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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橘者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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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却先告诉我他是在六年前从大陆来港的。我于是问了一些问题。他告诉我一般从大陆来港的青年，初到香港有点不惯，但不久后大家都自力更生地苦干。很显然，那些认为大陆的青年懒惰成性、无可救药的言论，都是偏见的。为了要肯定这一点，我又跟另外两位木匠及一位泥水工人谈，他们也都是在五、六年前从大陆来港的。以他们之见，从大陆来的都跟香港人一样地苦干。（有几位持着不同观点的朋友，都忽略了他们自己也是从大陆来港的。）
这位青年木匠，于一九七八年在广州某中学毕业后，因为不满意政府要他下乡工作，千辛万苦地偷渡来港。在亲戚处休息一个月后，就入工厂当木工学徒。起初月薪是三百五十元；两年后艺成，先在家具厂工作，其后打散工。无论以日工或判工计，现在每天工作的收入大约是一百八十元；每月的平均收入是四千多元。这比一个在中国的工人的收入高出二十多倍。
且让我假设这木匠的收入，在六年间增加了二十四倍。以复利的方法计算，每年的平均增长率是百分之七十。但假若中国现在立刻推行香港的经济制度，那么在六年之后，国民的平均收入可否增加二十四倍呢？这骤眼看来是个无稽的问题，而直觉的答案，即每年要有平均百分之七十的复利增长率，是绝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且让我尽量分析一些「不可能」的因素。我要试玩一个数字游戏——试将这增长率减低，去体会一下要减少收入增长的困难！
一、木匠的职业不是普通或平凡的。这个因素显然不容易成立。我不敢说木匠是低职，但在香港的一般专业而言，木匠并不见得是什么特别的崇高职业。以木匠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普通职业，并不夸张。正如那位年轻木匠告诉我，从大陆跑出来的，因为学问有限，他们都少有飞黄腾达之想。另一方面，木匠只是香港建筑业中的多个行业之一，其它行业如泥水、石屎、扎铁、油漆、电灯、水喉及烧焊——都有相差不远的收入。其它非建筑的行业更是不胜枚举了。
二、大陆的物价比香港低，所以金钱上的收入是不能作准的。这个观点也不容易成立。一般蔬菜及其它公价的食品，大陆较便宜；但质量的粗劣，香港不容易见到。在日用品方面，大陆就比香港贵得多了。就是我们在香港国货公司所能买到的中国产品，大陆本身若能买到，也必定比香港贵。
生活或物价指数的比较，是一个难题。近代盛行的「享乐指数」（Hedonic Index）分析，遇到生活「质地」的不同，就无技可施！在这第二点的问题上，没有机会作较深入的调查，我就只问那四位工人一个问题：「以目前的人民币汇率算，若你们有同等的金钱收入，你们选香港还是大陆？」他们都一致选香港。但在回答中，他们都指出香港的自由很重要。他们大致上同意若在香港的金钱收入是比大陆少三分之一，他们也会选香港。但因为物价没有可相比的指数，自由何价我就无从估计了。自由本身也是一种收入——一种极重要的非金钱收入——虽然在国民所得的统计数字中，自由是没有计算在内的。
三、木匠之所以在香港每月能有四千多元的收入，只是因为有人出得起钱。这观点也不对，原因有三。甲、若中国施行香港的私产制度，百废待兴，增加收入的人何只是木匠？当然，这「大跃进」总要些时日，木匠收入的增加会是较慢的。乙、木匠在中国的产品可以出口；像这位青年木匠的产品，何愁外地无价？但运费是一个问题。丙、据这青年木匠说，他和他的同行都曾多次被香港的公司请回大陆工作（例如建「中国大酒店」），除食宿以外，每日在大陆的工资是港币一百七十至二百元。不请当地的工人而要请大陆出来的香港工人，其原因就是技巧知识与速度都大有不同。
四、木匠的训练是在香港学习的；若在国内，比较现代化的技巧及工具就少了，所以收入难以增加。这观点亦不容易成立。若中国真的实施私产制度，合约的形式既可自由选择，又可得法律的保障，在香港及外地的科技或知识的拥有者怎会不大量到大陆投资？木匠在训练期间的收入，因为需要受训的青年较多，是会比在香港训练的少，但学成后的收入增加却会较为急速。
五、青年木匠年少力强，不能代表一般的中国人；所以大致上，国民平均的收入增长率是会较年青人为低的。这个观点最有分量。但假若十八至四十岁的人跟木匠有相近的生产力，假若这些人占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又假若其余的人的收入增长率只能及木匠的四分之一；那么中国若实行私产制度，每年平均国民的收入增长率，以复利计，仍达百分之三十五。六年之内，国民的平均收入仍会增加六倍。另一方面，我们忽略了目前在国内那无数的「待业」的人。若这些「待业」者因为转换制度而自找工作训练，增长率当更为可观。
我在以上举出的大陆来港青年的例子，是假设六年增加收入二十四倍。但这木匠两年前的收入，已和现在的差不多。那就是说，以四年计，每年平均的复利增长率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二。就算我们用诸多理由将这增长率减低，所余的也应是十分惊人。
因为数字相距甚大，我们以上不严格的分析必须有很多错漏才能否决如下的结论——
（a）中国若能急速地改行私产制度，国民收入必定激增；
（b）开始的十年八年的激增特别快。
日本的明治维新，将土地改为私有，经济增长率就直线上升。但明治维新的产权改革，主要是将私用的土地加上自由转让的权利。中国若改行私产制度，其改进的差距就要比明治维新大得多。我们的主要结论可不是凭空想象的。
后记
十六年前，香港木匠的收入比大陆的高出二十四倍。今年（二○○○年），香港比大陆的大约只高四倍。要是大陆开放后执政者不继续左管右管，一起笔就走香港在战后所走的自由经济的路，今天香港木匠的收入，充其量只能比大陆的高一倍。
我很满意当年对中国木匠的分析及推断。
二、 九七问题
（1984。01。31）向港英致敬
重要政治消息的泄漏，手法往往如出一辙。这些一看而知是有计划的泄漏，可靠性极高。一月二十二日英国《星期日时报》报道英国放弃香港主权及治权的消息，二十四日美国《纽约时报》加以证实。这些都是很有地位的报章，而消息跟我近来推想的大同小异，是错不了的吧。港英要离港而去，只是时日上的问题。换取到的保证，是五十年不变还是五千年不变，没有多大关系。港英去后，香港前途就只能靠港人及中国执政者的理智行事，什么政治上的承诺都不重要。香港以「东方之珠」之名享誉于世，我衷心希望这雅号能永久地保持下去。
明知是难以避免的消息，听起来仍是心有戚戚然。我拿起笔，笔很重；思往事，在空白的稿纸上写下：「向港英致敬！」
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受过沦陷之苦，也逃过难。我背诵过总理遗嘱，也唱过《东方红》。我在香港念过书，跑过摄影沙龙，做过生意，也在街头卖过字，赌过棋。童年时的顽皮今日西湾河的街坊仍有所闻。我在奥背龙村打飞鸟，太宁街听粤曲，太古打乒乓球，海旁钓黄脚，天台放风筝……这一切，于今想来，历历若前日事。
提到这些陈年旧事，是因为我不想以什么学者或教授的「资格」向港英致敬。我要以一个长大了的香港顽童的身分说几句心中话；这些话，肯定是跟我一起长大的朋友一致要说而没有机会说的。没有什么理论，也没有什么高见。我们都不希望港英弃港而去，但港英的去留可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既然将要去了，我们都觉得若有所失。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担心香港的将来——这是另一回事。我们感到失去的是这么多年的交情，「鬼头」变成朋友。我们记得抗战期间的困苦共处，记得难民不断涌至，也记得苦尽甘来，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却不记得有过哪一天我们觉得自己是英国人的奴隶。
五十年代初期，每晚我们一群人在西湾河的海旁纳凉，上下古今无所不谈。骂港英政府，评贪污，是有的。后来纳凉的地方建了大厦，一切都在变。朋友中不少到外地走走，开开眼界，久而久之，他们都体会到香港的「优越性」。近十年来，有钱到美国购买衣服的香港太太们，买回来的都是香港货。这些转变，使我们对港英增加了感激，也增加了尊敬。我们很现实，老早知道政治口号是换不到饭吃的，所以从来没有想到专政或民主的事。
至于什么民族大义，我们倒是老行家，经验丰富。五十年代初期皇仁书院的某届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六七个都为民族大义而回到祖国的怀抱，付出代价。过了几年，他们都先后跑回香港，面有菜色，先前的民族大义口号都变作三字经。这些人目前在香港及外地都很有建树。「大义」之后仍然大有所成，确是令人佩服！但其它为民族大义而付出代价的朋友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劝容国团回国的人，我是其中一个。民族大义的高昂代价越来越明显，而冒生命危险偷渡来港的行为也很有说服力。朋友之间就再没有提什么民族大义的了。
我们于是乐意地接受了香港人是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对政治问题绝少关心。不管我们是什么国籍，拿什么护照，我们知道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日俱增。这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也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殖民」，而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力令举世瞩目！
九七问题兴起之后，民族大义之风卷土重来。但这是新的民族大义，与旧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其中的主要分别，是新的只是风，不付代价。识时务者为俊杰，后生着实可畏。
提起爱国，我们也是爱过的。中日战争之际，我们在香港的何尝不曾热血沸腾，何尝不曾同唱郎毓秀所唱的救国歌，又何尝不曾抢着支持那位义卖飞机榄救国的仁兄。而现在呢，我们不知道要我们爱的是中国？是共产党？抑或是高级干部的话？既不知是什么，要爱也就无从爱起。港英呢？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的爱，这是港英的可爱。
我们都爱香港。记得在抗战期间有一首很流行的怀念香港的歌，是田汉写的词，如诗如画，既无殖民之意，也无奴役之音。我还记得其中几句：「那儿有，筲箕湾的月色，扯旗山的斜阳，皇后大道的灯火，香港仔的渔光，浅水湾的碧波荡漾，鲤鱼门的归帆饱张，宋皇台的蔓草芜荒……」这首歌的名字是《再会吧，香港！》。我们不希望因九七问题而要再作些「再会歌」，就是要作也难以像田汉那么潇洒流落。二十年来香港大厦林立，街上车水马龙，劳斯莱斯与电子游戏机都不是诗人的好材料。宋皇台的荒草是已杳；浅水湾的碧波何在？就是筲箕湾的月色也远不如昔日的那般迷人了。
以芳草、碧波，甚至月色去换取高楼大厦的万家灯火，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怨的。有谁能以保存碧波或月色为理由而去阻止那些投奔自由的人？
（1984。05。11）「九七」的两个基本困难
经济学古老相传的英文名字是「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我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拉丁文中有「法律经济」（Lexecon）这个字。古老作时兴，近二十多年来这门学问在欧美大行其道。随波逐流，我对法律是稍有涉及的。一九九七的问题是属于「法律政治经济学」；以我所知，世上从来没有这门学问。法律与政治显然是息息相关，而二者与经济又有古老的传统合并，所以世上没有「法律政治经济学」的存在，很可能是因为这三者合并实在是太复杂了。
既然没有融会贯通的学问，「专家」就容易产生——这是史德拉（G。 J。 Stigler）在开玩笑时的格言。但幽默往往是包含着真理的。自九七问题兴起之后，香港的「九七专家」比比皆是。我并不是有意讽刺这些高手（其中不少是好朋友），而是关乎自己利害的大事，意见纷纷在所难免。
有不少读者要求我多写点关于九七问题的文章。我想，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像九七这种事，而有关政治的问题我一向是避而不谈的。作为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人，我心中认为应该要说的话，已在《向港英致敬》一文内说过了。但该文与学术无关。撇开政治不谈，单从法律及经济的角度来看，九七问题有「引人入胜」的条件。将来的学者总要写上好几本书。但在今时今日，这问题并不是论文的好材料，因为它实在是太复杂了。
但九七问题显然是香港开埠以来最热门的题目；《论衡》若不谈九七，就不够「现代化」。婉转的话我不会说，所以在打算写一系列有关九七问题的文章之初，我不能不先向读者解释我所知的不足而又非冒充一下「专家」不可的矛盾。
港英要弃港而去，九七就有着两个无法完全避免的基本困难。第一，香港是一个大企业，由港英执政。若将这些执政者全部更换，连企业的字号也改了，不管是逐步更换还是一齐更换，都有不良的经济效果。要是这个企业蚀大本，声名狼藉，那么换班底、改字号，可能是上策。但「香港企业」在国际上有丰功伟绩，声名卓著，这更换总是不妥，更何况要接班的主持者所专长的政制，与香港是站在两个极端。我不是说港英的行政没有可批评之处（批评香港政府的文章，在国际的学术杂志上我发表了的要比任何人都多）。但批评是一回事，一个制度是要从整体的角度来衡量的。在整体而言，香港企业的制度实在难以苛求。这观点，历史是会同意的。
撇开统战的口号不谈，我怀疑中国的执政者会否定港英对香港企业所作出的经济贡献。曹操也曾煮酒论英雄，何况中、英并非敌对。
作为一个国际商业中心，香港人的思想是很现代化的。说什么民族大义、光宗耀祖、爱国热情，对他们来说，都及不上人民的生活享受与自由重要。不单是香港人如此，我所认识的「国际」朋友的观点都是一致的。既然企业办得好，要换班底，要改字号，在某程度上香港人就要付出代价。至于这代价是否有所值，香港人与中国执政者的观点显然是不同的。
中国的执政者将「统一大业」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闭关自守三十年，他们仍然有着抗战及革命期间所强调的国家观念。但「统一大业」的重要性是主观的问题，我们不能以分析去反对价值观。香港人所反对的就是这个价值观并不是他们的，而代价却要他们支付。这是伦理上的反对。
我从不怀疑现在的中国执政者是把民生放在很高的位置，但他们对一个成功企业改字号、换班底的代价显然是低估了。这是一个严重的讯息问题，有着多种含义，我会另文再加解释。我也从不怀疑中国的执政者对香港是有善意的，但我却不能忘记已故的夏利．庄逊（H。 Johnson）曾对我说的话：「到地狱的路，通常是以善意铺出来的。」我衷心希望这句英国格言在香港前途问题上派不上用场。
第二个基本困难，就是任何合约或协议都一定要放弃某些权利。这个规律我曾在一九七○年《法律经济学报》的《合约结构与产权理论》一文加以详述。中国坚持要拥有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不肯明确地放弃权利或将权利转让，那么香港企业的权利就无法清楚地界定了。那是说，在「两权不弃」或「两权不减」的情况下，真正的「港人治港」或「制度不变」是不可能的。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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