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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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带垄断性的市场，至少是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那就不会有真正的完全竞争，当然也就不会有竞争带来的经济行为上的效率；而如果政府真要通过将企业拆小来制造竞争，让同样的市场容量下生存更多的企业，那么许多企业就必将在长期平均成本比较高的产量上进行生产，从而使产品价格必须高于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不管怎样作，都不会得到市场容量容许的真正的完全竞争的那种好处。

上面说的那后一种政策，即拆小企业的政策，就是竞争优越教条主义者所可能想到的一种竞争政策，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可能是最有害的一种政策。

在这方面，最使竞争政策的拥护者们感到头痛的是所谓的“自然垄断”：这是一种缺乏替代品的市场，其市场相对于生产上的规模报酬来说极其狭小，当产品价格降低到等于单个企业的最低长期平均成本时，它的需求仍然小于单个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最低的产量。这是垄断厂商的一种极限状况。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也承认，对于这样的市场必须进行政府干预，实行各种特殊的规制和调节。

近年来流行的一种理论说法否认这种“自然垄断”的市场的存在，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市场上的需求会增加，或者技术进步会降低平均成本，使得需求在等于平均成本的价格上变得大于单个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最低的产量，从而使“自然垄断”自行消失。但是这种说法是以假定市场和技术的某些特定发展趋势为前提的，它既不能保证它所说的这种市场扩张或技术进步一定发生，也不能否认前边所说的那种“自然垄断”存在的可能性。

其实，就是没有这里所说的那些市场扩张和技术进步，也完全可能出现人们对市场性质的错误认识。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人们把不具备前边所说的“自然垄断”性质的市场，也看成是“自然垄断”的。而发生这种错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看到实际情况的变化，把过去的情况当成了现在的情况。因此，这里涉及的问题，其实是人们认为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市场是否真是“自然垄断”，而不是“自然垄断”本身存在与否、可能与否。而本书以下的讨论只涉及真正的“自然垄断”，只涉及真正的“自然垄断”所带来的问题。

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都想使“自然垄断”的市场也具有竞争性。但是对如何能作到这一点，他们内部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德国的弗赖堡学派，主张以国家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直接管制或“规制”（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来迫使“自然垄断”的企业象竞争性企业那样行动；而比较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等人，则坚决反对政府在这方面的任何规制，主张放开这样的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特别是允许其它厂商自由进入，靠别人进入的威胁来逼迫那些“自然垄断”的厂商象在竞争条件下那样行事。这方面的不同主张一直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内部在经济政策上的主要分歧，它有时竟闹到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集团面临分裂的地步。

赞成以政府规制来规范“自然垄断”企业行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其主张与80年代之前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同，也与那之前美国等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实践相符。他们主张的政府管制和规制，既包括政府直接给企业规定某些经营义务（如必须以自己的供给满足需求），更包括政府直接规定产品的价格，甚至包括政府对企业成本开支的管理。显然，不管政府的意图是否真是要逼迫企业按竞争方式行动，这样的规制都是十足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它绝不是真正的竞争，因而也不可能证明对竞争的信念如何正确。

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政府规制的批评有相当的道理。他们正确地指出，在这种政府规制的博弈中，被规制的企业通常都比执行规制的政府机构有更多的信息，因而往往会使规制达不到原定的目标；各种规制措施通常也会使被规制的企业丧失降低成本的动力，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但是，这些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迷信自由进入的威力，以为可以靠别人进入的威胁来逼迫“自然垄断”企业象竞争条件下那样行动，这却是十足的幻想。

当代西方的经济学界已经使用各种研究工具包括博弈论对企业进入特定产业的问题作了非常形式化、数量化的分析。但是到目前为止，能够证明进入的威胁可以迫使在位的企业以一个竞争者的姿态行动的模型，实际上都假定了这样一种企业成本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两个企业都按自己的平均生产成本销售自己的产品，其价格可以低于市场上只有一个企业时的产品价格。企业成本与需求有这样一种关系的市场，是一种寡头垄断可以有效运行的市场，绝不是那种“自然垄断”的市场。

按照正统的微观经济分析，寡头垄断是一种“不完全竞争”，它也可以算作一种形式的竞争。形式化的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对寡头垄断下的企业行为作了大量的分析，但是对它的效率与真正的“完全竞争”相比到底如何这一点，并没有一定的定论。倒是有一种特定的寡头垄断模型（“古诺模型”）清楚地证明了，在该模型假定的企业行为下，产品价格比完全竞争下高，产量比完全竞争下低，而且企业数目越少越是如此。一般研究者的直觉是，寡头垄断市场下的产品产量小于完全竞争市场下，价格则高于完全竞争市场，处于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这样一些分析都证明，在寡头垄断下，竞争远远不如完全竞争条件下那样完全和充分。

但是谁都知道，几乎所有现代化的产业部门今天都处于寡头垄断之下，没有寡头垄断就没有现代经济的效率。这样，与“竞争是最好的经济制度”这个命题不同，我们不能不得出的结论是：不完全的竞争比完全的竞争更有利于现代化。

我们还需要说明，别人进入的威胁对“自然垄断”的企业到底起什么作用。当代的博弈论分析确实证明了，某些已经在生产的“在位”企业可能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增加自己的产量以阻止潜在的竞争者进入自己这个行业。但是这种分析也证明，这种降价战略如果是理性的，其目的就不会是向潜在竞争者表示自己进行价格战的决心，而是为了向他们表明自己是一个低成本的生产者。这样作的原因是存在着信息上的不对称，潜在的竞争者不知道在位企业的真正成本函数。一个“自然垄断”的企业也同样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而降价。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因此而把自己产品的价格降低到长期平均成本的水平。对各种情况的分析会证明，采取这种战略的“自然垄断”企业多半会使自己的产品价格高于长期平均成本。

处于真正的“自然垄断”地位的企业可能会有两种成本—市场关系：一种企业有着很长一段水平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平均成本曲线与市场需求曲线相交之前的很长一段区间内，它产量的增加并不改变长期平均成本；另一种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一直向下倾斜，在达到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之前，它产品的需求曲线就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相交了。

潜在竞争者自由进入的威胁对前一种“自然垄断”企业很有作用，因为新进入的企业可以与已经“在位”的企业以相同的平均成本进行竞争。竞争的结果会遵照古诺模型的预言：能够进入的企业越多，产品价格就越低，经济就越有效率。

但是对后一种“自然垄断”的企业成本－市场关系，就无法作出统一的预言。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单个企业增加其产量，它的平均成本在不断下降。如果市场上只有它这一个企业，它会遵照著名的垄断定价规则，将产量定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垄断产量上，并且按需求函数收取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别的企业进入之后这个“在位”企业的产量和价格将会如何变化，这取决于市场需求函数和企业成本函数的具体状况，无法一概而论。

但是，下边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出现的：由于市场容量有限，两个企业的产量都少于只有一个企业时的垄断产量，而由于产量减少会提高平均成本，两个企业的产品价格即使都等于平均成本，它们的价格仍然高于只有一个企业时的垄断价格，而在只有一个企业时，价格是高于平均成本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两个企业之间的真正竞争只能导致最后市场上只剩下一个供给者，因为它即使按垄断产量订价，其价格也比有两个企业时低。有足够的理性的别的企业不会再进入这个市场，而“在位”的企业会充分利用自己享有的垄断地位，以垄断高价收取垄断利润，把规模报酬递增的好处完全据为己有。

仅仅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在许多情况下，“自然垄断”企业可以完全象一个真正的垄断企业那样行事，而在具有“自然垄断”式的市场－企业成本关系的市场上则不会存在竞争。虽然竞争这种市场形式本身对人的最优化行为的影响是优于别的制度形式（包括垄断）的，但是，在“自然垄断”的上述特定企业成本—市场关系下，竞争性企业必定过小，在技术—生产成本上又劣于大的垄断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在政府不干预的真正市场竞争中，竞争性企业就必定会消失，被垄断性企业取而代之——也就是竞争自己否定了自己。这就意味着，在这样的特定情况下，实际上垄断是优于竞争的。

许多作为现代经济标志的产业，如铁路、电信、电力供应和计算机软件，其企业成本—市场关系都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在铁路、电信、电力供应等行业中，单个企业的“自然垄断”地位实际上来源于它所运营的“网络”（如铁路网、电信网、供电网等）。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对这些行业一般都实行严格的管制。而在80年代之后，许多国家的政府又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放松以致取消对这些行业的管制（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想靠其它企业进入的威胁来规范这些行业中的企业行为。典型的作法就是同时允许多个企业经营同一个行业在同一地区的业务。但是由多个企业经营的一般也只限于在网络上的服务业务（如在同一条铁路线上同时允许多个企业经营货运和客运业务），提供网络本身（铁路网、电信网、供电网）的仍然只有一个企业。这就是说，提供网络的企业仍然处于自然垄断地位。这样的取消管制只不过是缩小了每个行业中的自然垄断所涵盖的范围，而每个行业中的自然垄断仍然存在。

在这些行业中的真正革命性措施是允许并实际建设了第二套营业网络，这样任何企业就都不能再处于垄断地位了。前几年美国的电信业中就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但是，一个网络行业是不是自然垄断行业，真正的关键问题是实际的企业成本—市场关系是否能使多个营业网络都有利可图。在各国普遍允许多家企业经营电信业务以后不久，欧美各国电信业的公司盈利甚至财务状况就都迅速恶化。这很可能是一个征兆，表明在大多数地区，两套以上的营业网络都是无利可图的。如果真是那样，电信业就还是一个自然垄断行业。

计算机软件行业不同于真正的网络行业，但是它近年来出现了垄断的趋势——大名鼎鼎的美国微软公司的“视窗”（ｗｉｎｄｏｗｓ）软件已经几乎占据了整个的个人电脑操作平台软件市场。是什么原因使视窗软件取得这样的成功，是由于技术上的优势还是成功的商业运作，这还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但是经济学家却可以肯定地说，视窗的垄断地位来源于这种软件市场上出现了自然垄断式的企业成本—市场关系，这种企业成本－市场关系的根源是特别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

在前年和去年有关信息产业和美国“新经济”的鼓噪正盛时，人们曾经大谈特谈信息产业中的许多“特殊现象”，认为这些现象突破了正统经济理论传统的分析框架。而这些所谓新的“特殊现象”，主要是围绕着强烈的规模报酬递增发生的。如果说，信息技术的革命真在什么地方“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框架”的话，那么它只不过是以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强烈的规模报酬递增确实可以造成视窗软件式的自然垄断。

视窗软件的近乎自然垄断式的垄断地位给美国的竞争政策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是否要对微软公司使用反垄断法、是否要把它分拆成多个小公司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之间、特别是不同的司法机构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背后的利益冲突背景是，其它的软件生产商与其所在地的政府要打破微软的垄断地位，而美国政府为保持美国在信息产业中的领先地位，不想削弱微软公司；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广大电脑软件消费者对微软并不反感：因为视窗软件的售价低于别的公司的同类型软件。最后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已经有了巨大销路的厂商可以充分利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效益，而这也正是使反垄断的竞争政策最难下手的地方：取消视窗软件的垄断地位将造成技术上的无效率，并且使软件产品的价格上升，实际上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这又是一个反垄断的竞争政策在自然垄断面前陷入困境的典型。

附带说一句：当微软公司受到全世界商界追捧时，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也把微软公司捧上了天，根本没人想到要反微软公司在软件市场上的垄断。只是到了美国政府自己对微软公司提起了反垄断诉讼之后，中国才有人想起对微软的垄断问题发表点意见，说的也不过是美国人反垄断的决心是如何伟大之类，却不见哪位经济自由主义者真正强硬地谴责微软的垄断行为。这就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反垄断精神：他们的反垄断针对的几乎都是中国自己的企业，对那些既在中国更在全世界的最大垄断——诸如微软公司在电脑软件上的垄断，他们从来就不敢使用他们自己鼓吹的反垄断原则。

第三节　　竞争价格的悖论

上一节的讨论完全是以正统的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但是实际上，正统微观经济理论之所以能证明完全竞争这种市场形式比其它市场形式有效率，靠的是它对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假设，而它假设的这个完全竞争的价格形成机制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不能说明实际的竞争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按照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必定把自己产品的产量调整到边际成本等于其价格的程度；而消费者为了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也必定把他对任意两种物品的消费量调整到它们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其价格之比。根据这样的企业和消费者行为，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自正统微观经济理论形成以来，它在一百多年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按照它所说的那些企业行为和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