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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橘者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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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十四、五岁时，我和几位朋友爬到筲箕湾的柏架山之巅。那里有一块大石，石上有不少人写上名字。少年朋友见海阔天空，又知我稍懂书法，就找了一块有颜色的小石子，要我在大石上题字。我既没有毛润之「指点江山」的豪气，也没有苏学士「逝者如斯」的文采。但我还是我，稍一定神，就在大石上写下：「孙悟空到此一游！」
我记不起是谁曾经说过，文章有如一个孩子，有着它自己的生命，一旦离家而去，生育的人就再管不着了。有很多读者要我将《论衡》辑而成书；我以为《论衡》在「离家」之前，被作者稍作整理，也是好的。
后记
只不过是十六年前，我在此文写道：「中文实在不够现代化，要作者亲自用手写，易稿时要用人手抄，而抄错了或用上了别字又难于发觉。」
今天，用计算机打中文字很普及，而打得熟手的绝不比打英文慢。数之不尽的写稿佬转用计算机打中文字，改好后就以email转到出版处，而出版的不用再植字，编辑认为可取，就付印去也。是的，今天要搞一间出版社，只需用三、四个人，两部计算机，每年就可出版四、五十本书。
我这个人不可救药，是个「古」人。从来不打字，就是英文初稿也是用手写的。连用原子笔我也不习惯，要用墨水笔。其它新兴的各种科学怪笔更是不染指了。
今天我在《壹周刊》写文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也养导父觥腹拧谷耍能看得懂我的草书，植字后传真给我时错漏极少！传真机我是懂得用的。
计算机的好处，众所周知，而数十年后回顾，我们今天可能只是起步时期。世界会大变，但变成怎样就不容易推断了。我认为我们要认真地考虑一下计算机的代价。我不是指金钱的代价，而是人会变成怎样？
不写字会怎样？不用人脑计算会怎样？艺术作品由计算机代作会怎样？儿童的游戏不需要儿童想象会怎样？这一切，还有很多其它的，我思之惘然！
一、 假设与实证
（1984。01。06）邓家天下
两年多前，一位常到上海做生意的香港朋友到我在西雅图的家作客。饭后他到我的书房谈天，见墙上挂着一首毛润之的《清平乐》，一首辛弃疾的《满江红》，此外，文件及计算机数据堆积如山，但一本书也没有。正想发问，他突然见到在书房内堆得井井有条的全套贝多芬唱片之旁，竟然放着几张邓丽君的唱片。他冲口而出：「哈！邓家天下！」
我知道他的意思——邓小平、邓颖超、邓丽君在中国的声望，比之当年的宋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于是指登缴系摹肚迤嚼帧罚打趣地说：「毛泽东这般豪情，却容不了贝多芬；邓小平不见有什么文采，竟然容得起邓丽君；看来中国真的是开放了。」那时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北京召开六中全会之后。该年初曾有过「压制走资」运动，而邓丽君的歌曲在中国竟能屹然不受影响。三年一度燕归来，最近的「反精神污染」运动，邓丽君就不能幸免了。
我一向认为在共产政制中，邓丽君这种人最刺眼。这种人不只包括红透半天的歌星或电影明星，也包括数一数二的钢琴家、小提琴家，网球或高尔夫球好手。这些「超级明星」给一般人的印象，就是表演者只须花几小时的劳力，就可满载而归。在私产制度里，娱乐事业中的表表者可成巨富是事实。在美国，球星如波格（B）、辛普森（Simpson）等人，在电视广告上喝一瓶汽水的收入，就足够普通人一家的终身享用。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范畴内，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些现象的发生是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全盘错了。红透半边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那么多钱？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事实上，不单只资本家对这些明星的劳力要阿谀奉承，就是政府对他们也得礼让三分。例如美国政府要抽阿里的税，他就跑到非洲去赛拳；瑞典政府要抽波格的税，他就索性跑到蒙地卡罗去作市民。
马克思的理论错在两个基础上。第一，价值与劳力并没有一定的关系——所有的价值不是单从劳力得来的。第二，马克思的资本定义，因为缺乏了一般性的概念，矛盾甚多。正如费沙（Irving Fisher）指出，所有可以导致增加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这当然包括相貌、天资及劳力。在这个广泛而正确的概念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就毫无剩余可言——因为他所指的只不过是劳力资产以外的其它资产的收入。在自由市场里，每一个人都是资产的拥有者——明星也不例外。
不要以为邓丽君的名成利就只靠她的天分及相貌就可不劳而获；也不要以为钢琴名家的收入较为合理，因为弹钢琴的技巧是要苦练而成。时代曲我听不懂，但单看邓丽君在台上的举手投足，又何尝不是千锤百炼的功夫？我们又怎能以自己所好或不好，而去否定市场的价值？邓丽君的收入可不是剥削听众而得来的。
这其中有一个极重要的含义。虽然我们每人的际遇不同，资质各异，但每人都有自己的特别天分。要追上大明星的收入当然不易，但要发掘自己的天资而增加收入是人人都希望的。在概念上，明星的成就与任何事业的成就无异。士农工商的知识投资，跟明星的勤修苦练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共产政制昔日容不得刘诗昆、容国团，今日容不了刘晓庆，又怎能容许知识投资去争取收入？要搞经济现代化，又要以剩余价值压住天资的收入，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最近中国禁止邓丽君的歌曲，当然还有其它含义。一般中国人所知的国际明星恐怕就只有邓丽君一人；这种人是马克思理论解释不了的怪物，但亦只有在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才可产生出来。在一个知识贫乏的国度里，以攻击或赞扬一个形象的方法来达到教育或改造群众的目的，可以减少宣传费用——这是中共惯用的手段。要扫除对革命励进有障碍的文化，孔夫子备受攻击；要留难知识分子，贝多芬和莫扎特都要受无妄之灾。要反资本主义的污染，邓丽君是一个很适当的人选！
但我以为，这次「反污染」对一般中国人民不会有多大影响。三十多年来，中国左反右反的政策不计其数；到如今，一般人对因政权斗争而大字标题的「反」，应早已缺乏兴趣。新年除夕，我驾车漫游。无意间我将收音机转到一个中国大陆的电台，歌声传来，唱者竟然是邓丽君！
（2000。02）思想要像天马行空
最近因为要增订旧作《卖桔者言》，重读该书的第一篇文章——《邓家天下》——其中一段文字使我联想到一些关于思想的问题，对后学的人可能有点用处。
《邓家天下》写邓丽君（「邓家」包括邓小平与邓颖超），而以她的例子来抨击马克思。主要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我认为在共产政制中，邓丽君这种人最刺眼。……表演者只须花几小时的劳力，就可满载而归。……这些现象的发生是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全盘错了。红透半边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那么多钱？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事实上，不单只资本家对这些明星的劳力要阿谀奉承，就是政府对他们也得礼让三分。」
是的，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没有正确的资本及利息概念，也忽略了天分与知识资产。上述的那段简单而又清楚的文字（写于一九八四年初），明确地把马氏的理论废了。当然，不同意这观点的今天还大不乏人。
问题是，马克思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人，而在那个时代他是不容易知道自己的理论是错了的。时代怎样，世界环境怎样，人的思想往往也就怎样。思想要脱离时代环境的约束，不容易做到。思想能超越时间十年八载，是很了不起的事。
当经济学鼻祖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发表他的《原富》时，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史氏受到时代的感染，一起笔就以一家制针厂为例。在《原富》这本伟大论著中，史氏只简略地提到知识资产，但显然不重视。史氏也提到「资本」，但那是何物他是搞不清楚的。
十九世纪初期，李嘉图这个大天才的经济分析，还是集中在工资理论与租值理论这两方面，好像世界只有劳力及土地这两种资源。李嘉图因为不明白「资本」及漠视了知识资产而提出了错误的理论；他影响了马克思，于是一错再错。
十九世纪中期之前的世界，主要的生产资料大略是劳力与土地——一个发明就变得富可敌国，或在电视上喝一瓶汽水就收入滚滚来的明星——当时不仅没有，而且难以想象。马克思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错，不难明白，而本世纪好些人被马氏的文字技巧误导，也不难明白。
不容易明白的，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好些聪明才智之士也高举马氏的理论，Sweezy、Baran等名家就是例子。很明确的错，错得相当浅，名家竟然看不出来，更勿论人民大众了。马克思的错不是特别的例子。十六世纪的「Gresham's Law」、十八世纪兴起的「佃农理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好些经济发展学说、六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界外效益」（Externality），都错得浅而又错得离谱，但历久还有支持者。
更奇怪的，就是被说明是错了也往往驱之不去。我三十年前说清楚Externality是错了，今天这概念只死了八成。年多前我清楚地说，对我影响甚大的高斯定律是错了，而且错得很浅，但我这观点恐怕要在五十年后才能大致上被接受。
人的思想往往受到很大的约束，而因为这些约束好些浅问题就找不到答案。天资所限是一个约束，但我认为「天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样重要。时代环境的约束很大，且不容易避免。逻辑的规格也是一种思想约束，但这约束是必须的，所以不应该避免。可幸的是，每个人天生下来，其思维在某程度上就有逻辑的规格。这是天资的一部分，有些人较高，有些人较低。较低的可读一下逻辑学，帮助不大，但总可以帮一点。
本文的主旨，是要指出一般最大的思想约束，是人为的。这人为的约束有两部分。其一是被他人的大名误导：那是大师所说的话呀，怎可能是错了的？其二是成见：那么多人都是那么说，而且大家都说了那么久，一定是对的吧！这二者加起来的效果，产生了「皇帝的新衣」之说。
我认为上述的人为约束，是思想的约束中最严重亦又最普遍的。要是你能完全避免这个约束，你可能在一夜之间变为一个准天才。
假若在思想上我有什么过人之处，那就是我觉得避免人为的约束易如反掌。学术生涯四十年，我从来没有被大名或成见对思想加上丝毫阻力。我有这样的「能耐」，主要是两个习惯。
其一，可能是个性使然吧——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的——是我对自己佩服的人佩服得很夸张！外人看来是个坏习惯，但其好处是：既然夸张地佩服了人，其思想就可以客观地看。我这个人不可救药。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费沙，然后又到自己认识的佛利民到高斯到老师艾智仁，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因为这样，当我说他们错时我还是五体投地的。
其二，对任何问题我喜欢从多个不同的角度看：远的、近的、左的、右的、高的、低的。看完再看，我必定转换角度。一九六二年起我对高斯定律着了迷。第二次从农业的角度看高斯定律，我写了《佃农理论》；第三次从大海捕鱼的角度看，我否定了界外效益；第四次是一九八一年，我从中国发展的角度再看高斯定律，竟然发觉这定律是错了的。
转换角度可以避免成见。说高斯定律是错了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九八年十月。
没有人为约束的思想，叫作天马行空。
（1984。01。20）「香山症」的烦恼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约翰逊（D。G。Johnson）教授，于数月前偕太太及女儿在离开中国返美途中，路经香港，使我们有几晚聚旧的机会。约翰逊是农业经济专家，很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近几年来他去过中国大陆讲学四次，他的女儿也在中国教了三个月英文。我和他们相聚，所谈的都是有关中国的经济问题。正如其它探访过中国的经济学者，约翰逊教授对中国也很失望。他问：「为什么一个制度可以把一个国家弄到这个样子？就算是执政者有心破坏也难以弄到这么糟！」
在谈话中，约翰逊太太提及北京新建的「香山饭店」。这建筑物是鼎鼎大名的美国华人建筑师贝聿铭所设计的，新落成时举世瞩目。但短短几个月后，约翰逊太太重游该饭店，发觉竟然面目全非。她问该饭店的中国管理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那些人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有的甚至认为饭店办得很好。我听了这个惊心的故事，喟然而叹：「这是个香山并发症（Fragrant Hill Syndrome）！」
最近一期的《时代周刊》，对香山饭店有如下的描述：「虽然才建好一年，墙也裂了、漆也掉了、地毡也脏了，走廊满布厚尘。一个从事酒店管理的奥国人说，酒店管理之罪以此为最。六间厕所中四间漏水。你向他们要资料，他们却向你吐瓜子。真要命！」
我所提及的「香山并发症」，并不是指该饭店一经中国人管理，就弄得一团糟——这只不过是制度的效果，算不上是什么症状。我所指的是把该饭店弄得一塌糊涂之后，管理者还不知或否认有什么不妥，甚至还说是办得很好。这并发症显然有两型，虽然在观察上我们不一定能将这两型分开。第一型的染病者根本不知道好与坏之别，正如有些人听古典音乐，两个扩音器坏了一个也全不知情！第二型的病者是知情的，但因为政治或利害关系，他们不能不强作不知或违心地大声赞好。
在香港前途的问题上，中国发言人及某些香港人所表现的「香山症状」是很明显的。约翰逊教授告诉我，他在中国跟招待他的干部们谈及香港问题时，最令他惊奇的，就是这些干部对香港经济因政治不安定而恶化竟是毫不知情，也绝不相信。一年多以来，世界每个重要股票市场的指数都创下历史高峰，而香港的指数却乏善可陈。香港出口有很显著的增长，但汇率指数却如江河日下。中国发言人及某些香港的「知识」分子坚持这一切与九七问题无关。有指数的数据都能视若无睹，没有指数的更加是形势大好了。
从「香山饭店」及近来在香港的观察所得，我以为若中国政策不变，将来香港的主权转手后，无论经济怎样倒退，中国发言人仍会大事宣传香港经济进展神速。而他们要在香港找几个学者大声拍掌附和，看来只是举手之劳；就算是不举手，毛遂自荐的也将会大不乏人。我不明白的是，这究竟对中国有什么益处？这些人是爱国？还是害国？
年多前中国出版了三十多年来第一本统计年鉴，郑重地派了许刚先生到香港来介绍。许先生很客气，邀请了我们一些做经济研究的作批评。中国大力从事整理经济资料，是令人高兴的。虽然年鉴中所用的统计知识颇为落后，但万事起头难，假以时日，这些技术上的不足是会改进的。这统计年鉴内令我最瞩目的，就是有一个数字表，指出三十年来工业生产的每年平均增长率，中国大陆为世界之冠——日本也仅能屈居亚军。这并不是说中国滥造数字，但工业生产可用多种不同的准则来量度，明显地中国统计部所采用的是要加强表达自己优越性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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