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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生存-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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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沧试吹谋纭�
对公共资源的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定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哈定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我们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
哈定说，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解决途径，是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
对公共资源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共地的拥有即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第二种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
在实际中也许可以避免这种悲剧。当悲剧未发生时，如果建立起来一套价值观或者一个中心化的权力机构，这种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牧牛成本控制数量或采取其他办法控制数量。
中国北方草原荒漠化的问题
据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2001年新年的第一天，北京市和银川市发生沙尘现象，沙尘像雾一样笼罩在这两个城市的上空。生态警钟再次敲响。
河北境内的沙漠直逼北京，河北的怀来县离北京只有60公里！专家预测，如不想出有效办法对沙漠进行治理，过不了多长时间，北京将消失，被沙漠掩盖，像消失的楼兰文明。
土地荒漠化是中国重大的生态问题。中国土地的荒漠化集中在中国的北部，即内蒙、新疆、黑龙江、宁夏等省份。来自北面的风沙侵袭着北京，以至于北京的风沙一年比一年大，1999年发生了两次沙尘暴！
荒漠化的速度呈上升趋势。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土地荒漠化年均扩大1560平方公里；而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年均扩大面积为2100平方公里。目前的扩大速度为每年2460平方公里。这个速度还在增加。
现在普遍的观点是，荒漠化的原因，是由于人类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对土地的利用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在北方，雨水量小，土地上的生态系统脆弱，为了维持人口的过度增长对粮食等的需求，人们对土地的索取呈加速趋势。对土地的“滥垦”、“滥牧”、“滥樵”、“滥采”是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据调查，在牧区，草原上的牲畜严重超载已成普遍现象，牧区一般超载50％～120％，有的地区达到300％！
发菜是宁夏“四宝”之一的“黑”宝，宁夏的农民为了多赚钱，大规模地采集发菜，以销往南方，以至于当地政府不得不明令禁止这种行为，并将发菜从宁夏“四宝”中去除。而在甘肃挖甘草已成致富之路，据估计每挖10公斤甘草要破坏5。3公顷～7。3公顷的草地。
这与哈定的公共资源悲剧何其相同，其原因就在于环境资源是大家的。
发展经济与对自然的破坏
现在各国都在发展经济，GNP（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GNP是一国富裕程度的指标，或者说是国力强弱的指标，各个国家都在制订促使GNP增长的政策。然而，GNP的增长完全建立在对自然的破坏之上，可以这么说，GNP是对自然破坏的指标。
当然，有很多人不同意我这里的观点。为什么美国那么富裕，而对自然破坏得较少？美国的环境是保护得最好的。其实，这有三个原因：第一，美国的生产或消耗的原料有很大一
部分来自于别国，如石油来自中东，美国GNP的增长建立在他国对自然的破坏之上；第二，美国的产品许多是高科技产品，高科技产品对自然的破坏较轻，但它会加大人类的破坏力量；第三，像美国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往往难以被自然消解，自然对加工粗糙的产品的消解是容易的，而对用高科技制造出来的精巧的物品消解起来是缓慢的，但这种对自然的破坏不是那样直观，因此常被我们忽略。
可以这么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个人来说是没有选择的自由的。当周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发展机器工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生产出比农业社会更多的物资，并且可以生产出以前没有的东西，试想一想，有哪个国家看到这种情形还会无动于衷？并且重要的是，没有选择发展工业的国家面对周边国家的强盛，它的安全受到威胁，它除了被动地选择进入工业社会，别无其他选择。18世纪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西方国家相继进入工业社会。而远东的中国，在距离上离发生工业革命的西欧较远，直到19世纪中叶才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冲击——在列强枪炮的攻击下被动地接受工业化。20世纪的中国其实是被动地接受现代化的。在社会发展史上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生产力是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它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
我们这里要说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而是要表明：当前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经济、对自然进行破坏，是一个集体行动的悲剧。有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发展经济是好事，为什么能和哈定悲剧联系在一起？
发展经济对人类确实是好事，人类总不能生活得与动物世界一样。但问题是，当今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过渡时期，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环境的破坏。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格局下，拼命地向自然索取或者说掠夺是现时代的特征。每个竞争者——可以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这样想：我不发展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而经济的发展就是对自然的利用——无论这种利用是对自然中原始物的加工还是对中间产品的再加工，其结果都是自然被加速地破坏。这就是自然的生态状况愈来愈恶化的原因，其结果是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这也是囚徒困境。
许多人清楚人类目前的这种状况，但谁也没有良药，因为“破坏—发展”是占优策略，每个参与者采取“破坏—发展”成为集体行动的纳什均衡。这就是悲剧：大家都意识到问题所在，但大家都无能为力。
光天化日之下的违法
行为为什么总能成功？人类有许多关于猴子的故事，比如朝三暮四，杀鸡给猴看。其实猴子是没有思维的，它们有一定的群体意识，但没有社会意识，人们关于它们的故事其实是说人自己的。我们这里也讲一个猴子的故事。
在一个笼子里关了一群猴子，主人每过一天就打开笼子抓一只猴子去杀掉。每天主人来时，每个猴子都紧张，它们不敢有任何举动，怕引起主人的注意而被主人选中。当主人把目
光落在其中一只猴子身上时，其余的猴子就希望主人赶快决定。当主人最终作出决定时，没有被选中的猴子非常高兴。那个被选中的猴子拼命反抗，其余猴子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观看，这只猴子被杀掉了。这样的过程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最终猴子全部被宰杀掉了。
如果这群猴子群起而攻之，有可能会逃掉。但每只猴子不知道其余的猴子是否会和它一起反抗，它怕自己的反抗会引起主人的注意而被主人选中宰杀掉。
在现实社会中，窃贼在公共场所比如公共汽车上偷东西时，车上的乘客看到了，但不敢吭声。没有被偷的人想，反正被偷的待宰猴群的结局人不是我，我反抗了，我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遭到伤害；而不反抗虽不得益，但也不受损，我何必要反抗呢？这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偷窃行为为什么总能成功的原因。
窃贼在偷东西时发出这样的信号：如果谁反抗，将殴打谁。乘客想，窃贼的威胁是可信的：因为如果个别乘客反抗，而窃贼不殴打该乘客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乘客抓窃贼，窃贼将有可能被抓，因此窃贼必然欧打反抗的乘客。 乘客的策略及可能的支付为：反抗，有可能被殴打甚至受伤；不反抗，无所得也无所失。这一博弈过程为：
对于乘客来说，窃贼的威胁是可信的，因而乘客的最优策略是“不反抗”；而对于窃贼来说，乘客“不反抗”下的“不殴打”策略为最忧。
这一博弈的结果是，窃贼偷东西时“乘客不反抗，窃贼不敢打”，这是一“子精炼纳什均衡”。
这样一种群体不反抗的结果将使社会风气恶化，偷窃之风盛行。对个体来说，虽然这一次被偷的不是你，但下次你被偷的几率增加了。这使得我们都如同待宰的猴子，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己。这样，我们每个人的处境比以前更差。
如何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
我们看到，使乘客采取“反抗”策略，而非“不反抗”策略在于加大采取“反抗”策略的获益，而减少不反抗的获益。当“反抗”策略下的获益大于“不反抗”策略下的获益时，乘客就会采取“反抗”的策略。
加大道德宣传，培养人的道德感可以解决这个囚徒困境。增强人的道德观念就是加大“反抗”策略的获益，即：当反抗时，尽管有受伤的可能，但是道德荣誉感或道德满足感将使得乘客的心理有所补偿；而在窃贼行窃时，乘客如果不反抗，他的道德感将使得他为他的行为感到羞耻。上述博弈过程为这样，当小偷偷东西时，尽管乘客认为窃贼的威胁是可信的，但是如果乘客是道德感强的人，那么博弈结果是“乘客反抗，小偷殴打”，从而小偷有可能被抓住，这也是一“子精炼纳什均衡”。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如果每个公民都有这样高的道德感，小偷成为过街老鼠，社会将从偷窃之风盛行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并且小偷如果偷窃的话，他知道将会受到道德感强的公民的反抗，即支付函数成为公共知识，他偷窃的收益将很低，他很难再从事偷窃活动了。这使我们看到，此处道德是消除集体行动悲剧的一个良方。
这里，道德的人并不是不理性的，理性的人是计算的人，是对得与失作出充分计算后行动的人。这也是道德存在的科学解释，对此将在下一章作出分析。
博弈论对不合作的博弈结果的预测是令人悲哀的。但是，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道德就是由群体实施的对所谓“非道德”的行为进行非强制性的惩罚机制，而法律及实施法律的国家的形成与改进就是建立一个对所谓“违法行为”实施的中心惩罚机制。这正是下一章要讨论的内容。
囚徒困境的消解与文明
文明和文化是什么，一直是思想家思考的问题。我们无法给文明和文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我们可以认为，文明及文化均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当然我们也在寻找地球外的文明，但是否有天外文明仍然是个谜。
20世纪8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始在中国流行，他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见解曾迷倒许多莘莘学子。
他认为，文明是对人的本能的压抑，人的历史就是人的本能被压抑的历史。在他看来，人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前者称“性本能”或“爱的本能”，后者称“死亡本能”或“破坏本能”。本能的目的是满足，但是如果本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则没有了文明。人所追求的目标是各种需要的满足，而文明则是要人彻底抛弃这个目标的。因此在他看来，文明就是对本能的压抑与利用。
而在社会学大师韦伯看来，文明是对人的贪欲的压抑，社会的各种组织理性化就是为了压制和利用人的贪欲。
由此可见，要解释文明就是要解释利己的个体是如何得到约束的。下面将从博弈论的角度提出一个新的文明观：文明其实就是对集体行动悲剧的克服。
在囚徒困境中，每个参与者选择的占优策略是“招认”即“不合作”，如果对囚徒博弈在参与者之间进行重复博弈呢？试考虑这样一个非合作博弈：甲、乙两人博弈，两人各有两个策略。各策略下的支付矩阵为：
文明是对人的贪欲的压抑
甲乙不合作合作不合作（1，1）（5，0）合作（0，5）（4，4）
但是如果此时，两者的纳什均衡为（不合作，不合作）。
在第二阶段假设支付情况是这样的：当在第一阶段采取的是“合作”策略时，将有额外的收益3；如果采取“不合作”策略，则没有任何额外收益。即：在第二阶段额外的支付矩阵为：
甲乙不合作合作不合作（0，0）（0，3）合作（3，0）（3，3）
假设在第一阶段博弈双方知道这个两阶段博弈在各种策略下的结果，于是这个博弈可由上述两个矩阵相加得出：
甲乙不合作合作不合作（1，1）（5，3）合作（3，5）（7，7）
这两个阶段博弈其实是一阶段博弈。在这个博弈中（合作，合作）是纳什均衡，而这个结果就解开了囚徒困境。
这个例子的社会意义是什么？这里关键是对上面第二阶段的支付矩阵的解释。
一种解释是：如果第一阶段双方只要有人采取不合作的策略，那么以后双方便不能合作，以后的收益为0。这相当于在生意场上如果一方欺骗了一方，那么以后双方便不能合作。如果第一阶段采取了合作，那么双方在第二阶段没有理由不采取合作，这就等于说，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自然结果。
其实，第二阶段的支付矩阵是赏罚矩阵，是对参与者第一阶段采取某种行动的“赏罚”。即：如果第一阶段双方采取了“合作”，那么将对双方奖励3；如果第一阶段有一方采取不合作，则收益变为0。
在这个例子中，奖惩矩阵是在参与者之间建立起来的。而一般来说，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自动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演进博弈研究的内容；第二种情况是非博弈第三方强加于参与者之上的赏罚矩阵，从而调节博弈结果。
摆脱囚徒困境的这个方法或者说模型对于社会有什么解释力呢？我们说，文明就是这个赏罚机制的建立，而道德与国家的目的就是建立这样的机制。
一个关于猴子的故事
这里再讲一个关于猴子的故事：
有一群猴子被关在笼子里，在笼子里的上方有一条绳子，绳子拴着一个香蕉，绳子连着一个机关，机关又与一个水源相连。猴子们发现了香蕉，有猴子跳上去够这个香蕉，当猴子够到时，与香蕉相连的绳子带动了机关，于是一盆水倒了下来，尽管够到香蕉的猴子吃到了香蕉，但其他猴子被淋湿了，这个过程重复着，猴子们发现，尽管有猴子吃到香蕉，但吃到
香蕉的猴子是少数，而其余的大多数猴子都被淋湿。经过一段时间，有一伙猴子自觉地行动起来，当有猴子去抓香蕉时，它们便揍那个猴子。每当有猴子去取香蕉，就有其他的猴子因愤怒而自动地去撕咬那个猴子，久而久之，猴子们产生了合作，再也没有猴子敢去取香蕉了。
在这个故事里，猴子间产生了“道德”。如果这群猴子构成一个社会，它们也繁衍下一代，它们会将它们的经历告诉下一代，渐渐地猴子们便认为取香蕉的后果对其他猴子不利，从而认为去取这个香蕉是“不道德的”，它们也会自动地惩罚“不道德的”猴子。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反映了人类的道德的产生过程。
人天生是自私的，他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当然这不是对现实的人的看法，而是一个抽象的假定。但现实中的人为什么有道德呢？从自私的假定中怎么推出道德的人？
上述猴子的“道德”产生的故事可以用来解释博弈论专家对道德的阐述。
人类原初的状态就是囚徒困境
人类的天性是驱利避害的，从动物状态走出来时人是自私的。自私的人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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