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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橘者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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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问题，世界各地的重要鱼场，都立下了多而复杂的法例，去管制在公海捕钓的权利及行为。但这些法例的形成，都受过多个压力团体不断地左右，所以要解释法例的成因并不容易。尽管有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既然海鱼难有私业的保障，政府以法例去约束行为是理所当然，但我却从未遇到一位稍知渔业法例的学者，会拍掌附和。究其因，就是这些法例的本质，大致上都是寓禁于征，即以增加捕鱼费用去减少捕钓。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分辨海鱼产权的困难，是因鱼会游动，抑或是因渔业法例的存在。这个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向读者解释。
且让我先说淡水鱼。以鱼塘养淡水鱼，据说是中国始创的。这种养鱼的方法外国也有，虽然是哪一国始创不易考究，但中国养鱼的历史甚久，即使不是始创也绝不会是学外国的。平凡的现象，往往是有着不平凡的含义。中国在鱼塘养鱼的悠久历史，就证明了中国在地产上私产制度的施行，要比欧美早得多——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可不是侥幸的。以天然环境而论，鱼塘养鱼的条件怎可能及得上大湖？私产保障的需要很显然将鱼从湖里带到塘中。
在研究中国农业时，我很佩服中国人养鱼的智慧。水稻的田地竟然在稻收成后，加水而用以养鱼。鱼可为稻田增加肥料；鱼收获后，又再种稻。在农业上，轮植的合并选择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在我所知的数十个轮植的方式中，我以为鱼与水稻替换最富想象力。这法门可能是中国独有。不知这传统智慧现在是否还保存着。
淡水鱼我自己也是养过的。我在华盛顿州的海边房子的后面，有一条小溪横过后园，绕过房子，流进海里去。因为溪水所经的地形及树荫环境，很适宜养鳟鱼（Trout），所以渔农处就很例外地批准我将后园的小溪加阔加深，建成鱼塘，也发给我一张养鱼的商业牌照。这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就是溪水是流动的资源。溪虽属我，但溪水却是公产。要不是我要造塘的地点极宜养鳟鱼，溪水的下游再没有其他人家，改小溪为鱼塘是很难获准的。在美国，很多公产差不多是〃公众不可用的〃。在耕种或畜牧地带中，流水的产权在美国是有颇为清楚的界定。但在住宅地带，流水没有生产的用途，产权的界定就被忽略了。
要举私产无能为力的例子，经济学者一向都避谈淡水鱼，但〃海鱼不能保障为私有〃却是个一般性的定论。这个定论，香港的经验是一个反证。以浮笼在海湾养鱼在香港颇为盛行。香港的海非私产；多年前，在海上浮起的物体要跟船一样，久不久是要移动的，可能是因为香港海里的鱼被人捕钩了十之八九，甚至用鱼炮打得七零八落，政府也就见於市场的需要，而容忍现在以浮笼养鱼的行业。详细的法例我知得很少。跟流浮山的蚝场一样，浮笼在海上养鱼也是个论文的好题村，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还等甚么呢？
假如在香港目前许多早已没有鱼可钓的海湾内，捕钓的权利被界定为私有，又由这私有权利的拥有者负担费用去禁止非法捕钓的人，那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海鲜的生产要比浮笼的方法有效。浮笼所养是海底鱼（BottomFish）。这类鱼虽会游动，但若找到有好的栖身之所，它们就不会远去。香港政府若能租出海湾作养鱼之用，给予租借者一个可以禁止他人捕钓的权利，养鱼者就可在海底设引鱼的物体，在海上放鱼种，在海底下饲料，即使海湾大为开放，鱼也不会逃走。这方法可减少污染，可不阻碍海面的其他活动，可令鱼采食海中的其他食料，鱼肉也较鲜美。鲨鱼的干扰是一个问题，但总有解决的方法。
从我和朋友在美国合资引鱼而钓的经验中得知，石斑最喜欢的是大石屎渠——破烂了的弃渠更好。将这些长短不一的石屎渠多量地抛入海中，几个月后，附渠而生的物体已是鱼的食料，再加饲料，又有渠洞可藏身，石斑是驱之不去的。鲡鱼喜吃附木的生物，找些破旧不堪的废船，沉于海底便行。
鲡鱼比石斑活泼，游得较远，私产的保障可能要用几个相连的海湾，而石斑呢？只要〃好食好住〃它们差不多是〃不动产〃。这其中有一个使渔业经济学者难以自圆其说的含意。越是容易给人捕钓清光的鱼，私产保障的费用越低。私产无能为力的话是不可以乱说的。
有了禁止他人任意捕钓的权利，租借海湾养鱼的人就可请人巡更，这费用应该比现在维修管理浮笼的费用少。当然，收获时的捕鱼费用是要比浮笼的方法为高，但把香港海湾的鱼捕钓光了的人总有相宜的办法。最好的辨法可能就不是由养鱼者自己捕钓。开放鱼场给垂钓者享受，过下钓瘾，但钓得的必定要买，定价以重量计，怎会不客似云来？要防止钓上太小的鱼，规定鱼饵的选择就行。这种取价不取鱼的方法可不是我发明的。
远渡重洋的鱼又怎样呢？下一篇文章我会再作分析。
1984年2月24日
私产可养鱼千里
话说在美国华盛顿州时，我在海边房子的后园内，将小溪改成鱼塘，饲养鳟鱼。小溪经过鱼塘，绕过房子，流进海里去。因为塘边的树荫，溪水的大量氧气，及水温的寒冷，我养的鳟鱼从不生病，而养到最大时每条可有五磅多重。每一个好鱼者都有自己的〃鱼的故事〃；养了鳟鱼后，与朋友聚会闲谈中，若有提起鱼的，我就爱谈养鱼，不再言钓！
在一个冬天的清晨，我漫步塘边，俯望塘中，竟见一条20多磅的三文鱼（即鲑鱼）在那里休息。这种以远渡重洋而闻名于世的名贵食料，可不是我养的！我定神一想，即明其理。这巨大的三文鱼一定是若干年前在我后园小溪的上游出生，在海洋长大后，就依着这种鱼的天性回归出生之处；我以小溪改成的鱼塘就成了它必经之地。对这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不速之客，我毫无杀生之念；只想着它可能到过的遥远的地方，笑问客从何处来。
但私产的拥有者永远都是本性难移，打生产的主意。这三文鱼的出现证明了那鱼塘是适宜孵养小三文鱼的。在塘中养鱼饲料昂贵，而太平洋的饲料却是取之不尽，我何不在塘中孵养小三文鱼，养到四五吋长，数以千计地让它们随小溪流入海中。几年之后，鱼在海洋长大了，只要有一二成能游返鱼塘，盈利当甚可观。就算是只得十数条回归，蚀了本，我也可赢得一个值得炫耀的〃鱼的故事〃。
想做就去做，我立刻查询有关孵养三文鱼的资料。殊不知一问之下，竟发现有资本家在早几年已比我捷足先登，养鱼千里凌波去。而他们对孵养三文鱼的研究之深，技巧之妙，令人拜服！只可惜他们不只受到政府法例的干预，也受到压力团体的诸多留难。
撇开香港少量而昂贵的海鲜不谈，三文鱼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鱼类。这种鱼在淡水河流出生，在海洋长大，可以游到二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在海洋觅食3至7年之后（按鱼种类而别），仍能生存或未被人捕钓了的，就会回到自己出生的河流，从不出错。回到了出生的河床，产卵之后，鱼就会死的。三文鱼既曾在大海中搏斗，气力甚大，在回归时不到目的地誓不休。但在逆急流而上之际，鱼拼命跳，半途就往往弄得遍体麟伤，鱼肉变质，市场价值下降。所以捕钓三文鱼的人要在海中或离河流入口上游不太远的地方下手。
在大海捕钓三文鱼，费用很高——这些鱼不会在一个固定地点逗留多日。但在河口的必经之地，用网捕捉却易如反掌。更容易的方法，就是在河口建造一条只有几尺宽的鱼梯（FishLadder），让鱼只能从鱼梯上河，那么回归的鱼就成了网中鱼。但问题是，若任人随意在河口捕鱼，很容易捕得过多，使鱼越来越少。若三文鱼的生产是私营的，那么为着要图利的缘故，养鱼者必会顾虑到将来的生产，捕捉会有分寸，而孵养小鱼也会费心思。但若私营者要在河口捕鱼，河口的产权谁属？就算河口是私产，我们又怎能决定私营者所捕到的是他自己的鱼？进河的鱼可能是野生的。
若政府要提倡渔业私产化，方法是很简单的。第一、让河口的捕鱼权利作为私有；第二、让河鱼的产权作私有，第三、禁止渔民在海中下网捕三文鱼。此法一行，三文鱼的产量一定激增，捕鱼的费用大幅度下降，而鱼的市价会起码下降一半以上——这些都是专家们在近年研究后公认的效果。但现有的一般渔业法例，都是基于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加上渔船的拥有者及渔民的不断左右，不仅对在河口捕钓有多种管制，就算是在大海里，那些有高度效率或费用最低的捕钓方法，也都被禁止。
非私产的矛盾要比马克思所想象的大得多。鱼产既非私有，船主与渔民各有各的立场。前者要减少渔船牌照，后者要减少渔民的数量，也要推行那些多用劳力的捕鱼方法。于是乎公会对立，各执一词，结果就是法例增加了捕钓的费用。费用增加，捕获的鱼就当然减少，这正投要保护鱼类的压力团体的所好。受害的就是消费者。
我前面提及的〃资本家〃，是有名的私营林业公司，在美国西北部拥有大量林地，其中包括了某些河流。在70年代初期，他们在华盛顿州以南的俄勒冈州，实验孵养三文鱼，送出大海长大、任人捕钓。他们只希望有5％以上的鱼会回归；但私养出海的结果，仍能生存或漏网而回的，却在15％以上。他们选的品种是不吃钓饵的三文鱼（却任人在海上网捕）；自建鱼梯（不霸占河口）：在鱼鳍上作记号；用私有的水道放鱼出海。换言之，他们的私产保障不多，也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在孵养小鱼的过程中，他们以暖水加速鱼的成长，给小鱼做过几种免疫手续。到后来，他们竟设计用大船浮于海，让回归的鱼游进船里去。
以少许的私产保障而养鱼千里，盈利大有可观；有两三家公司就也跟着在俄勒冈州打主意。这个可以肯定成功的渔业革命，却引起一场大官司。虽然渔民及船主会因这些私养的鱼群而增加网捕，但长此下去，鱼价的必然下降对他们是有害的。私养的成本要比在公海捕钓的费用低很多；就算是私养者任人在海中捕钓，但只要市价下降1/3左右，在公海捕钓的费用就会〃禁止〃捕钓的行为。所以渔民及船主群起而攻，反对私养。结果他们赢了官司，就阻止了私养三文鱼的继续发展。但现在仍有两家公司继续养鱼千里。
在俄勒冈州以北的华盛顿州，繁殖三文鱼更为适合。但在较早时有另一场官司，结果是使私养三文鱼难以施行。这是印第安人与白种渔民之争。前者胜诉的结果，就是在华盛顿州只有印第安人才准在河口捕鱼。这个民族在土地上一向都没有私产，所以他们本身是难以私养三文鱼的。我自己要在华盛顿州孵养三文鱼的困难，就是那一点到现在远没有人能给我清楚的法律解释。依照法例，我没有权在溪水出口捕捉回归的三文鱼。但溪水出口的海滩是我的私产，依照法例，我是有权禁止印第安人在那里捕鱼的。究竟在法律上我能否雇请印第安人代劳，也是难以肯定。我的〃鱼的故事〃，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无论官司怎样判，压力团体的势力怎样大，但经济的需要总会显现出来。以私产而养鱼千里的渔业革命，只是迟早的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只要有某些适宜养三文鱼的地方，实行渔业私产化，那么现有的华盛顿州及俄勒冈州的法例，是非改不可的。
在中国东北部的河流，很可能是适宜饲养三文鱼的。国营虽及不上私营，但总要比野生的产量大得多。孵养三文鱼的科技近十多年来因私营而突飞猛进，这是值得中国渔业界注意的。在适当的情况下，养鱼千里确是本小而利大的行业。
1984年2月28日
如诗如画的例子
在经济学上，用以描述市场失败的例子中，有好几个都是如诗如画，令人难以忘记的。久而久之，这些例子就成为了某种经济问题的象征，在行内任何人都是一提便知。
庇古（A。C。Pigou）的大地如茵的禾田例子，令人向往；但很不幸火车要在田间经过，使火花飞到稻穗上，造成损害。因为火车的使用者没有给种稻的人予以补偿，所以社会的耗费（包括稻米的损害），是没有全部算在火车成本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庇古认为政府是应该干预的。
关于庇古对社会耗费的分析，高斯（R。H。Coase）在1960年曾力斥其非——其后就有了足以万世留芳的高斯定律。高斯的两位好朋友，史德拉（G。J。Stigler）和艾智仁（A。A。Alchian），在1971年同游日本。在快速的火车上，他们见到窗外的禾田，就想起庇古与高斯之争。于是就问火车上的管理员，究竟车轨附近的禾田，是否受到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管理员的回答正相反，车轨两旁的禾田地价较高，因为火车将吃稻的飞鸟吓跑了！
虽然庇古已作古，不能欣赏后人的幽默；但史德拉和艾智仁却不肯放过高斯。他们联名给高斯一封电报，说：〃在日本发现了高斯定律的大错！〃10年过去了，在1981年，高斯要退休；我们二三十人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聚会，向高斯致敬。史德拉被选为在宴会后代表我们的致词者——这是再适当不过了，史德拉说笑话的才能，比起他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实在是难分高下。大宴将尽，致词之时快到，史德拉突然跑到我身旁，在我耳边轻问：〃你记不记得10年前我告诉你在日本的有关高斯的笑话？〃我稍一定神，也悄悄地回答：〃火车与飞鸟！〃
史德拉大喜，就毫不犹豫地走上讲台致词：〃我要感谢张五常：他提起我在日本时的一件事……。〃以他说笑话的本领，哄堂大笑在所必然。由于笑声震天，有些在坐的人竟以为日本禾田地价的例子是我提出的。
较早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教授（J。E。Meade），曾以蜜蜂及果树百花齐放的例子赢得永恒。这例子使人想起花的芬芳、蜜蜂的翻飞、蜜糖的纯洁，衬托着大自然的风和日丽，怎会不令人陶醉，难以忘怀！
米德的分析，就是养蜂的人让蜜蜂到苹果园采蜜，却没有付花中蜜浆的价钱给果园的主人；这会使苹果的种植太少，对社会有所不利。另一方面，蜜蜂采蜜时，无意中会替果树的花粉作了传播，使果实的收成增加；但果园的主人也没有付钱给养蜂者，所以蜜蜂的饲养就不够多，对社会也有损害。因为得益者可以不付代价的缘故，市场是失败了。以米德及一般传统经济学者之见，政府是既应该津贴果树的培植，又应该津贴蜜蜂的饲养者。
在逻辑上，没有价钱收益的服务或供应，当然是要比有收益的为少。但不付代价的行为是否对社会有害，或是否导致浪费，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所断定的那么简单。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向读者解释这一点困难。
逻辑归逻辑，事实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究竟养蜂者是否不用付钱去买花中的蜜浆？植果树者是否不用付钱去买蜜蜂替花粉传播的服务？花粉的微小，蜜浆的量度困难，蜂的难以捉摸，在一般人看来，要论市价实在是无稽之谈。
在1972年的春天，我就故意跑到有〃苹果之都〃之称的华盛顿州的原野及果园追查究竟。只用3个月的功夫，我不仅在事实上证明了蜜蜂的服务及蜜浆的供应都是以市价成交：更令人叹服的，就是这些市价的精确，比起我们日常一般商品的买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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