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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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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洲的城市国家都是这样产生的，现代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形成的。但是一旦以民主的方式产生了国家的政府，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民主”是一个政治体制概念，它源于古希腊的词汇，其原意是“人民掌握政权”。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实际可操作性的要求，民主通常采取了多数表决的方式，由全体选民以投票的多数决定由谁掌握政权，甚至以投票的多数决定某些重大的事物。
由于民主总是意味着许多人参与政治管理，民主就与平等有着不解之缘：在参与民主政治的个人之间必须至少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权利平等，否则就谈不上政治民主。因此，民主总是以政治权利的平等为前提。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由多数人作出重大决策，这多数人当然不会容忍少数人具有过大的社会地位和财产收入上的优势。这样，民主政治的运行必定导致采取种种可行的政治措施来在一定程度上使公民们的社会地位和财产收入平等化，而民主政治运行的后果则会使其公民的社会地位和财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平等。由于有这两方面的原因，民主与平等的关系比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而在人类历史上，为民主而斗争的队伍中从来都有坚决的平等派作为重要的一翼，最激进的民主派总是彻底的平等派。
当然，民主并不一定导致公民财产和收入的完全平等。在西方的历史中，民主政体下的公民在财产和收入上通常也是不平等的。民主政体下的这种不平等既是由于大多数公民都有追求私利的动机，也是由于大多数公民都喜欢保留个人的行动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平等的关系也就是民主与自由的关系。
只要我们承认，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很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我们就必须承认，民主政治的运行最终将保证相当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因为在民主政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多数人最终将赞成保留他们自己的个人自由。而且民主政治所产生的自由是真正的个人自由，因为它将使绝大多数公民具有平等的自由权利。正因为如此，西方人才惯于将“自由”和“民主”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而法国19世纪的思想家托克维尔更是极力追求一种将民主和自由综合起来的社会，他把当时的美国视为完满地实现了这种综合的典型。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民主也与个人自由存在着矛盾，有时甚至有着尖锐的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民主政治的操作规则通常是少数服从多数，极少有可能实现完全的一致。这种民主运行规则可能导致多数人强行剥夺少数人的个人自由。民主政治固有的平等倾向会进一步增强这种可能性，使多数人强行剥夺少数富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许多个人自由。
由于看到了民主与自由的这一矛盾，哈耶克和米塞斯等当代著名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才对单纯的政治民主概念不抱好感。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第五章中甚至说：“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我们决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很明显的：在民主与个人自由发生冲突时，应当为了保卫自由而牺牲民主。也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他们站到了1973年通过杀害民选的左翼总统阿连德而执政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一边。
哈耶克喜欢把主张综合民主与自由的托克维尔称作自己的先驱。但是实际上，他对民主与自由的态度更接近19世纪前半期法国保守的君主立宪主义者。曾经在1830年之后的法国“7月王朝”中担任过首相的基佐就公开表示不喜欢民主。他指责民主，说它既不能保障和平也不能保障自由，只能带来社会冲突和革命专制主义，使公民的个人自由变为全国多数人意志的牺牲品。
而19世纪初法国著名的立宪君主制理论家贡斯当，更是直接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反对民主。他主张所谓的“宪法自由”，强调应当由一个“正直的人”的阶层来代表整个国家，其任务就是避免危害思想自由的任何随心所欲的行为，防止“要求得到少数服从多数之权利的群众”占上风。粗略地浏览一下贡斯当对卢梭的民主学说的批判就可以发现，哈耶克对卢梭式的“伪个人主义”的批评简直就是在重复贡斯当的论述。而贡斯当的全部学说都带着直言不讳的阶级色彩，他公然维护贵族和富人的特权以反对下层群众要求的“人民主权”。
对思想史的这一简单回顾已经足以说明，今日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借口维护个人自由而贬低民主，他们实际的思想先驱是公然代表富人特权的法国保守主义君主立宪派。
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毫不掩饰他们对当代历史发展的沮丧心情。他们承认，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民主的发展使他们的保守主义主张在政治上日益失势。今日西方国家的政府正在逐渐被卢梭式的民主派、甚至被平等主义的民主派所掌握。这样的政治格局常常使政府自己出来破坏个人的自由，他们主张的那种个人自由、那种富人的经济自由正在不知不觉地消失。这就是说，政治民主化使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变得不想尊重真正的个人自由。
由于政府是任何经济政策的直接实行者，政府不愿意奉行自由主义的政策就必定会导致经济自由主义的失势。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中，这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无法实现的最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
使真正的自由主义政策无法贯彻的第四个重要因素是，在社会中处于最下层的人、特别是收入最少的穷人，会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追求实现平等。下一节将专门讨论下层群众的这种斗争对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
第五节 不可超越的公平和平等
这里我们将讨论近代和现代历史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在社会中处于最下层的人、特别是收入最少的穷人，以各种可能的手段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下层民众的这种斗争经常导致流血的冲突、暴力的革命和群众性的恐怖活动。将这些下层人组织和动员起来的通常都是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学说。从19世纪开始，这些学说大都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旗号；而在20世纪末，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等宗教极端主义也加入了这种学说的行列。
下层民众的这种有组织地夺取平等的斗争对个人自由有着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达到真正的个人自由所要求的那种权利平等和起码的收入平等；在这一限度内，它有助于实现真正的个人自由，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自由也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富人和社会上层人物的许多个人自由。而在另一方面，下层民众的这种斗争往往致力于达到极度的平等，而且它靠严密的组织来使用极端集体主义的手段。这不仅导致极大地限制个人自由，而且往往导致根本取消个人的自由。正是由于这后一方面的作用，下层民众有组织地争取平等的斗争不仅使得自由主义的政策无法贯彻，而且常常清除了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自由主义。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是由同一个群众运动产生的，因而是无法分开的。
不考虑这种组织下层民众争取平等的斗争，就无法理解20世纪的历史。以激进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的这种斗争，造成了20世纪的许多重要的革命事件。1917年俄国发生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它决定了以后形成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许多特征，并且在全世界传播了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现代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列宁主义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开始发展起组织下层民众争取平等的斗争，它最终导致形成了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平等主义革命学说，导致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而在毛泽东式的革命学说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世界性的争取平等的群众斗争浪潮，在许多国家都形成了“毛主义”的或卡斯特罗—格瓦拉式的游击队。
这种组织下层民众争取平等的斗争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自从苏联的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就是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对经济的集体主义式的干预也上升到了一个高得多的层次，而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更是扩大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量级。这些社会保障和福利起到了使收入平等化的作用，有利于社会下层的低收入群众。
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的博弈论，把组织下层民众争取平等的斗争对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概括为这样一个定理：由私利出发的博弈均衡决定了政府必须顾及市场中的弱势集团的利益。根据这个定理，在某个政府统治下的市场经济中，如果存在着足够大的弱势集团，该集团认为反抗该政府所维护的现行秩序比遵守该秩序对自己更有利，则控制着政府的利益集团将会在镇压该弱势集团的反抗的同时向该集团作出让步，给予该弱势集团某些特殊的权利（广义的产权）来增大其福利，以换取减缓该集团的反抗。
这里说的弱势集团所反抗的“现行秩序”，完全可能是一个严格遵守自愿交换原则的秩序，而这一点并不妨碍上述定理成立。只要政府将除劳动之外的全部稀缺资源的产权都仅仅界定给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这种秩序下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弱势集团。而这里说的“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在独裁政府下就是政府本身，在民主选举的政府下则是所谓的“中间选民”。
要证明上述定理，需要使用以效用函数为基础的数学化的博弈论分析。但是这个定理的基本逻辑却是显而易见地令人信服的：增进弱势集团福利的让步通常会直接减少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的福利（由于要通过政府财政支出给弱势集团增进福利等等），但是它可以减少弱势集团的反抗，从而减少这种反抗给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的福利所间接造成的损失。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将在让步给自己的福利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和减少的间接损失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一个可以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的政策。如果弱势集团的力量足够大，那么在通常的效用函数下，只要政府的决策变量及其效果函数是连续的，政府向弱势集团作某种程度的让步就是对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最有利的，问题只是作多大程度的让步。
这个定理的证明过程还给了我们以经济学基本理论上的重大启示：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困惑于如何设计一个合乎理性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还证明了，不能保证从理性的个人偏好推导出合乎理性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而一旦我们以博弈论的形式考虑到了社会中的利益冲突，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开这种设计社会福利函数的困难。我们可以简单地假定，在每个人都具有完全的信息和充分的理性的条件下，在现实的社会中，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函数等价于对政府决策有决定性影响的个人所达到的博弈均衡下的最大化个人福利。
这样的社会福利函数不需要将不同个人的福利函数综合为一个社会福利函数，但是又能满足为制定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而对社会福利函数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不过，这样的社会福利函数表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观：在存在着利益冲突的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是社会的利益。
尽管如此，根据这样的社会福利函数设计的经济政策，仍然会导致放弃经济自由主义，靠对富人的征税来实行很高的社会保障。这样作的理由是为了“公共利益”，这样作意味着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而在这种“公共利益”中，首先必须重视的是社会上最贫最弱者的利益。
根据前边说的定理，中国古代统治比较稳固的专制王朝都大力实行“抑豪强、赈灾民”的政策，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而给予贫民高度的社会福利，这些都是不言而喻、毫无疑义、理当如此的。
在高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之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冲突极小、又保证了相当高的个人自由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左翼运动明显退潮，自由的市场经济进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但是西方的保守派经济自由主义者又开始忘掉20世纪初的历史教训，他们到处鼓吹向下层民众所享有的社会福利进攻，从而在挑起新的社会冲突。其实今日西方的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不能容忍一部分人的贫困，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很快就会为他们的疯狂而得到报应。
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之后，西方自由主义者们的狂妄自大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一直就把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各种武装游击队和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激进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团体都说成是“血腥的恐怖主义组织”。他们傲慢地宣称，没有苏联这样的国家支持，这些“恐怖主义组织”不可能存在。现在苏联解体了，这一类“恐怖主义的革命组织”将会消失。
90年代最初几年的事态似乎正在证明这个预言。联邦德国的“红军派”和意大利的“红色旅”都停止了活动。这好象表明，这些“恐怖主义组织”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组织。名噪一时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最终解体了。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队组织也放下了武器。
但是这里的很多因果关系是似是而非的。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其实是被越南和亲越的武装打垮的，而越南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一场意识形态上的“休克”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游击队组织已经从失败主义情绪中恢复了过来。事实证明，许多革命的游击队组织主要依靠的并不是国外的支持，他们生根于本国的土壤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认为“恐怖主义的革命组织”离不开苏联的说法忘了一个根本的事实：苏联本身又是从哪里来的？在苏联产生之前，世界上并不存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苏联的产生不可能依靠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国家的援助。革命的苏联产生于本国的特殊环境，产生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冲突。只要这种环境和矛盾继续存在，武装的革命组织就不会消失。
20世纪最后几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第三世界国家，“毛主义”的游击队并没有消失，与它很相象的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式的游击队也仍然在活动。菲律宾共产党的游击武装、秘鲁的“光辉道路”的游击队都没有放下武器，著名的哥伦比亚游击组织“革命武装部队”、“民族解放军”还在频繁活动，我们甚至经常可以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听到他们活动的消息。更会令自由主义者们失望的是，恰恰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新的武装革命组织还在不断涌现，激进的暴力革命情绪正在重新涌动。
激进的暴力革命情绪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武装革命的英雄格瓦拉的怀念。1967年在玻利维亚被政府军杀害的格瓦拉，是革命游击战争的著名理论家和实践者，他以个人自主的坚决行动，成了许多不安于死气沉沉的现状的西方人崇拜的偶像。
在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心目中，格瓦拉应当是个地道的“恐怖主义分子”，而且是“恐怖主义组织的匪首”。这也正是以“自由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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