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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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并且很可能写不出好文章。我搞研究的方法就是首先确定我想要思考什么，然后再看是否有人为我出版研究成果……对我来说，开始一项研究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课题是否能让我感到兴奋。”
“大多数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出于对其研究题目的着迷，都是这样做的。就是这个原因，使教授这一职业的工作满意度在所有行业里名列前茅。教授们寻找到了他们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找到了为此付给他们薪酬的人——这就是大学。”
另外，曼昆鼓励学生培养广泛的兴趣，因为“提出想法是研究过程中最难、最不可控的部分，而如果你的兴趣广泛，这就会多少容易一些。”
“广泛的兴趣能带给你更多成功的机会。”他将研究者和矿工做比较，“如果一名矿工能着眼更广阔的开采场地，而非在同一地点重复劳动，他就有更大的可能发掘到金子。更重要的是，对一个题目的思考还可能引发对其他题目的想法。”
这恰为曼昆跨越经济学众多领域的多样化的研究成果做出了注释。他强调：“这些研究并非是什么重大计划的一部分。任何时候，我都只去研究当时使我最感兴趣的东西。”
他当然也很清楚研究领域如此之宽的代价。“研究范围宽，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深度。我有时也担心由于涉及领域过多而使每项研究都留于肤浅。”他是如何补偿这种代价的呢？“谨慎地选择合著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并不是完全奏效的办法。”他承认，“虽然有种说法是要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一项特定研究当中，但我不会那样做。那并不是我的风格。”

四　哈佛第一任女校长就职典礼见闻

哈佛371年历史上首任女校长福斯特
“一所大学更应关心如何通过学习改变人生与时代，如何将千年传统传承下去，如何塑造未来”
美国231年历史中共有过43届总统，而哈佛大学在其更加漫长的371年历史上却仅有过28位校长。每一位哈佛新校长举行就职典礼时，都会通过一系列仪式展开关于哈佛过去与未来的一次深刻反思，整个场面充盈着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作为一名研究南北战争和美国西部历史的历史学家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在10月12日正式当选为这所近四百年历史的名校的第28任校长。她本人在此前的大约一个月（9月18日）刚刚度过了自己60岁生日。
福斯特目前是哈佛艺术系的林肯历史学教授，此前曾于2001年至2007年6月间任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其前身是Radcliffe　College；一所著名的女子学院）的首任所长。在来到拉德克里夫之前，福斯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作为爱丁伯格（Annenberg）历史学教授以及女性研究项目的主任工作了25年。
福斯特的就职典礼在三百周年纪念剧场举行。这是一个坐落于Winder图书馆和哈佛庭院中纪念教堂之间的巨大绿色空间。每年6月，毕业典礼都会在此举行。缤纷的哈佛旗帜装点着剧场，似乎在向新校长致敬。尽管天气潮湿阴冷，上千名哈佛教员、职工、学生、校友和社团成员身披雨衣齐聚这里。
来自世界各个大学的学术代表10月12日下午2点列队进场。在他们之中，有九名福斯特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他们走上台在两边落坐。台上最中间的位置坐着三名哈佛前任校长：第25届校长博克（Derek　Bok）（任期为1971年—1991年，后于2006年—2007年间为代理校长）、第26届校长鲁登斯坦（Neil　L。　Rudenstine）（任期为1991年—2001年）以及第27届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任期是2001年—2006年）。
下午2点30分，随着大学典礼官一声令下，就职典礼正式开始，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哈佛大学教职工代表、哈佛学生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各界人士陆续发表致辞。数名音乐家在每篇致辞和祝辞间进行演奏。
随后，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仪式开始——职务徽章从三位前校长手中一一传递，然后交到福斯特手中。这已成为三百多年间哈佛历任校长的就职典礼上最闪亮的环节。所有的哈佛徽章都历史悠久，可以清晰地上溯到列文瑞特（John　Leverett）校长于1708年的就职典礼，甚至更早。就职典礼的正规流程中还使用了包括钥匙、宪章、图章等在内的众多古老而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仪式的最后，福斯特校长发表了就职演说，内容与上一任校长萨默斯所做的演讲截然相反。
福斯特称，她不会列出具体的目标或规划，而是对高等教育寄以更宏大的关注。“是时候思考一下哈佛大学及其它类似机构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作用了，”她说。
2001年10月，福斯特的前任——萨默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一系列优先发展的事项，包括加强本科教学、促使大学团体更具凝聚力以及使制度结构“以最高效率配合科学探索”。
福斯特想为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不断变换的角色和下一个五年、八年甚至十年里的工作提出“原则性指南”。
“公众需要大学具备使命感，但具体该对什么负责却很模糊，”福斯特说，“这种矛盾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对学院和大学几乎毫无边际的期望。”
“那么，就让我冒昧地做一个定义。大学的本质是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不是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当下负责。”福斯特认为，当下的状况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太多注意力。但是身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福斯特要将眼界超越现时。
“作为一种自然属性，大学是培养不安宁甚至叛逆文化的地方。这种属性存乎其对未来的责任感中。”她说，“知识的扩展意味着变革，但是变革往往带来不适，因为它总是同时包含着损失与收获，迷惑与发现。但是不安宁和叛逆对于思想的自由、创造和革新的自由来说是必需的。它们是塑造未来的关键。这种无限的想象力才是一所大学真正依赖的。”
一些人认为大学是劳动力的训练者，社会流动性的引擎或半政府机构，甚至还略带政治性。“那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其实，一所大学更关乎如何通过学习改变人生与时代，如何将千年传统传承下去，以及如何塑造未来。”
福斯特认为，作为大学团队中的一员，“我们必须使自己投身于怀疑的不安、投身于笃信为学无涯的谦卑中。”
“对于那些致力于挑战社会基本认知的机构来说，要得到一个国家或全世界的尊敬尚且十分难得，更不用说获取支持。然而，我们有义务作出表率：不仅向世人表明我们的目的并争取达成它们，同时这些宝贵的机构（即大学）也要生存下来并在新的一个世纪中成功发展。”福斯特说。■

五　成功的证明
“（对我教科书的）评判最终不是来自我本人，市场反馈才是对此类事情的最佳评判标准”
同许多哈佛的经济学教授一样，曼昆无论在学术期刊领域还是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这样更为大众化的新闻媒体上都著述颇丰。他最有名的两部热门教材：中级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入门级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已分别被翻译成15种和20种语言。其中入门级教材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已在全世界售出数百万册。
在听到“您的教科书在中国十分流行”的赞誉时，曼昆幽默作答：“这一定是中国经济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好的原因了。”然而曼昆坦言，他实际上只到过一次中国，随一队经济学家访问，行程简短。“我很少做国际旅行，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呀。”他解释道。
回到曼昆的教科书，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写一本经济学的介绍性教材呢？曼昆自1985年起作为助理教授在哈佛负责经济学原理的教学。1992年，他接受了为其课程撰写配套书籍的委托。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曼昆写道：“在从学校毕业多年之后，没有什么比执教原理性课程更能使一个经济学家不时想起他的领域中真正重要和令人兴奋的东西了。我们在此提炼专业积累的知识，教育我们的同胞如何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在的世界。”
接下来的五年中，曼昆潜心筛选要写入教材的内容，这一艰辛历程直到1997年方告完成。他在其中集结了一批卓越经济学家的观点，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曼昆的教科书与之前的入门级教材有何不同呢？首先，他通过更早引入供给、需求这对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并对其作出更充分的讨论，使得“供给－需求”这一研究工具的作用更加突出。
其次，曼昆试图在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间寻求新的平衡。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大多数教材过于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份量，对形成经济状况的长期力量给予更多关注。
这意味着，在经济的实际量方面，内容更多地涵盖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市场对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作用，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等；而在名义量方面，对古典货币理论进行更多讨论，例如货币数量论和费雪效应（即财富效应）。
曼昆把着眼于长期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放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之前作介绍。用储蓄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作为例子，可以说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差别。依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高的储蓄率会降低总需求，导致更低的国民收入，因而储蓄量其后就会下降；而相比之下，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认为，更高的储蓄意味着更多投资，从而形成未来更大的资本存量以及更高的国民收入。
最后，曼昆做出很多艰难的删改，使得他的教材适合学生阅读。他不想用过多细节吓住学生，而是着重强调那些基本原理。尽管如此，他的教材仍有775页之厚，只是相比其它动辄千页的经济学原理教材而言，曼昆这本看起来的确很短了。
他说：“（对我教科书的）评判最终不是来自我本人，市场反馈才是对此类事情的最佳评判标准，正如我教给学生的一样。”依此标准来看，全世界数百万册的销量就是他成功的证明。■

六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中美贸易观
曼昆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2003年到2005年间，作为哈佛教授的格利高里·曼昆，在布什政府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兼高级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经历让他体会到，美国国会中政治家们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观念有多么普遍而强烈，而这对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会有怎样现实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经济联盟2006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曼昆讲道：“如果你试图向一名认为出口可以创造就业而进口减少了美国人就业机会的重商主义者解释这一事实（即进口因其可以扩大我们的消费选择故是有益的，而出口是我们为实现进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所能得到的最好回应就是一个礼貌而显屈尊的微笑，以显示出对方认为你是多么的幼稚；而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表现得愤怒和被冒犯。而如果你身为一名公务员，他甚至将要求你辞职。”
曼昆断言：“两个多世纪前亚当斯密就表示反对，并在其后得到经济学业内一贯抵制的重商主义，现在却仍（在华盛顿）存在着。”这种重商主义的体现之一，是2005年年中时，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要求在中国实现汇率重估之前，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27。5％的关税。
事实上，政治压力往往是非常无情的，以致拥有一支包括约翰·斯诺（John　Snow）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内的明星经济顾问团的白宫，在当年12月就列出对中国纺织品实行配额的清单，作为总统的“经济增长议程”中的成就之一。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曼昆相信贸易对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曼昆于2003年10月30日在白宫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and　Means　mittee）的官员面前针对“中国贸易和美国制造业就业”这一政治上十分敏感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证词。在一篇长达十页的陈述中，曼昆从学术角度对数据详细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含蓄地否定了美国政治家们对中国偷走美国就业的指责。
首先，曼昆断言，与中国进行贸易正如与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贸易一样，对于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指出，尽管近年来中美已成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国却比美国表现得更加开放。这是由中国的进口占其GDP的比重来衡量的（中国为25％，而美国仅为大约10％）。
其次，他提出，对于美国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应该将其放入特定背景下来看，这才是学术的思维方式。他通过一批复杂的数据，分别归纳出如下事实。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与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逆差发生急剧增长，甚至比美中贸易逆差增长更为迅速，这使得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量中中国所占部分缩减了近乎20％；
——其实是美国的出口——尤其是制造业出口——的减少，而非进口的增加，才是近期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原因。事实上，美国应该感谢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这使美国对华出口自2000年起快速增长，而同时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却在下降。
——由于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产品形成直接竞争，故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他国家进口的替代，而非单纯地增加美国进口总量。
最后，曼昆无法回避对于美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就业威胁做出解释，因为就业是政治家们最关注的方面。他将美国制造部门中就业的下降首先归结于近期商业周期的低迷，其次是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最后才是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
曼昆指出，这场经济低迷较之前次尤其不同的特征在于，这次低迷是由商业投资和出口的减少导致的，而以前多是源自家庭消费的下降和住房市场的疲软。他更进一步将商业投资的减少归因于高科技泡沫的终结和一系列企业管理丑闻，这些因素尤其降低了资本商品（capital　goods）生产方面的投资。“这直接关系到资本商品出口量的降低，从而解释了2000年出口的整体下降。”曼昆说。
“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影响制造业就业的众多因素之一，”在那份陈述中，曼昆客观地总结道，“较之于进口竞争，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与国内投资减少和出口减弱的关系更为紧密。”他进而考察了自2000年7月以来制造业工作流失最显著的五大类出口导向型工业，对于这些类型的工业，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很小的。
认识到美国进口确实对美国生产同质化的企业造成了压力，曼昆对总统旨在帮助被转移工人的贸易调整补助政策进行了说明。这些政策包括职业咨询、培训、培训期间的收入支援、求职援助以及再就业补助。
曼昆一方面呼吁中国充分执行其WTO义务，继续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尤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一方面，他最后也重申了开放贸易的立场：“贸易增长可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贸易是件双赢的事，它可使美国及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