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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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赞赏目前的全球化趋势，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这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真正态度。它要求各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外国资本面前完全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允许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包括实行投资自由化。自由主义者们主张由此使各个国家“溶入国际社会”，在经济上成为一体化的全球性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也是近年来西方某些人掀起的“全球化”宣传的一部分。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大体上赞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和外资越多越好的观点，并且大都倾向于尽可能自由化的对外经济关系。有些人甚至公开说：中国的走私如此猖獗，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关税税率太高。但是早期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对外经济政策主张上并没有鲜明的色彩。而近年来中国又成长起了一批新一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主张事事都要“同国际接轨”、“溶入国际社会”，从而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投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比起“出口越多越好”和“外资越多越好”的传统看法来，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的主张所带来的损害会更大、更严重。

十曰相信制度万能，自由竞争可以作到一切，这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是普遍的信仰。有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曾经这样概括说：“中国缺的是一个好的制度”——言外之意是中国不缺别的任何东西。而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自由竞争的制度。

说这是一种信仰，是因为谈到经济上的任何问题——从人均收入低到某种产品的价格高——这些人都会把原因归结到“经济制度”上，归结到“没有放开竞争”上，而从来都不会再举出别的什么原因。在他们制造的这种舆论下，不仅“制度”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最流行的名词，而且制度被当成了任何经济问题的唯一原因。在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信条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竞争的迷信，似乎竞争可以作到任何事情，而不需要受其它的因素制约。这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缺乏竞争的作法，有时真令我想起那些“法轮功”的痴迷者——不管你有什么病，身体或精神上有什么不适，当你去问他们时，他们都会回答你说：因为你没练“法轮功”！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散布这些信条时，利用了“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和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经济政策为之服务的目标，当作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由于这种思维定式已经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占了统治地位，它就象流行的服装时尚一样统治着社会，造成了一种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的社会政治风气。在这种流行氛围下，谁要被认定了是“反对改革开放”，谁就会遭到舆论起哄式的围攻或唾弃。在这样的思想围剿下，中国的知识界人人自危，谁都怕被戴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而又都想把这顶帽子给自己的敌手扣上。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更把“反对改革开放”化成了消灭其对手（政治上的甚至学术上的）的大棒。

其实，就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只能以社会的福利作经济政策的目标、作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一种政策，只要它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那就不管它是“改革开放的”还是“不改革开放的”，都是最好的政策。因此，那种改革开放至上的思维方式，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地地道道的本国货色。

实质上，在所有上述这些经济信条背后的共同理念是，主张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按照这些有害的信条去作，最终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导致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而所有这些，又都装饰上了“改革开放、发财致富”这样的冠冕堂皇的招牌。而在实际上，这样的经济自由主义必定在中国造成与苏联东欧一样的后果：它不仅会消灭一切社会公平，而且会使中国落入拉丁美洲式的不发达陷阱。

对外贸易
01、最有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

我们必须对多年来一直奉行的对外贸易战略作根本的反思，坚决地放弃那种不惜代价地追求扩大出口的政策取向，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转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轨道上来。

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经济发展的根本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于飞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ＧＤＰ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ＧＤＰ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ＧＤＰ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ＧＤＰ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ＧＤＰ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ＧＤＰ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ＧＤＰ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洋务运动，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