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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插队手记-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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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里，扭秧歌的队伍已经从四乡八邻赶来。
王雄涛听见秧歌队吹响的锁呐声，看到雪地里走来打着灯笼的长龙，来劲了，从秧歌队里拽过一只灯笼，硬拉住我一起扭。
他有点醉了。
大庆招工没去成，他想醉，而他真的就醉了。
他没有踩着秧歌的锁呐节奏，自顾自地扭着，还死命地抓住我：“快扭呀，你看，农村太有味道了，真开心呀！”
他摔倒了，滚了一身雪，爬起来继续扭。
刘金鹏要拉他回去，他推开，对我说：“我们两个永远在一起，扭起来呀！”
我理解他因为一连串的不顺需要发泄。我对他说：“你不要倒下去！”他说：“我靠着你，我没有倒下去！”
我随着他也一起扭了起来。
东北过年历来就有扭秧歌的传统，但我从来没加入过。在黑河师范时，记得学校有一次组织同学去街里扭秧歌，一早大家就忙开了：折树枝、剪纸、扎灯……我先扎了一个圆灯笼，不行，太一般，扔了；又用五根树枝扎了一个长着红缨穗、半腰上挂着四只大耳朵、很长很长的灯笼，这才觉得有点意思。
晚上，在人们一阵哗笑中，我拿着它走进秧歌队。我不会扭，只是跟在秧歌队的后面走，但这只怪模怪样的灯笼却吸引了很多人。
怀抱小孩的妇女拍着还不懂事的孩子叫着：“快看，快看呀！”
六七岁的小孩跟着我，叫道：“嗨！大苞米！大苞米！”
有人高兴地叫着：“唷！格只灯笼瞎嗲！”一口沪语，一听就知道是上海知青。
今天，在王雄涛的拽拉下，我扭着笨拙的步子，随秧歌队的长龙，进了边防站的大院。秧歌队在这里头尾相衔，转成了一个大圈。
跟在后面的我们，看见了秧歌队的头：一个女的披着花花绿绿的床单，两个男的画了假胡子，戴着瓜皮帽和马褂长袍。
刘金鹏对王雄涛说：“你看，这算什么东西？不扭了，回去！”
王雄涛醉得什么也看不清，强睁眼看了看，把手中的灯笼对着穿马褂长袍的扔了过去：“呸！”他唾了一口。
我趁势说：“去他的，回家！”推开人群，和刘金鹏一起，把王雄涛搀扶着走了。
回到知青点，王雄涛吐了。
蔡景行早就醉了，宴会一散就回屋躺在了炕上，见我们回来，嘴里喃喃地叫着：“啊！知青，前进的动力，祖国的未来！”
年初三，开了一天队委会。
刚散会，大队郭书记就来找我，谈初二晚上我们大闹秧歌队的事。
他开口就说：“真是胡闹，喝醉了酒，跑到大街上耍酒疯去了！”
“秧歌队里有男扮女装，我们看不惯……”我想找个理由。
他打断我的话：“什么看不惯？越说越复杂，不就是老乡披了被单扭秧歌嘛？说你们喝醉酒的事就行了！”
我不再吱声。
“是不是你带头的？”他追问。
“是。”我不想牵扯到其他人。
“那晚喝了多少酒？”他还问。
“不知道，准备了30瓶白酒，反正全喝完了。”我回答。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喝多了又是什么？”郭书记很认真地生气了。
我知道，他在明示我，喝醉酒，这是最好的解释。东北这地方，喝趴下了闹酒疯，没人会计较你。
“是喝醉了。”我承认。
郭书记就醉的错误讲了半天大道理后，让我走了。
119、四号病 ＇本章字数：143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8 17：05：32。0＇
宋集屯水库一年一度的维护工程又开始了。今年给我们队的任务是采石修渠。
队委会决定，以知青为主力，由我带队去18公里外的水库采石修建水库，由吴队长在队里组织车马往地里送粪备耕。
正好，我上任后，对仓库物资和往来账目的摸底清理也全部结束，当晚开了一个社员大会。
我把生产队的地块面积、仓库里的种粮储备粮、账面上的流动资金、场院里的大型机械、马圈猪圈里的马牛猪……通统向社员作了一次交底。
我希望大家能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集体，有收益大家分享，有困难大家出力。并对春耕之前的水库和送粪两大活进行了人员安排和动员。
第二天，我带着一批年轻人去宋集屯水库，住在一户当地的老乡家里。
晚饭后，赶了一天路的我们东倒西歪地躺下休息。
房东端来热乎乎的一大盘饺子，把我们给整懵了：怎么这样客气？让我们显得十分不好意思，推让好久，房东说：“今儿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按我们这儿规矩，吃了这顿饺子，年就过去啦！”我们这才不再推让。
吃着饺子，想着上海的亲人、知青点的战友，心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早上起来，我们来到采石场。
这是一片蒿草丛生、树密雪厚的山坡，已经有其它队的民工先期来到这里，各自占了一片，在那里丁丁当当地打炮眼，轰隆轰隆地炸石头。只见巨大的山坡上锤起锤落，硝烟弥漫，碎石乱飞，车来人往，穿梭不停。
采下的石头是按立方米来计算的，任务完成就可以撤退。
第三天，队里派人来告诉我：边境一条线上的马匹得了四号传染病，死了好多马，我们队里也死了一匹。有人猜测是对岸老毛子的马过境后把疫情传过来的。
再以后，坏消息不断传来，第二匹、第三匹……一共28匹耕马，这样死下去怎么行？
马匹运输成了备耕的决定性矛盾，我心急火燎地返回生产队。
老吴一见到我，摇头叹气，说自己伤心得已经连饭也吃不下去了。
晚上，开队委会，重新调整车马，力争解决向地里送粪的运输问题。
谁知第二天一早，队里又死了一匹马。
公社兽医站提出：沿江大队全部马匹都必须停止干活，封闭马厩，防止传染。
往地里送粪的活全部停下了。
死马要拉出去深埋，场院里社员三五成群，议论纷纷。
竟然还有人哈哈大笑：“没活干了，待着吧。”还有人说：“这下生产队可完了，种水稻时拉水耙没马，更有好看的了。”“这**生产队，没个搞好！”
我陷入了极度困境。
晚上，召开社员大会。
我把马匹死亡和送粪停止的困难向大家摊牌，特别指出：在目前的困境中，消极悲观是没有出路的，幸灾乐祸更令人不能容忍，这不是在看队长的好戏，而是在全体社员伤痛的心上撒盐。
会场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一般。
有人在下面叫道：“马不行，用人拉！”
会场嗡地一声，低低的议论像闷雷滚滚，延续了几秒，有人打破低沉的议论，大声呼应：“用人拉！”
更多的声音炸雷般响起：“用人拉！”
没有更多的语言解释，大家都知道将去干什么了。
冬天的雪还没化。
第二天一大早，爱辉古城的南北道上，前进着一批年轻人，他们一人牵一个自己连夜打出的雪爬犁上工了！
刨粪的工地上，有人把一块特大的粪矗在地头，用雪抹上了“大干”两个字，洁白的，老远就能看见。
从粪堆工地到大田地里，只见雪爬犁川流不息。更有五六个人拉着一个大爬犁“哗哗”地趟过大街，吸引了所有的过路人，看得直吐舌头。偶尔有卡车路过，也闪在一边，让我们的拉粪爬犁先过。
一天干下来，算了一笔账：三十多个人，抵上六七辆马车，送出了平时一天五分之四的粪，虽然少了一点，但备耕没有停下，尤其是人心齐精神爽，消极悲观之氛围一扫而光。
昨天还在骂骂咧咧“这**生产队，没个搞好”的人，也加入了拉粪的队伍，脸上流淌着汗水，显得特别卖力。
120、惊马狂奔 ＇本章字数：164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30 00：58：28。0＇
人拉爬犁送粪的事，传到了县里和地区。
地区农林办的张宝民特地到生产队来看我，得知我们生产队位于瑷珲古城，是公社所在地，土地分在西边和北边两片，相隔很远，人力马匹每天奔波在路上的时间要超过别的生产队一半以上，他不停地叹息：有台手扶就好了！有台手扶就好了！
在大队机耕队的蔡景行听了说：有手扶，我就回队里干！
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的心情依然沉重。
“四号病”来得快去得也快。
十天时间，队里死了6匹马，疫情总算过去，公社兽医站同意给马匹解禁。
生产队的备耕生产重新进入正常。
算起来，我们一共拉了七天雪爬犁，一天也没耽误备耕生产。
马匹解禁的第一天，车老板都套着马上地拉粪去了。在马厩里禁闭了十天，终于能放开四蹄出来溜达，马儿也显得十分兴奋。
看到马厩里有一匹老马和瞎马，我也驾上它们，赶着马车往地里送粪。
空车回来的路上碰到一帮队里的家庭妇女，嘻嘻哈哈地背着捡来的黄豆上了车，说是让我捎带她们回家。
好不容易捱过人拉爬犁的紧张日子，这些家庭妇女闲了下来，相约一起到地里捡收割时落下的黄豆。这不是队里派的工，而是她们自己捡回家去的。
在车上，她们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看到我一本正经赶车的样子，跟我开起玩笑来：“看着眼热了吗？哈哈哈！”
我不屑地问：“就眼热你们这点黄豆？”
她们只顾从自己的心理来猜度我：“眼热的话，就赶紧讨一个老婆吧，到时候也能整整小日子。”
我没理睬她们，对马吆喝了几声“驾！”
马儿跑起来了，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颠得这帮老娘们一个个大呼小叫。
路过大庙采石场时，突然“咚”的一声炮响，马儿惊得撩开四蹄，猛地向前窜去。“咚！咚！”又连着两炮，马儿拚命顺大道狂奔。
那帮家庭妇女惊叫着，捡来的黄豆散落一路。
我紧拽缰绳，站在车上大声吆喝：“吁――！”可是马儿根本不听，“得得”的乱蹄声揪人心肠。
飞奔的马车进街了！左前方有一堆柴禾，我急忙喊“约！”毫无作用，外套是个瞎马，撞上了柴禾，只见它踉跄了几步，就摔倒在地上，辕马还是一直向前，拖了有七八米才停下。
我下车一看：瞎马尾巴磨去了好几缕，风一吹飘了满地；左后蹄闪了一下，走道有点瘸；右后腿磨去了铜钱大小一块皮，滴着血。辕马没事，但鞍子摔坏了，后鞦断了一条连皮，肚带头上的皮也丢了。
那帮娘们一个个连滚带爬地从车上下来，一边叫着“吓死我了！”一边还不忘回过头顺道去捡她们以为别人都会眼热的黄豆。
我整理好马车，重新套上辕马，牵着瞎马回队部。
生产队送粪备耕步入常态，我又不放心水库的采石任务了，他们连续在山里干了近半个月，情况到底如何？
我返回宋集屯采石工地，出乎意料的是，知青听说了队里用人拉爬犁送粪的事后，也给自己鼓劲大干，每天的采石量在整个采石场里名列前茅，采下的石头堆满了现场，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晚上，我开了一个会，告诉大家，已经到三月底，小麦播种开始了，水稻地也要刨埂，劳力要逐步向春耕倾斜。因此，主要人员从采石场撤回生产队，剩下几个，一边做好收尾工作，一边等待大队拖车上来运石料，运完石料也全部回撤。
第二天上午，我和回撤的人来到西岗子车站，打算坐长途车回队。
可是车站突然加强了对边境居民证的检查。我们出来干活的，没有带那东西，以前只要说一声就放行上车了，可今天怎么说也不行。
没办法，为能早一点回到队里，我想走回去。和其他人一商量，他们出来了半个月，也都归心似箭。于是大家放下行李，留一个人等待马车来接，其余步行三十多里地，赶回队上。
一路上，轻松悠闲，毕竟肩上没有重担，还迎着阳光和春风，大家唱着歌。
路上的残雪在升起的太阳下慢慢融化，大片的麦田已经被拖拉机耙得平平整整。
东北早春三月底，10多公分的土壤表层刚刚解冻，下层还是冻土时，拖拉机就开始顶凌播种小麦。小麦种在冰上是不会死的，而小麦的收获季节却是在伏期火热的高温天气，所以人们称小麦是“种在冰上，死在火上”。
北国早春的景色和即将播撒的希望，让我忘却了来回奔波的烦恼。
当队长已经两个多月了，从“哑炮”到“四号病”，一连串的事，虽然我不觉疲倦，倒也感到十分吃力，我给自己鼓劲：加油，决不倒下！
121、公开回应 ＇本章字数：1789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1 09：13：55。0＇
带着水库大部队回队的当天晚上，听说牛大爷母亲生病了，我和蔡景行一起去探望。
一进屋，见牛大爷的母亲在炕上躺着，并无大碍，见我们还打了个招呼。
牛大爷坐在炕尾，抱着家中那条大黄狗。我很少见老乡在家中抱着狗的，问他：“这狗怎么了？”
牛大爷说：“它倒是没什么，但有人说我妈病了，是这条大黄狗每天晚上叫的原因，要我赶紧把这狗杀了，否则会要人命的，我才不信这套呢！”
他摸着大黄狗的头，向我一一摆乎这狗的优点：它不馋，从不吃小鸭小鸡，连队上杀猪时搁在一边的猪肉也从来不碰。还机灵，能逮黄鼠狼，去年冬天，和老贾家的狗一起，把一只黄鼠狼撕成了两半。
说着说着，他眯起眼笑了，一脸的怜爱。
他母亲也笑了：“人老了病多，这关狗什么事呀！”她换了一个话题，对我说：“你当队长呀，要哄着点社员，甭让别人说你有偏心。”
我问：“说我偏心谁？”
牛大爷抢过话头：“那还用问，说你偏心知青呗。”
我笑了对他说：“我看你还偏心知青呢。”
牛大爷：“知青大老远从上海来咱这穷地方，爹妈又不在身边，多可怜，咱尽点力帮着点也应该呀。”
刚下乡时，我们才十六七岁，被老乡关心了四五年。现在我们已经20出头，当了队长、队委，生产队的电磨房、豆腐房、喂猪、喂马这四大后勤也都有上海知青，在这个生产队当了一大半的家，角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在牛大爷的眼里，我们还是当年刚下乡时应该呵护的孩子。
其实，现在应该是我们来关心老乡的时候了。
出门，蔡景行对我说：“连不出门的老太太都听到说你偏心知青的话了，这是有人故意四处放风，你要警惕了。”
我陷入沉思。
这个生产队位于古镇中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屯。社员来自镇上各种人员，没有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与固定的宗族关系。自合作社以来的二十多年，各种矛盾不断变化，年年都要换队长。
正是在这些矛盾的缝隙中，知青才成了生产队的中坚力量。
在王雄涛当了一年队长后，部分人沿袭年年换队长的习惯，不再想让知青当队长，选举前就鼓动：“知青啥都不懂，还是当地户当队长好。”
我被选上队长后，让这些人感到有点失落，“哑炮”、“过年安排拖延”、“四号病有人乐”等等的发生，都与此有关。
眼看我们一步步度过难关，有些人憋得忍不住了，他们不敢当面，但却在背后放风：知青当队长就是偏心知青。
这些现象当然值得注意，在日常用工派活时，一个不小心，就会产生老乡与知青的矛盾，直接影响到春耕生产。
当然，也没必要紧张过度，我始终认为充其量这只不过是部分人一种狭隘心理的反映，对此，我可以采取慎重对待、只干不说、促进团结的方式，将矛盾平息在萌芽状态，但也必须公开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把复杂的问题透明化、简单化。
春耕动员，我在社员大会上安排好各路人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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