有了流言，说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等人在朝鲜战死。（《多闻院日记》天正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小西一急之下，带领手下出城转了几圈，传话给朝鲜人：“沈惟敬再不来，我们就打到鸭绿江去。”还大剌剌地大造攻城器械，故意让朝鲜人看见。
宋应昌这时候在山海关正忙活着。他算算进度，恐怕还得再等一两个月，于是把沈惟敬叫过来，吩咐他再去平壤城一趟，拖上一拖。沈惟敬领命而去，日夜兼程，在十一月初七抵达鸭绿江边境。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入朝鲜了。除了议和，他还肩负另外一个使命，就是侦查日军在平壤城到底有多少兵力。
到了边境以后，沈惟敬没有马上奔赴平壤。他知道谈判技巧，摆的谱儿越大，越容易让对方产生敬畏，急忙忙地赶过去反而会被看轻。于是，他呆在义州，先派了一个叫娄国安的随从去平壤，先把养在倭寇窝里的沈嘉旺换回来。
娄国安到了平壤城，先提出要看看人质安危。小西行长把沈嘉旺带出来，娄国安一看，发现这哥们儿……胖了。原来沈嘉旺在平壤城作人质时，待遇相当丰厚，小西行长每天好酒好肉伺候着，除了有两个卫兵形影不离，其他没任何不方便的地方。
看到沈惟敬的代表到了，小西行长心中略安，看来大明的人没有食言，只是迟到而已。他赏了娄国安银子，还送了沈嘉旺一把倭刀。沈嘉旺临走前，小西行长问说你们家沈游击什么时候能到？沈嘉旺回答：“现在快冬天了，日短夜长，再说我家沈老爷年纪大了，每天走不过五十里，差不多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到吧。”
小西行长点点头，写了一封信：“叫你家老爷赶快来吧，我们都等急了。”沈嘉旺把信揣好，走出平壤城，忽然发现不对劲。
从东边的大同门到西边的普通门，到处站满了日本士兵，盔甲鲜亮，旗帜如林。沈嘉旺在平壤呆的这几个月，本以为已把日军底细摸了个大概齐，此时放眼望过去，发现这些士兵一半以上的旗号都不认识——显然是从别处集结到平壤的军队。
小西行长咧着嘴拍了拍沈嘉旺的肩膀：“我听说朝鲜人又整出几万人马，你们沈游击还从大明带来十几万人。想和谈，没问题；想打仗，我也奉陪！”（《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七）
看来日本人也不缺心眼儿，已经对大明的和谈诚意起了疑心。
沈惟敬接到沈嘉旺的报告以后，一点畏惧之色也没有。旁人都劝他小心，他满不在乎地表示没事。沈惟敬如此镇定，是因为他这一次来朝鲜，带了一样东西，拿黄包袱皮仔细包住。只要有这样东西在，不仅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还能顺利地完成拖延的使命。
沈惟敬没被吓着，朝鲜君臣却被吓了一个屁滚尿流。十一月十五日沈惟敬一路徐徐渡过鸭绿江，朝鲜人听说以后，急得不行了。他们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大明出兵，怎么能让一个混蛋的和谈行动把这一切给毁掉——何况和谈的条款，完全就是牺牲朝鲜利益为前提。
于是，在沈惟敬朝义州赶路的时候，朝鲜使臣也一波波地往辽东赶，向杨绍勋控诉，向宋应昌控诉，向都察院御史控诉，向一切可以控诉的人控诉。（《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
这样一种心态之下，朝鲜人对沈惟敬的态度，已近乎敌视。沈惟敬在十一月十七日抵达义州，驿馆的接待官吏懒洋洋地给他扔来一坛酸酒，几个破碗，气得沈惟敬把筷子扔地上，转身走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与此同时，出使辽东的使臣们纷纷回报，说辽东那边态度冷淡，对朝鲜的控诉不闻不问。尹根寿接到报告，仔细琢磨了一番，有点反应过来了——朝鲜大臣们这是关心则乱。他连忙禀报李昖，说沈游击这次来，估计是为了麻痹敌人，骗他们先放了两位王子，再攻打平壤。
李昖根本不信任这个老骗子，反问敌人凭啥听他一句话就放人？尹根寿自己也没底，只得含含糊糊回答说天朝熟知倭情，里面藏着什么玄机我也猜不出来。李昖撇撇嘴，不信。
等到接见沈惟敬的时候，李昖一点没客气，劈头就质问道：“听说你是来和谈的？我们跟日本血海深仇，天朝怎么能跟这种小丑讲和呢？”沈惟敬是何等样人，岂能被区区一个朝鲜国王唬住，当即回答：“当初我跟日本人约了五十天停战，可不是为了他们。那是因为朝鲜是雨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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