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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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吵了起来，曹士英的嘴臭，骂娘，于是张庆民就动手了。

当然，这背后另有原因。

先不管这原因是什么，反正，曹士英挨了打，顺势撂下马，不干了。

我正好想拉水耙，跑上去说：“我干吧。”

也不管队长是不是同意，接过马缰绳，跃上了马，就向水稻田里奔去。

我和其他几个拉水耙的知青把马并在一起，向高出水面的土上兜水。马挤在一起，随着噼哩啪啦的蹄子击水声，溅起无数的“泥花”，在我们身上、脸上开了一大片。

赶马的吆喝声，把小鸟吓得跳在半空中“吱吱”直叫，不敢落地。

在我们的合力围剿下，哗哗的水向前涌成一股潮，不可阻挡。

肖明是赶马拉水滚的，这活儿很稳当，在我们拉水耙之后，他再用很长的水滚跟在后面把泥土压得更平整，这样，才能撒下稻籽。看到他身上一尘不染，我们集合起来，向他冲去。20多只马蹄子，像20多挺水枪，把泥浆扫向他！

立刻，他变成了一只泥猴子。他一手挡住脸，一手挥鞭对我们直摇摆：“站下！站下！”但终于倒在泥浆里，溅起的泥花，全扑在一旁抹稻埂的小莎身上。

小莎是三毛子，即祖辈那代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尽管她的皮肤不再是白人了，但整个人的轮廓却同俄罗斯姑娘相像。

在黑龙江边境一条线上，有土生土长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有清朝政府派遣屯营的满族八旗水兵的后代；有清初的大迁民；有清末民初的闯关东；有日伪时期抓来的劳工；有大跃进年代的支边，还有二三十年代从苏联逃难来的俄罗斯人，当然也就有了中俄混血儿。

衣服被弄脏了，小莎有点恼，对肖明叫道：“咯应人！”

“谁勾引你啦？”肖明刚从泥中爬起，有点莫名其妙。

“咯应人！咯应人！就是咯应人！”小莎连说三句，一转头走了。

肖明在她身后大叫：“你不要瞎说！”

也在抹稻埂的当地青年刘蛮子哈哈大笑：“人家说讨厌你，没说你勾引人！”

刚来农村，上海知青还听不懂东北话里的很多方言。当然，当地人也听不懂很多上海话方言。前两天，肖明已经为此闹过误会。

他去供销社，对营业员说：“买钮子。”人家姑娘骂了他一句：“耍流氓！”羞得捂着脸跑了。

事后才知道，当地人把男人的把儿叫作“牛子”。你对着姑娘家说“买牛子。”那不就是耍流氓吗？

中午休息时，我觉得右脚像有人用小刀割了一下，抬脚一看，大脚指头裂了个大口子，红的肉全露出来了，不能使劲。

　　
　10、掏老哇子窝　＇本章字数：1357　最新更新时间：20121216　13：10：45。0＇
10、掏老哇子窝

小兴安岭的背脊上，要修筑一条100多里长的战备公路，时间四个月。

生产队决定从新知青中抽十来个人去，并让老知青王涛雄带队。

王涛雄来自于上海虹镇老街，讲义气，动感情，个头不高，但却是摔跤好手。

队里的东北大个张庆明不服气，要和他比试比试，他抱起王涛雄左甩右甩，王涛雄就是倒不下去。

而王涛雄喊一声“右倒！”大个子果真从右倒了下去，王涛雄再喊一声“左倒！”大个子又从左边倒了下去，就像个沙袋一样，任由王涛雄拿捏。此后，大个子服了他。

我扎坏了脚，休息在家，屋里空荡荡的，因为外出修战备公路的知青都已经出发了，我的心里好像也空虚了许多。

等我的脚好了，水稻地的活儿也忙完了，妇女老人种的苞米地都出了苗，大地一片生机。

那天，我们去给北树林边上的一块苞米地补苗。

树林里有许多老哇子，也就是乌鸦，老上这块地里扒苞米粒吃，弄得地里的苞米苗缺了好多。

大家一边补苗一边说着前两天黑龙江上发生的一件事：

离我队不到八里地的一个生产大队，有两个社员在黑龙江上打渔，被两艘苏联边防小艇两面一夹，连船带网都给劫走了。

直到三天后，在我方的交涉下，才被放了回来。

说得正起劲呢，队长孙洪才骑了自行车到地头，要我和他一起去北树林里掏几个老哇子窝，说抓几个小老哇来，吊在苞米地里，老哇子就不敢来扒拉苞米粒吃了，挺管用的。

北树林的松树，都有20来米高，我三下两下就爬到树梢，手快碰到老哇子窝了，心里嘭嘭直跳，伸长脑袋向窝里一探，叫了起来：“有四只蛋！“

队长说：“那没用，扔了它！”

我不想扔，可是放在口袋里又怕下树时碰破了弄一身脏，只好照办。

半天，我爬了6棵树，抓了11只小老哇子，全吊在了苞米地。

第二天，队长让我带云龙一起继续掏老哇子窝。

上第一棵树时，我就抓了5只小老哇子。

云龙运气不好，第一棵树是只空窝。他又上第二棵树，可能是心太急了，一连踩断了五根树枝，差点从树上掉下来，我看了吓出一身冷汗。

谁知他上去惊叫起来：“四只猫头鹰崽子！”

接着，他把一只只猫头鹰崽子从20多米高的树梢间扔下来。小猫头鹰还没学会飞行，一只受重伤，其余三只倒完好无损。

我凑近一只仔细地看，黄黄的眼珠，浑身绒毛，嘴里发着“嚇嚇”的反抗声，很凶。

拿回青年点后，老乡说这玩意儿养不活，我们又把它们放回林子里去。

晚上，我把掏老哇子窝的事记在日记里，觉得很有意思。

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当别人都睡着后，只有我一人醒着，做两件事：先记日记，再背诗。

已经背了四十多首了，这本手抄的《少儿诗歌300首》，从春秋的《诗经·伐檀》到清末秋谨的《对酒》，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诗。但毕竟是古代诗词，要读懂也不容易。好在北大荒变幻无穷的大自然和社会底层农民的生活，丰富了我对这些诗歌的理解，而豪壮或婉约的诗歌又薰陶了我对人生的理解。

记完日记，十点，时间还不算晚，我翻开手抄本，背王维的《观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睡在我左边的国明还醒着，说自己有些想法，要跟我闲聊。

猛然，睡在我右边的蔡景行一下子掀开自己的被子，翻身从挂在墙上的书包里摸出一把钳子，嘴里气鼓鼓地叫着：“哼！要不把电线掐断，你们是不想睡觉的！”

话音未落，电线已经“卡”一声落下来了。

一片漆黑。

我听到国明那气得呼呼直喘的声音，拍了拍他，让他不要生气，然后轻轻地钻进被窝睡觉。

妨碍别人睡觉总是不太好，第二天，我在被窝里打起了自己的小电筒。

　　
　11、捅马蜂窝　＇本章字数：1307　最新更新时间：20121217　13：53：55。0＇
11、捅“马蜂窝”

晚上，生产队团支部召开一个团外青年座谈会。

支部书记是本地青年杜义田。

会议主题就是前几天关于本地青年张庆民和曹士英在水稻地里打架的事。

杜义田一上来批评了打人的张庆民。然后，让我们大家都发言表态。

冷场。队部会议室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互相看不清脸，谁也不愿意开腔。

杜义田点名让我先说。

我也没多想，说了一句：“打人总是不对的。”接着又补充了一句：“骂人也不对。”

杜义田双眼紧盯着我。

我想他可能嫌我说得太简单了。再说些什么呢？我想起那天曹士英说队长脚扎了活该，于是就又多说了几句：“现在队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大家不是互相关心，而是互相发难。比如有人打骂还不会干活的新知青，嘲讽年轻队长孙洪才，甚至新知青下班回来给老乡挑水、晚上组织学习，都会受到白眼。我希望改变这种风气。”

团支部书记听了我的发言后竟然大发雷霆：“让你说稻地打架的事，你怎么岔开了？”

我说：“这都有联系的，大家平时一直很有意见。”

杜义田见我还嘴，更生气：“你们新知青刚来没几天，别把尾巴翘到天上去！”

我很纳闷：我捅了谁的马蜂窝呢？

我从小就是个鲁莽和粗心的人。记得母亲讲过我三岁时的一个故事，在公园里远远地看到一个草地，我兴奋地奔向它，跳了进去。

但我却跌进了一个长满了浮萍的水塘！

“鲁莽和粗心”就此成了我儿时一直被大人唠叨的缺点。

然而，在我依稀的记忆中，那次事故留下的只是它的美：我挂着一身的碧绿，没有一丁点儿灰尘。

在大人的唠叨下，这竟然成了我的性格，便也决定了我的命运。

尽管我现在小心翼翼地不像儿时那样“鲁莽和粗心”，但难以改变的是：我骨子里仍然不会在乎周围的环境，我追求一切顺其自然；我从来也不十分担心上当受骗，我喜欢所有美好的感受。在我的生活里，似乎一切还刚刚开始，而且也并无目标，性格决定了无论历史或者周围的人和我有过什么误会，有过什么争吵，我就像儿时跳进水塘再爬起来一样，已经记不起一身的泥水了。回头望去，留在我心里的只有很美的、一尘不染的碧绿，还有远离了琐碎和污浊的快乐。

管它得罪谁呢，我无所谓。

会后，新来的邵子昂打着手电和我一起回青年点。

邵子昂是上海68届高中生，大我们五岁，他原来在别的地方插队，后来他父亲来到我们生产队当插队干部，他把关系也转过来了。

毕竟他比较成熟，分析说：“事情没那么简单，队里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我们是在公社所在地的古城插队，就拿本地青年来说，有社直干部的子弟；有父辈过去在古城开饭馆、照相馆、做小生意人的子弟。他们岁数大一些，学历也高一些，好多是高中毕业，再加上下乡早一些，经历了文革初期边境上抓“修特”运动，和队里的老农积怨甚多。

不过他们虽然人不多，能量却很大。

我今天提的意见算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所批评的现象正是这些人所为，而团支部书记杜义田则是他们一帮的。

反过来，本地青年中纯粹农民家庭出身的，一般都只读到初中就务农了，年纪略小一些，比较实在，不搞帮派，受到老农的支持，年轻的队长孙洪才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

邵子昂表示：我们应该支持生产队长开展工作。他还向我透露：上级就要派解放军工作组进生产队了；而且，插队干部也正在酝酿建立知青点领导班子。

说实在话，我弄不懂这些复杂的关系，也不愿意参与这些复杂的关系。

　　
　12、工作组进村　＇本章字数：1176　最新更新时间：20121218　12：16：13。0＇
12、工作组进村

解放军工作组来了，三个人，是边防连的老潘、老高、小江。

他们一来，就宣布全体社员每天早晨5：30到队部学习半小时，然后再上班。

学习的第一天早上，只见曹士英手里挥着马鞭，浑身摇晃着向队部走来，嘴里哼着“农业学大庆，工业学大寨，全国解放军学工农。”哼完了哈哈大笑。

杜义田也笑着大声说：“看来你是需要学习啊，到现在了，连谁应该向谁学习也没弄明白。”

大家都知道他们话里有话，但谁也没搭他们的话碴。

在半个小时学习中，工作组老潘等人自我介绍了一下，再讲了一些现在的形势。

然后，大家出工。

已经进入夏锄铲地季节，这天去西边铲黄豆地，每根垅有二里长，铲一个来回，就已经到中午了。

一进田里，大家就像打仗一样，你追我赶，拼命向前。

杜义田、曹士英他们上工都要比我们晚，我们早上六点到地里铲地，他们到地已经七点。因为他们土生土长，会干农活，尽管晚到，收工时也不比知青少干。

他们总是自顾自铲到地头后，就坐在那里休息，看我们铲到头了，才站起来往回铲。我们只好一刻不停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想休息一下也不可能。

但毕竟这并不是什么技术活，下乡好几个月了，知青也有的是力气，几天铲下来，已经与他们并驾齐驱。

中午时分，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晒得大家浑身冒油，汗水刷刷地淌。

从今天开始，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上工，在田间劳动时，杜义田几个显得很亢奋。

一会儿他们叫喊：“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马上就有人接着叫：“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

一会儿他们又学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台词，拿腔拿调地说：“李向阳的突然出现，是有他的目的的。”然后一起高唱：“庄稼汉，嘿，庄稼汉，武装起来千百万……侵略者胆敢来，打的他人仰马也翻！”

他们知道这次工作组是冲着他们来的，于是叫呀唱的，为自己打气。

由于他们一向看不起才初中，或者说连初中也没读全的上海知青，平时就没给过上海知青好脸色。狂傲的心态，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把知青放到了对立面，认为知青是和那些贫下中农一伙的，是和年轻队长孙洪才一伙的。

11点半过了，知青食堂已经把饭送到地头，大家也正好铲完一个来回。带工的团书记杜义田看看手表，却说：“每人再干一根，就完成任务下班了，加油干哪！”

有几个知青嘀咕着：这不是捉弄人吗？

我算了一下，再铲一根垅就要到下午2点才能吃上饭，食堂送饭的回去还要挑水喂猪，时间也不够了。但一想，他们正在风头上，又是带工的，与之争吵没意思。只要他们能干，我们也能干。

于是，我什么也没说，走到垅前拿起了锄头。

杜义田这时阴阳怪气地笑了：“休息吧，我是考验你们知青的觉悟高不高！”

他们几个觉得很开心，一起大笑。

其实真没什么好笑的，他们的大叫大唱，已经让我们感到一种怪异；而他们对我们的所谓“考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被嘲弄。

一种最起码的自尊，让我被迫从心底里对他们产生了反感。

在他们开心的笑声中，我打破了原来不愿与他们作对，只求明哲保身的幻想。

　　
　13、背后暗流　＇本章字数：1190　最新更新时间：20121219　08：41：26。0＇
13、背后暗流

中午，满天乌云，雷声隆隆，一股潮湿的土腥味，从西北奔东南而来。

这场雨如果下下来，那么干涸了的土地，又可以饱饮一顿了；半枯焦的苞米，也可以展开叶子，等着雨水的沐浴了。

杜义田等一些人参加工作组办的学习班去了，在西边这块大豆地里铲地的都是上海知青。

吃了午饭，我们在田间的地营子里僻开火辣的日头休息。

因为地远，老乡在田头用土垒起简易窝棚，他们把它叫作“地营子”，可以临时挡风避雨。

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木森正好路过，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前几天队里评五好社员不作数，现在要重新提名。

其实，那天评选会结束后，知青都很有意见，尽管新知青才来几个月，没资格参加评选，但老知青来了一年多了，也没有一个评上五好社员。

知青当时就想公开提意见，但被我们压下，让大家忍着点算了。

现在，大队党支部宣布重选，大家在地头欢呼了一阵子。

郭书记接着问：“杜义田这人怎么样？在青年的不团结现象中起了什么作用？”

大家七嘴八舌说：“早就看不惯了”、“这样下去还像什么生产队！”

郭书记静静地听后，讲了一通要大家敢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的话，走了。

雨没有下，天气格外闷热起来。

解放军工作组去搞外调了。

他们不仅到县里、到地区，还到西岗子去外调。

听说西岗子在日本占领时期，是日军的重要据点，当年古城里有一些人就曾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