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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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意味着不循规蹈矩，不按规则出牌，寻找捷径。
当回想提瓦达逃避艰苦的劳动时，索罗斯比其他人更能认同父亲的生活方式。乔治·索罗斯后来承认，父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确很少工作。然而，这并不是件坏事。提瓦达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在自己身边，索罗斯很喜欢这样。他喜欢和父亲交谈，喜欢从他们的谈话中学到东西。别人觉得提瓦达花钱大手大脚，但索罗斯却不以为意。对于索罗斯来说，父亲钱多钱少都无关紧要。提瓦达不经意间向儿子传递了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伴随他终生：“我所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为了钱而赚钱是没有用的，财富对人来说，有时可能是个负担。”
对于提瓦达这样将物质生存放在第一位的人来说，有太多的金钱反而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会诱使人们渴望得到过多的财富。而财富太多可能会使人变得脆弱，生存就会变得更困难。提瓦达将自己的这些价值观传给了索罗斯，并且影响了他的一生。后来，乔治·索罗斯拥有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财富，但他却对此毫无兴奋感。
索罗斯潜心投入慈善事业，并且事必躬亲，这充分证明了索罗斯对于赚钱没什么兴趣，但是能亲自深入地解决世界上的一些困难，这让他感到欣喜万分。
提瓦达给小儿子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予他很多关注。提瓦达经常和索罗斯谈话，向他传授一些人生的秘诀，索罗斯渐渐理解这些秘诀，并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除了给儿子自我价值感，提瓦达也帮助儿子建立了自信心。他坚信，索罗斯终究会学会如何克服困境，如何应对混乱的局面，而且索罗斯还懂得了，在很多时候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非常规的办法。
在提瓦达教会小儿子生存艺术的同时，母亲伊丽莎白向他传授艺术与文化的品味。绘画、雕刻、音乐和文学都是伊丽莎白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她也试图培养儿子对于艺术和文化的热爱。索罗斯对母亲有着深深的依恋，他喜欢素描和油画，不太喜欢音乐。而他后来对于慈善的兴趣似乎也来源于伊丽莎白对于慈善的兴趣。尽管，他的家人都说匈牙利语，索罗斯最终还是学会了德语、英语和法语。
西摩（Yehuditte　Simo）是索罗斯童年时的伙伴，20世纪30年代她住在布达佩斯。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忆起索罗斯时说，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她在卢帕岛时就认识索罗斯和他的父母。
据她回忆，伊丽莎白活得并不轻松。
提瓦达花钱很随意，大手大脚，对工作漫不经意，这使得家里总是充满了紧张和压力。尽管伊丽莎白尽量克制，但是这种紧张还是时不时地浮现。伊丽莎白很小巧，看起来很文弱，浅色头发，是传统的家庭主妇，她悉心照料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经营着家庭，而这个家不像犹太家庭，更像匈牙利家庭。就像很多居住在匈牙利的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提瓦达和伊丽莎白都明显地对自己的宗教感到不自在。索罗斯后来对人说，“我生长在一个犹太家庭里，但事实上这个家却是反犹太的”。
改变大富翁游戏的规则（4）
索罗斯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是金色的，这些像他的母亲，不像黑黑的父亲，因而索罗斯看起来不太像犹太人。当别的孩子告诉他，“你不像犹太人”，他会眉开眼笑。没有什么比别人说他长得不像犹太人，更能让他高兴的了。
提瓦达很不喜欢犹太教，他甚至想成为一名基督教会成员。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让索罗斯从士兵那里要烟，然后提瓦达会把烟都交给犹太人的店主。提瓦达这样做完全是让作为异教徒的自己表现得与犹太教的一致，对他来说这样做会更安全。
尽管乔治·索罗斯想努力地脱颖而出，但在童年时代朋友们的记忆中，他不是一个太突出的孩子。他可能将自己想象成神灵，但是他的朋友并不认为他有什么神的特质，即使是作为一个人而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综合所有人的叙述来看，索罗斯并不是个天才，但是他很聪明，并且常常能展现出主动性。在他10岁的时候，他编辑了一份叫做《卢帕之音》（Lupa　Horshina）的报纸，并亲自撰写报纸上所有的文章，在两个夏季里，他将报纸卖给卢帕岛上的居民，得到了一点点回报。内格尔回忆说，索罗斯敢于与长辈对抗，“他认准一个事，就会据理力争。他性格很强硬，很专横，咄咄逼人。”
年轻的索罗斯很擅长运动，特别是游泳、帆船和网球。卢帕岛上有两个网球场，供40个家庭使用。他不喜欢橄榄球，觉得那是一项中上层阶级的运动，不适合他。而他对各种各样的游戏有浓厚的兴趣。其中，有一种叫“资本”的游戏尤其让他着迷，这是匈牙利版本的大富翁游戏。从7岁开始，他就和其他小伙伴玩这个游戏，毋庸置疑，他玩得最棒。最差的则是乔治·利特文（Gee　Litwin）。后来，乔治·索罗斯成了金融巨鳄，而利特文则成为了一名历史学家，童年时的伙伴们对此一点也不惊讶。资本游戏中的长胜不败让索罗斯感到乏味，为了让“游戏”变得更刺激，他引入了新的规则。其中的一条便是增加证券交易，使游戏更加复杂，20世纪60年代，已经成为了金融家的索罗斯回到匈牙利，他再次找到内格尔，当被内格尔问到如何谋生时，索罗斯笑着问他：“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资本游戏吗？今天，我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布达佩斯，年龄到14岁才能入学。对于贫穷的家庭，早一点送孩子上学是非常困难的。
米克拉斯·霍恩（Miklas　Horn）是布达佩斯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他和索罗斯一起上的小学。1940年他们初次见面，当时两人都是10岁。同一年，他们转到了国立学校，这所学校是专为中上层阶级设立的，在接下来的6年里，霍恩一直都是索罗斯的校友。
读小学时，索罗斯热情开朗，这也是为什么他和霍恩不是好朋友的原因。“索罗斯非常胆大，又爱社交，而我当时很安静。他喜欢和别的男孩打架。事实上，索罗斯学会了拳击，学会怎样保护自己。”在索罗斯的学校，所有的年级都被划分为两个班级，犹太人在一个班，非犹太人在另一个班。索罗斯和霍恩当然都在犹太人的班级里。霍恩清楚地记得，当时犹太和非犹太的年轻人发生过很多的摩擦和冲突。虽然，打架并不是反犹太情绪的产物，但是孩子们都记得大部分打架都发生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据霍恩的观察：“你能感觉到争斗的背后存在的反犹太主义，这样的打架其实是带着政治意味的。”
年轻的索罗斯也参与了打架，但是他的校园暴力并不是对反犹太主义的回应。霍恩表示，索罗斯小心谨慎地让自己不要和任何一边走得太近，他和两边都维持着很好的关系。
尽管成年后的索罗斯喜欢将自己看做是知识分子，但他属于大器晚成型，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想不起当时他擅长哪一门功课。据米克拉斯·霍恩的说法：“索罗斯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学生，属于不上不下的那种，但是他能说会道。”
帕尔·泰坦伊（Pal　Tetenyi）当时也在这所国立学校上学，跟霍恩一样，他记忆中的索罗斯也仅仅是个普通学生。有件事他至今记忆犹新，那件事发生在1942年春天，当时他和索罗斯都是12岁。
当时，索罗斯和泰坦伊参加了一个童子军*，在该会上宣布成立世界语协会。有意参加该协会的人需要将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放在了一个长凳上。索罗斯很喜欢恶作剧，他一把抓起那张纸，让泰坦伊没法签名。“索罗斯非常爱挖苦人。我怕他会取笑我，我想报复他，所以我们俩就打起来了。”他们俩在长凳下面扭打起来。但是很快他们就尴尬地发现，老师正站在他们的身后，怒视着他们。因为打架，两人都得到一次书面警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了，当时索罗斯年仅9岁。但他的生活却没有因此而改变多少。因为当时纳粹对匈牙利还没有构成威胁。布达佩斯的居民生活依旧。在苏联军队入侵芬兰后不久，索罗斯从当地的一家报纸上看到援助芬兰的呼吁。索罗斯冲到那家报社的办公室，要响应这一呼吁。这让报社的编辑们印象深刻，一个9岁的孩子想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提供援助，这实在是不同寻常。为此，编辑们写了一则报道，讲述小小的索罗斯造访报社办公室的故事。
当战争愈演愈烈，德国入侵匈牙利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乔治·索罗斯和其他在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战争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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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铁蹄下的生存（1）
对于布达佩斯的居民来说，1943年的生活出奇的平静。此时，盟军已经在意大利南部占领了一个据点，他们的战斗机也盘旋在布达佩斯的附近。虽然布达佩斯还没有被攻击，但欧洲的其他地方硝烟四起，战争打得异常激烈，危险也在步步近逼，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战火会蔓延到匈牙利。人们害怕空袭的临近，城市面临着煤的短缺，学校也随之关闭。
到了1944年的春天，整个欧洲大部分犹太社区被纳粹摧毁了。匈牙利有100万犹太人，是东欧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惶恐不安，因为匈牙利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摧毁的目标。到处流传着奥斯威辛集中营正进行着大规模的人口毁灭。苏联军队向西推进，但是他们能否突破纳粹的要塞，及时救出匈牙利的犹太人，还是个未知数。对于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来说，噩梦即将来临。
1944年3月19日，星期日，索罗斯一家住在卢帕岛上，他们离得太远，听不到也看不到从布达佩斯附近到南部展开的可怕事件：德军的坦克驶过多瑙河畔的布达和佩斯。纳粹正在入侵，这是一次“和平的”侵略：没有枪声，唯一的声音就是坦克链条的叮当声和发动机的隆隆声。很快，街道变得空无一人，人们都躲到了家里，等到确定外面安全后再出来。此刻，他们最需要做的是手中牢牢抓住一部能和外边保持联系的电话。
和许多布达佩斯的人一样，索罗斯相信纳粹的入侵不会太长，最多不会超过六个星期。这种看法不无道理，纳粹已经在其他地方节节败退了，这场战争似乎就要平息下来了。
六个星期是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六个星期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真的知道。唯一能做的便是祈祷，同时要找好藏身之处。待在大街上无异于死路一条。布达佩斯的犹太社区分为梦想派和现实派。梦想派仍然坚持他们的幻想，直到3月19日的最后一刻，他们还相信希特勒的军队不会进攻。
甚至当纳粹的坦克已经开进布达佩斯的街道，这些梦想派们仍旧执迷不悟，还在坚持这样的看法：对于犹太人而言，事情不一定会变得那么坏。他们还在幻想，欧洲其他地区犹太人遭*的报道不太可能是真的，无论如何，这场战争会结束的。
现实派也相信，战争很快会结束，但是他们也相信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其他地方的大屠杀的报道，他们只是在思考，这场战争是否能及时结束，使他们免于遭到类似*。
令人沮丧的消息传到提瓦达·索罗斯的耳中。从十几年前纳粹掌权之后，他就一直在担心，目睹着纳粹如此猖獗，他们的暴力最终引发了世界大战，他担心纳粹的魔掌最终会伸向匈牙利，伸向布达佩斯和他的家人。
提瓦达已经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生存了下来。他发誓，这一次也要帮助他的家人渡过难关。他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担忧，因为早在战争爆发时，他就已经卖掉了一些房产。他的超级自信感染了家人，他的泰然自若、冷静处事让索罗斯、保罗和伊丽莎白都感到慰藉。
当时13岁的内格尔回想起父亲在那年春天玩的那个感伤的猜谜——预计有多少家人和朋友会在战争中被*，当时内格尔的父亲预测有一半的人会死掉，接着，他的父亲吸了一口气，说：“但索罗斯一家决不会这样。”
提瓦达是一个强有力的生存家，他会照顾好他的家人。
纳粹铁蹄下的生存（2）
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有40万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被杀害了，这一事实印证了内格尔父亲的预言。活下来的人包括乔治·索罗斯和他的家人，他们忍受了许多胆战心惊的日日夜夜。
当纳粹当局将分发驱逐通知的任务交给布达佩斯犹太委员会时，委员会又将这项可憎的任务交给了儿童。
索罗斯就是当时被招募送驱逐通知的儿童之一。在委员会的办公室，索罗斯接到一些写有人名的小纸条，每一张纸上都有规定：纸条上的人务必在次日上午9点前到拉比神学院报到，并且要带上一条毛毯和两天的食物。
索罗斯想听听父亲的建议。他将名单交给父亲，父亲的表情很痛苦，因为他意识到纳粹正围捕匈牙利的犹太律师们。
他告诉儿子：“去送这些通知吧，但是要告诉每个人这是驱逐通知。”
索罗斯遵照父亲的叮嘱，但是他发现，有些人不准备躲避纳粹，即使这样做将意味着被驱逐出境。他们觉得，如果纳粹规定犹太律师们要被驱逐的话，那这就是法律，而法律就必须要遵守。
有个人说，“告诉你父亲，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过去一直如此，现在我也不会违法。”
在恐怖的年代，提瓦达·索罗斯是位应付自如的父亲。布达佩斯的犹太人面临着死刑，如果纳粹发现小索罗斯是个犹太人的话，他也可能被处死。被遣送至集中营的噩梦可能会突然变成事实。
提瓦达告诉儿子：“乔治，这是一次非法的占领，因而常规的做法不再适用。你必须忘记你在正常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不正常的情形。”
提瓦达解释说，这个“不正常的情形”意味着索罗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有时可能是不诚实或是违法的行动，纳粹的入侵使得这样做成为了合理公正的。
提瓦达安排了索罗斯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情形”下的生活。为了确保儿子不会被纳粹当局带走，提瓦达贿赂了一位匈牙利政府官员，使索罗斯可以扮作匈牙利农业部的非犹太官员的教子。提瓦达还为儿子购买了假的身份证件，这些证件是生存的关键。
战争期间，乔治·索罗斯以雅诺什·基斯（Janos　Kis）的名字生活，提瓦达还给这位官员的犹太妻子提供经济支持，使她能够躲避纳粹。在后来，乔治·索罗斯将父亲的这个行动委婉地称为一笔“商业交易”。
提瓦达贿赂的这位官员负责没收犹太人的家产，而这些富有的犹太人都被带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索罗斯跟着这位官员在全国走动，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我被抓到，我就死定了。”乔治·索罗斯说到这里的时候，并没有流露出特别的表情，来表示当时的处境到底有多危险。
尽管索罗斯有假的身份证件，他和他的家人仍然害怕被发现，所以还是很有必要尽可能地躲起来。他们其中一个藏身之处是地窖，地窖周围被坚固的石墙挡着，唯一的入口需要通过蜿蜒狭窄的石阶。在地窖里面，有一个可以藏匿的好地方，空间更大，是在一扇锁着的门后面。当有人来搜查屋子的时候，索罗斯一家就躲到这个藏身的地方。
索罗斯一家总共有11个藏身地，他们通常好几个星期都待在朋友的阁楼或地下室里，从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要突然撤出这个地点。如果说当时年仅14岁的索罗斯确实感到了惊恐，却也无人知晓，因为他后来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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