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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插队手记-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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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不以为然地对邵子昂说:“那诗中的‘你我儿女’可能并不包括你我这样的知青吧?主要还是指开国元勋的下一代。”
邵子昂很认真,他说:“应该是泛指年轻一代,是指共和国的同龄人,怎么能不包括我们呢?”
我不再作评论,但告诉他一件事:“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虽然出身工人家庭,但却很有想法,他琢磨了很久,写了一篇《中国当代各阶级分析》的长文,寄给高层领导机关。结果,他被隔离审查了。”
邵子昂听后,良久不语。
125、洗衣缝被 '本章字数:160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4 17:48:53。0'
在哈尔滨开了三天的知青座谈会,又去参观了好几个兵团和知青农场。
说实在的,我很羡慕兵团和农场有那么多年轻人,但他们100多人甚至200来人睡在一个大宿舍的生活环境,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插队知青的生活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像我们知青点,已经盖了三栋房,最早盖的女知青一栋房是四套房间,每套住4个人;后来盖的两栋男知青房,每栋两套间,每套现在信4个人,将来如果需要,一套就是一户人家。
我认为这些房已经够最后能留下来在农村成家的知青用了,新的计划是再盖一栋200平米的大食堂,全部砖瓦结构,水泥外墙,拱型屋顶,靠江边那面墙的窗户要设计成整块大玻璃,能对黑龙江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色一揽无余。
这个食堂平时也可作为生产队的社员会议室。
所以,尽管兵团农场算国家职工,插队的是挣工分的农民,但我觉得还是插队比较自在一点。
不知不觉已经离队十天,终于可以往回返了,我归心似箭。
回队第二天我就下地干活去,发觉自己真像个农民,一干活就觉得全身舒服,心里踏实。
平时最不喜欢干的就是洗衣服补鞋袜,真叫人挠头。
一般我是这样安排的: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在一个麻袋里,等到箱子里实在没有衣服好换了,我就请一天假,洗一大堆。当然,有时因工作太忙,换到最后一件还是没法请假,就从脏衣服里挑一件稍微干净点的支撑一下。
那天,我在江边洗了好大一堆衣服,够我支撑个把月的,然后又把被子拆洗了。
晚上,我趴在炕上缝被子,让县里来的知青慰问团老何看见,跑到女知青宿舍大喊大叫:“谁去帮他缝被子?”
一会儿来了五六位女知青,老何跟在后面一个劲儿地嘀咕:“他这么辛苦,又要忙队里的事,又要管知青点的事,怎么就没有人帮他洗个衣服缝个被子?”
大家听了笑,我也笑。
其实,这些活我都会干。不要说洗被缝被,还在我15岁父母被隔离审查的那年,我就学会了用缝纫机给弟妹补衣服。
我对大家说:“你们回去,这么点小事,我自己会弄。”
王晓晗抢过我手中的针说:“来都来了,就让我们来缝吧。”
下乡五年,让女知青帮我缝被子,这还是第一次。我站在那里,有点尴尬。
昊宇见我闲着没事,把我叫出屋外,说:“前些日子见你忙,有一件事没告诉你。”
我问:“什么事?”
昊宇说:“老吴这个副队长当得不咋地,上次分猪时社员为什么冲进猪圈自己抓?那是因为老吴知道当天要分猪崽,一大早别人都没起床呢,他就自己先去猪圈抓好了。”
我惊谔:“不会吧?我一大早和他商量时,他同意抓阄的。”
昊宇说:“你去和他商量,他什么都会同意的,因为他那时已经把猪崽子抓好了。那天他眼看着社员到猪圈抢猪崽,为什么连屁都不放一个?心虚呀。”
昊宇那天是配合老吴一起抓阄的,最后轮到老吴抓阄时,老吴说不抓了,报个账就行。昊宇追问为什么?老吴这才支支吾吾地把自己已经把猪崽抓回家的事说了。
我听了只剩下摇头了。
昊宇接着又说:“平时社员对老吴意见很大的,他经常把轻活分给自己的亲戚,从来不愿意上第一线。”
我说:“我也注意到了,原想问题还不严重,现在看来我要找老吴谈谈心了。”
昊宇说:“你找他怎么谈?这到底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还是毛主席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我说:“那是理论问题,我要谈的不是理论,而是事情本身。”
我找老吴聊了,他光听不吱声。
第二天,我听妇女队长张春芳提醒我:“老吴和刘承新都对你有些意见。”
我问:“什么意见?”
张春芳告诉我:“说你主观骄傲。还有,说你不会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迟早有一天要被上面抽走。”
我知道,我有点得罪他们了。
老吴是因为这抓猪的事,我批评了他;刘承新是那次牛车工分的事,也结下了梁子。
有意见不怕,就怕不沟通。
下班后,我先去老吴家坐了坐,唠了些队上的事,问他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没啥;然后我又去刘承新的家,闲聊了几句,征求了他最近有些什么想法?他也说没啥。
老吴没有提抓猪的事,刘承新没有提牛车工分的事,我也没直接问他们对我有没有意见。我只是想表达一点:我对事不对人,他们对我如果有意见,无论何时都可以当面交流的。
126、喂马这活 '本章字数:196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9 20:53:16。0'
这一天下班后,曹士英的老婆哭哭啼啼地跑来知青点找我:“士英前些天腰又犯病了,连井水都挑不了。这个家靠我一个人实在撑不下去了。”
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家里三个孩子,大的今年上学,连学费都没有,可士英今年就没挣几个工分,这日子怎么过呀!求求队长能不能给士英安排个能干的活?”
我是看不得眼泪的,对她说:“你先回去,容我想一想。”
上海知青下乡前,生产队有一批当地返乡青年,大都高中毕业,年长我们几岁。
知青下乡后,一口一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被这些人看不起,成了他们排斥的对象。
知青不知道队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只知道他们与贫协的一些老农经常有言语冲突。既然大家相互间不喜欢,那就少来往些罢了。
后来,工作队来队里搞一打三反,有人揭发他们常聚在一起听“黄色唱片”,工作队就将他们当作“××小集团”整了一下。其中杜义田被拿掉了团支书职务,曹士英被劝退出武装民兵。
这时我们才知道,曹士英已故的父亲解放前在瑷珲古城里有一家最大的商店,解放后,被定为当地的“资本家”,这家店后来在公私合营时成了大队部和武装民兵连部。
但他家里毕竟有些“老货”,包括留声机之类。文革初,几个当地高中回乡的青年听“黄色唱片”一事,就发生在他家里。
其实,他们听的“黄色唱片”不过是一张梅兰芳唱的老京戏。
自从这次“一打三反”之后,他们精神消极,情绪对立,牢骚满腹。
四年后我当队长的时候,这些人也大都成家有了孩子,消沉在养家糊口的平冗日子里了。
我是个不想卷入内部政治纠纷的人,平时跟他们没有私下来往。没想到鬼使神差地,贫协安排我在年初一去他们其中之一的杜义田家过年,这才对这些人几年来的苦闷有了一些了解。
我鼓励这些曾经挨过整,在队里还算有点文化的人出来为生产队出力,但他们总是以“同有些人合不来”为理由而拒绝了,大半年过去,也没什么效果。
曾经年轻气盛的曹士英更是悲观失落。他原先在生产队当马车老板,有一次从马车上摔下来,留下了腰伤的后遗症,不能再赶马车,也不能去大田干活。去年分红时,他倒欠了生产队的钱,这根家庭的顶梁柱倒下了。
我能想像得到,曹士英老婆前来向我哭诉,那一定是生活把这对夫妻逼到了无法顾及面子的困境。
作为个人,我同情他,作为队长,我也有责任关心他。
当然,我不能一个人贸然决定此事。在队委会上,我摆了曹士英家的困难,然后又说了一个情况:
“喂了两个月马的老段最近多次提出不想在夜间喂马了,一开始他提出家里只有两床被子,小孩倒有三个,平时他和小儿子睡一个被窝。自从他到马棚过夜后,就一直没盖过被子,说自己受不了。我以为真,就把自己的大衣给他送去了。这几天,老段又找了个理由,说是不习惯夜里干活,他是真不想干了。我也觉得长期这样下去不行,还是换个人吧。曹士英以前是生产队的车老板,对马匹习性十分熟悉,喂马又不是重体力活,我想就让他夜里喂马怎么样?”
无人响应我的提议,沉闷很久。
刘承新打破了沉闷,提出不同意见:“曹士英父亲原来是古镇上开店的资本家(其实顶多也就算是个小业主),曹士英本人在一打三反中被清出武装民兵,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而且生产队夜间喂马的人连带着要看场院,这集体财产能给曹士英这样的人看管吗?”
说完,他还语重心长地提醒我:“这可是个阶级路线的大问题呀。”
我解释:“现在生产队真没有什么轻活儿好安排。再说,生产队是要依靠贫下中农,但同时也要团结95%的社员,包括出身不好甚至犯过错误的人,像曹士英这样长期无法下地干活,连家都顾不过来,生存都成了问题,我们哪怕看在那三个小孩的份上,也要想办法让人家能挣工分生活呀。”
大家听后虽然仍不吱声,脸色却表露出同情。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队里的人吧。
刘承新看懂了大家脸色,不再反对,但也不表示支持。
围绕这件事,队委会竟然花费了三个多小时也无结果。我说:“这样吧,把这事报到大队,听大队的决定。”
在向大队党支部书记汇报这件事时,郭木森没有表态。
我向他补充了一点:“生产队的权力在贫下中农手里,用不着怕这些人,如果发现他有问题,我随时可以撤换。”
郭木森最后对我说:“生产队的事,你们自己决定吧。”
就这样,曹士英当上了饲养员。
每天夜里,在我回宿舍熬夜看书记日记之前,我都会去马厩看看。
这并不是对曹士英夜间喂马不放心,而是我当队长后一直都有这样的习惯。
很明显,平时寂静得只听见马匹嚼草的马厩,现在总有一个身影在里面忙乎。
曹士英把喂马的谷草铡得细细的,把马料拌得匀匀的,还随手带着铁爪,将一天劳作回来沾泥的马梳得干干净净的。
每次看到我,他的脸上微微一笑,也不说话,继续忙自己的。
十多天后,赶车的老板们说:“现在马精神了。”
再过十多天,社员说:“现在马长膘了。”
我突然悟到:一个挨过整,正处在困境的人,对待来之不易的工作一定会比一个普通人尽心十倍。
我甚至暗暗地庆幸,并且坚定地相信:良心,往往会在无意中让我们做对一些事情。
127、稻籽事件 '本章字数:153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7 23:30:10。0'
一年一度最累的活开始了。
今天稻埂已经叠完,开始拉水耙,撒籽播种了。
晚上下工回来,我们穿的破棉袄上面滚满了泥浆;腰里扎着铁丝,脚上穿着高到大腿的水靴,背着干粮袋,一脸尘土。
我有点上火,喉咙哑了,眼睛也发炎了,白天在稻地水池的阳光反射下,两眼疼痛。
但这都已经不重要,让我感到揪心的是一件怪事:泡在水渠里四千多斤稻籽,其中有一千斤左右竟然掺进了小麦!
今天早上,是种水稻的第一天,背稻籽的肖明打开包一看,傻眼了,马上跑来报告我。
社员开始议论纷纷,选稻籽装包的活是保管员李胜俊负责的,是他故意?还是疏忽?一时气氛十分紧张。
我没有声张,只是把撒籽经验老道的富农老曾头找来,问他:“这稻籽你能不能撒?”
他用手在草包里扒拉了几下,说:“大概有三分之一小麦吧,只要手里掌握好,没问题。”
我说:“那好,这一千斤稻种由你来撒。”
下工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事。
我没有回知青点,而是跟马车直接到了队里,追查这一千斤稻种的装包过程。
李胜俊有点紧张,支支吾吾地说:“那天二线妇女选籽干得很晚,天已经黑了,在装草包时不小心把两袋麦播后余下的小麦籽也掺了进去。”
他打开仓库,指着堆放小麦籽的地方说:“我也是第二天早上才发觉少了两袋小麦的。”
晚上,队委会开会,研究处理稻籽掺进小麦的事。
我问:“出现这样的事故,按惯例应该怎么处理?”
贫协主任刘承新兼治安工作,他说:“要报上级公社,由他们来调查。”
我再问:“如果查出来是装包时工作失误,结果会怎么样?”
他说:“这就不好说了,要查清楚是不是有人破坏春耕生产,现在晚上看场院……”他看了我一眼,不说了。
我说:“事情没那么复杂,我已经调查清楚,跟晚上喂马人毫无关系。是夜里装包看不清,把余下的二三百斤小麦籽混进去了。这件事由我向公社汇报吧,大家不要传七传八的,集中精力搞好水稻播种生产。”
事情并没有像刘承新讲得那么紧张。公社在听了我的调查汇报后,觉得涉及到的只是二三百斤小麦,而且我对事情的调查已经很清楚,就没有再派调查组,只是嘱咐我们要严格把好春耕各个关口,不要再出任何差池。
从公社回来,已经很晚,我敲开了李胜俊家的门。
他打招呼时,声音有点颤抖。
我笑了,轻松地对他说:“为了稻籽的事,我忙到现在连饭也没吃,给我倒杯水吧。”
他拿了两只馒头,还倒了一杯糖水,问我:“要不要些咸菜?”
我说:”不要,这就够好的了。”
我向他通报了公社的嘱咐,还跟他一起商量了在仓库保管上应该注意的事项。
临出门时,李胜俊脸上的紧张已经松弛,他一直把我送到院子的栅栏门前才返回,喃喃自语地说:“是个好人,是个好人。”
第二天,继续召开队委会,主要是梳理能上稻地干活的主要劳力,同时安排好二三线大田备耕的生产。会议最后,我把稻籽一事的调查和公社对此事的要求也进行了沟通,并在会上提出生产队的团结问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说是社员的团结,点明了就是指昨天稻籽事件中,有人动不动就习惯于无端的猜疑,弄得人人防备,气氛紧张。
但好多人并没理解我的意思,讨论起“团结和依靠”的问题来。
有两种意见:
一、认为依靠对象是贫下中农,另外也要团结整个生产队95%的社员一起干。
二、认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这些人已经不再盛气凌人,成家过日子了,但是不能团结的。
两种意见进行了争论: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认为,不能狭隘,要考虑大局,从自己是干部这一点出发,“小鸡肚肠”是不行的。
持第二种意见的人认为,不要怕那些人,不要迷迷糊糊睡大觉。
只有李胜俊,知道我想说什么,对大家说:“初一那天,队长在我家说的‘人定胜天’那个意思,现在想想,有道理呀。”
我想了想,有些话不便说透,于是对大家说:“我只是顺便听听大家意见,大家各自发表意见,不争论不结论,我们一起慢慢思考。目前的关键是搞好团结抓好春耕,不要无事生非,把大家心弄乱了。”
128、春回大地 '本章字数:184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8 17:01:48。0'
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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