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活:应该读点经济学-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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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实现全体社会的最优呢？帕累托用数学方法对此作了逻辑严密的描述：如果可以找到一种资源配置方法，在其他人的境况没有变坏的情况下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得好一些，那么这就是帕累托改进，如果不存在任何改进了，那就是帕累托最优。　
那么，现实中如何才能达到最优呢？经济学家往往会搬出这个例子，比如保罗拥有一套城区的房子，交通方便但比较喧闹，而彼得拥有一套郊区的房子，风景不错但交通不便，如果双方交换一下，那么大家都能够获得满意，因此这样的交换能够使双方都获得好处而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交换就是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的核心在于，它能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改进人们的处境。事实上，帕累托改进只有在理想条件下才能实现。有时候，人们提出的即便只是一个微小的改进方案，实现起来都是异常困难。　
航空公司总是希望上座率越多越好，然而他们也知道肯定会有一小部分旅客常常定了机票却会临时取消航程，于是航空公司尝试超额售票制度，希望能够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他们的做法是，在一个合理估计的基础上，让售票量大于航班实际座位数。但这样的改进措施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办理登记手续的乘客多于座位数，那么就必须确定究竟取消谁的座位。　
理论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可是航空公司还是愿意通过补偿的方式进行改进，因为如果飞机被迫带着空座位飞行，而恰巧急于出发的旅客也愿意购买这样的座位，结果航空公司和急于出发的旅客都能受益。　
航空公司首先尝试了最简单的做法，仅仅取消最后到达机场的乘客，安排他们乘坐后面的班机，那些倒霉的乘客也不会因航程取消而获得补偿，但这样的做法很快带来了一个副产品，登机的过程演变成令人紧张的“登机比赛”，人人都担心会被取消航程。韩国经济学家郑甲泳就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例子，当他准备从洛杉矶机场飞往芝加哥时，由于办理登机手续的人数超过预约登记的人数，郑甲泳只能改签晚一班飞机，此时机场的广播为我们揭晓了答案：“各位旅客，很遗憾实际登机人数超出了预约登机人数，请几位乘客转到下一趟班机，如果您能转程两个小时后起飞的班机，我们将给予80美元的补偿，如果您能转乘今晚起飞的班机，我们将给予150美元的补偿……”。这里，乘客排队的时间可以用美元来衡量了。　
经济学家们又进一步提出了改进方案。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尤利安·西蒙提出了一种“超额售票术”的方案，航空公司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于，在售票的同时交给顾客一个信封和一份投标书，让顾客填写他们能够接受的最低赔款金额，这样一旦出现超载，公司可以选择其中数目最低的旅客给予现金补偿，并优先给予下一班飞机的机票。实际上，这个方案的确有助于帕累托改进，那些对于时间要求不高的乘客得到了补偿，而航空公司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们能够实现飞机满员飞行。尽管费尽周折，但社会效率总算得到了改善。　
可有的时候，帕累托改进根本无法进行，比如下面的水桶问题：　
　　水桶、登机和医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配置资源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人们排队等候，也就是先到先得，这种排队方式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让我们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几个人拎着水桶在一个水龙头前面排队打水，水桶有大有小，他们怎样排队，才能使得总的排队时间最短？　
几乎不用思考，常识告诉我们，大桶接水的时间较长，小桶接水的时间较短，因此排队打水的最优方案是：人们按照水桶的大小，从小到大排队。这样安排，花在排队上面的总的时间将最短。　
因为目标是节省总的排队时间，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案能够达到最优。可你觉得这样的方案能实现吗？让大桶者换到后面去，虽然许多人能从中获益，但是大桶者本人排队的时间变长了，尽管这样的改进能够使全体总的排队时间缩短，并且即使大桶者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以个人的损失带来集体的有效率，这样的做法不满足帕累托最优，况且也是无法实现的。　
这样的做法在提高效率的时候却忽略了公平，因为它与我们熟悉的“先到先得”的原则相冲突了。况且在理性人的前提下，尽管总体效率会改善，但是有人会受到损，因此这样的帕累托改善是无法实现的。　
和所有的排队一样，“先到先得”的原则暗合了人们对公平的追求，但是，如果有人说，他愿意花钱购买排在前面的权利，这样做可以吗？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拷问着我们每个人。　
这一次，我们又陷入了公平和效率的深渊，更难过的是，这似乎正在触碰我们那根脆弱的道德底线。　
人们真的提出了用钱排队的方案。2008年5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推出了一项名为“业务办理加急”的服务项目，花50元加急费就可在VIP快速通道享受快捷服务，从而缩短排队等候时间。一时间，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不得不出面澄清。　
然而，人们对公平和效率的评判标准也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把排队的话题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事实上花钱排队的现象随处可见。但人们似乎很少质疑：凭什么最高水平的医生都去给明星们做美容、抽脂手术，而穷人们只能在医院里等待？凭什么交了钱的司机就能从快速通道通过，而不必在普通道路上饱受煎熬？　
事实上，如果我们实施了严格的公平，可能带来的问题会更多。健康是每个人的权利，因此人们在医疗问题上总是坚持公平的原则，人们往往倾向于排队提供的公平医疗。在英国，所有的医院都需要排队，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低收入者往往更愿意等候，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因此很多医院都出现了不成比例的医疗服务份额，最终带来整个医疗体系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　
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中，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提大水桶的人不愿意到后面去，但却有提小水桶的人总是违反规则到前面去。比如下面的骗子司机。　
　　骗子司机　
一个人在不被别人看到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呢？善良，丑恶，还是两者兼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戒指的故事：一个叫盖吉氏的牧羊人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个戴戒指的尸体，当他把这个戒指戴在自己手上的时候，发现能让自己隐形，没有人能够看到他做的任何事情，于是他开始引诱女王，谋杀国王。当人们不被察觉的时候，他们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骗子司机的行为或许是最好的答案。　
在北京开车上下班的读者大多会有这样的回忆，在通过三环主路到辅路的出口时，一条车道是通往出口的，旁边的车道是三环直行的车道，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要想顺利通过出口要排十分钟的队。但这时，会有将近20％的司机刚开始假装要继续在三环主路直行，然后在最后关头突然粗鲁地（并且是非法的）直接插到通向出口的车道，结果呢？老老实实排队的那些司机至少要多等30秒钟，而罪魁祸首就是那些骗子司机。每个人都知道骗子司机的做法能够缩短自己通过出口的时间，但其他司机并不是旁观者，渐渐地更多的司机加入了骗子的行列，这时候所有司机通过出口的时间将大大延长。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为你的行为后果担负长时间的责任，想象一下，如果在上面的路口有警察在维持秩序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每个司机心里都清楚，骗子司机被抓住的概率非常小，可对那些老实的司机来说，这是对心灵最好的安慰。在道德标准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上，讨论这些问题是不是很有意思？　
假想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如果别人抢行，你不抢行，那么你将永远无法通过路口，但是如果人人都抢行，那么将造成交通阻塞，结果还是谁也无法通过路口。　
如果大家都追求效率，那么社会将没有效率。这里似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已经变成个人与集体的矛盾，通常个人从理性出发追求效率，而集体必须更加关注公平，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也使经济学家们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当交通出现拥堵时，你总会觉得自己的车道特别慢，可是当你驶进另一个车道时，你会发现并没有快多少。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会和你有同样的想法，这就如同大家在超市去排最短的队一样，最后短队变成了长队，一旦平衡，所有的车道同样地慢，在不断改变车道的过程中，时间都浪费在选择上了。选择职业的过程与排队购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某个职业的报酬高，往往人们会一拥而上，结果很快这个职业的报酬就会变低。另外在股票市场，如果买入明显有利的话，谁又会卖出呢？　
在高速路上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你是否发现，基本上每次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旁边车道的车速都会下降，虽然那些司机知道，自己的车不会发生意外，但好奇心的驱使都会使他多看一眼，但这一眼却让后面的车要多等10分钟甚至1个小时。假设一下，如果在这一刻，让所有通过的司机同时投票决定，是否减速行驶，那么投票的结果肯定是加速通过，但实际的结果是让每个司机单独投票时，因为他已经付出等待的时间和油费，为什么不慢慢通过呢，也许只能把好奇心的满足当作对等待的补偿。　
有时，个体和集体的冲突令我们难以想象。　
在剧院看戏，如果你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那么你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如果每个人都站起来，那么他们将和坐下时看到的清晰程度一样，但却要花费更大的体力。这里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个矛盾的结论，如果单个主体采取某种行为会得到回报，但是其他主体都采取这种行为时，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　
经济学家们称这样的情况为“合成谬误”，萨缪尔森在他风靡一时的《经济学》教材中指出：“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误认为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一错误的概念就是合成谬误”，也就是说，个人的理性决策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决策。　
这样的合成谬误更是随处可见：在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别人的，可最终发现自己的嗓子冒了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多存点钱，结果社会总的储蓄就会减少；即使其他国家拒绝降低他们的关税，减少进口物品的关税也可以使美国得益；如果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丰收，那么，农民的总收入可能将会下降。　
同样，个体微小的努力就会给集体带来效率的改进。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讲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一个炽热的星期天下午，刚从郊外度假返城回来的人们将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原因是有个床垫从一辆车上掉了下来，堵了一条小路，从而所有路上的车都慢了下来，此时有个好心人正好路过，他把床垫搬走了，所有人都会受益。”　
偷盗、诈骗、抢劫、绑票这样的行为没有一个是道德的，但对个别人有效率，他们能获得超额的利益，但对于社会却是道德的倒退，因此为了全社会的利益，社会上必须有人制止这样的“效率”，维持社会的公平。　
正当人类都陷入合成谬误的苦苦思索时，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他的研究给人们带来了解决合成谬误的一丝希望。　
　　集体行动的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奥尔森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天妒英才，1998年2月19日，奥尔森在办公室门外心脏病突发去世轻早逝。《经济学家》杂志这样评价这位经济学家：“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这部杰作就是《权力与繁荣》，在书中，奥尔森将政治学中的权力和经济学中的繁荣结合起来，重建了政治经济学。　
奥尔森经过研究得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　
他发现，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这似乎与人们的经验是一致的。一个和尚挑水喝，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两个和尚抬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成功，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变成失败的关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大。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　
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通常喝水多的和尚会主动多挑水。　
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通过附加其他利益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比方说挑水多的和尚可以多喝水。　
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一个有100万个成员的集体中，如果你提供了集体物品，那么只有百万分之一的代价是值得的，很明显这种通过自愿的方式获得对集体有利的行为是不值得的。没有一个社会的所有集团是全面和对称的，失业者、贫困者、消费者，这样的人很难被组织起来，对集体而言，需要消耗很多的资源去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人们将他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为精细的行为模型。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是，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群体或社会中有3％的“利他主义者”，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　
奥尔森的努力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以经济学家的严谨、政治家的敏感、历史学家的深刻，为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典范。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听到奥尔森去世这个不幸消息时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如果个人行为会带来集体行为的无效，那么集体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呢？　
　　阿罗不可能定理　
在帕累托提出效率与公平问题数百年后，一个叫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纽约年轻人站了出来，这个年轻人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由于无法进入中学当老师，不得不继续攻读统计学研究生课程，可阿罗无法忘记父亲如何在大萧条中失去了自己的成功企业和所有存款，这使阿罗见识了所有的不公平，追求社会公正成了阿罗努力的目标。　
阿罗提出了一个无比精彩的问题：如果人人可按照偏好顺序把一切状态进行评级，能否找到一个表决规则，选出其中“最好”的结果？　
更加难得的是，阿罗不仅提出了问题，还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