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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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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直到现在也没有用令人信服的形式化分析来论证，为什么私有企业（特别是资本金由私人所有的企业）一定比公有企业有效率。对于喜好形式化分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倒是经常有一些受过西方主流经济学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如奥斯卡。兰格等，提出和论证了相反的论点，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企业公有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经济效率。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资本金和企业归私人所有看成是经济活动的不容质疑的前提。当然，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那里，资本和企业由私人所有只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给定的前提条件，它是由经济分析所论证的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是一个理论上假定的给定的事实。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并没有进行专门的形式化分析来论证，它的这个私有制前提对于经济效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把私有制当成是理论分析上给定的出发点这个事实又反映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确实是把资本和企业的私人所有看成是经济活动有效率的一个必要前提。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资本和企业的私人所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完全竞争市场时所假定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有充分的经济效率（即“帕累托效率”）的经济制度。这似乎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一个结论：资本和企业私人所有是达到充分的经济效率的一个条件。
当然，仔细推敲起来，对这个结论的推导是极不严格的。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逻辑结构既不能说明私有制是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也不能说明私有制是经济效率的充分条件。说它不是必要条件，是因为这种分析并没有从理论上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某种或某些非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同样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说它不是充分条件，是因为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本身就证明了，即使有了资本的私人所有，如果没有完全竞争的经济环境，如果存在着“外部性”，或者如果不具备某些条件，同样有可能达不到“帕累托效率”。
尽管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毕竟确切地证明了，如果具备了以上所说的那种种条件，竞争性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和企业私人所有确实可以使经济活动达到“帕累托效率”。相比之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资本和企业的公共所有几乎没有作什么严肃的形式化分析，当然更不可能论证它具有经济效率。这样的分析成果不能不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把私有制看成是经济活动有效率的条件。
另一方面，单单选择资本和企业的私人所有作理论分析的假定条件，这本身就反映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偏好：虽然没有什么严格的形式化分析作支撑，他们在内心深处却认定私有制是经济效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看法是几乎所有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天生的信念，自经济学产生于西方以来，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几乎从来都是这样想的。
在西方占主流的经济学家中，“私有制有效率”这种看法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就是那些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如美国的萨克斯等，在对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建议时，也把“企业和国有资本的私有化”当作最主要的措施之一。
作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右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然把私有制看成是经济效率的最重要前提之一。特别强调这一观点，特别积极地鼓吹实行私有化，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这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推向了极端。
2。 强调交换和市场的自发运行有充分的效率，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最爱引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又一个论点。
必须指出，当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认为交换与市场的自发运行必定是有效率的，它特别强调，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市场的自发运行才肯定能达到“帕累托效率”。这些条件包括完全竞争的市场，没有各种各样的外部性，完全信息，未来是确定的，等等等等。这其中的许多条件在现实当中是无法满足的。而当这些条件中的某一个没有具备时，市场的自发运行就无法保证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这些情况都统称为“市场失灵”。强调市场失灵的各种情况并对其加以深入研究，这正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承认，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着重强调的还是交换和市场自发运行的有效率性。在它心目中，市场的自发运行在现实的西方市场经济下造成了一种接近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市场失灵”只是少数例外。因此，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在分析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时，习惯上都要假定完全竞争市场、没有外部性、完全信息等一大堆条件，这实际上等于认定现实的市场经济就是能够达到“帕累托效率”的，市场的自发运行是有效率的。
在强调现实当中的市场能够充分有效地自发运行这一点上，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为突出、更走极端。它一直坚持认为，现实当中真正自发运行的市场经济就是有效率而且公平的。比起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比起西方经济学中的其它流派来，它都更顽固地坚持这一点。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坚决地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他们的“经济自由主义”名称正是因此而得的。
3。 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好的对外贸易政策，它可以达到充分的效率，而且正是有利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自己，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中借来的又一大思想武器。
应当承认，比起私有制最优论、市场有效率论来，自由贸易有效率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要稳固得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它的论证也要牢靠得多。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对任何国家都最好的对外贸易政策。
亚当。斯密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就极力主张实行自由贸易，而且对自由贸易政策的优越性作了详尽的论述；而李嘉图所提出的对外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学说，更是确立了一种论证的基本框架，后来对自由贸易优越性所作的所有论证都是按这个框架进行的。从那以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就不断地在发展新的模型来论证自由贸易政策的优越性。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模型来论证非自由贸易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好处，但是它们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甚微，根本无法动摇自由贸易最优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
依据自由贸易最优论，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以此而论证了所谓的“溶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遵守国际统一的经济规则”的观念。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以自由贸易为基础，那个统一的国际经济规则只能是实行自由贸易。
在坚持自由贸易的最优性这一点上，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又是最极端、最坚定的。它比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还要顽固地坚持说，在任何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都不仅有利于全世界，而且有利于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自己。
这个自由贸易最优性的经济学信条，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内部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导致它在塑造中国近来的对外贸易政策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4。 认为只有一种最优的经济体制， 这导致了当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把美国的经济体制当成唯一的学习榜样。
严格地说，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所说的那唯一最优的经济体制，并不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能够实际存在的经济体制。它在论证这种经济体制的最优性时，是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信息完全等前提条件为基础的。而满足这些条件的经济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在最近一些年，西方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却都认定美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最接近这种“理想”的最优经济体制。于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唯一最优性的论证，就被许多人看成是对美国经济体制的唯一最优性的论证。在这方面的典型，就是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大师米塞斯，他断言：全世界的未来都是变成象20世纪中期的美国那样的经济体制。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更把这种学术上极不严肃的看法变成了对美国经济的一种原始的迷信。这就造成了一股“学习美国”的狂热，什么都以美国为榜样，在任何方面都要向美国学习。这种心态不仅认定“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简直是热望“美国的今天就成为我们的今天”。
当然，美国的科学技术确实先进，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硬碰硬的东西别说是明天，就是十年八年后也未必能学到手。于是美国的崇拜者们就把劲头使到了“制度”上，恨不能今天就让美国的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因为那是他们心目中无条件地唯一最优的制度啊！
另一类思想观点
尽管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借用甚至发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上述几方面的观点，但是它并没有全面地吸收和继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体系。它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采取的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态度，只援引自己喜欢的论点，而回避甚至闭口不提那些它所不喜欢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观点。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极力回避不提的这样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观点包括：
——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尽管主张让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但是它看待任何问题的出发点却是公共利益。
近现代西方的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关注的就是怎样才能增进公共的福利、特别是整个国家的福利；就连亚当。斯密的那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奠基之作，讨论的也是如何才能增进“国民财富”。按近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只有那些从公共利益角度来讨论经济的运行规则的学说，才能被看作“经济学”，它也正是这样看待近代的经济学产生之前的经济思想的。
由于近现代的西方经济学以公共利益为经济研究的着眼点，它就不能不重视对经济福利的分析——它必须以所谓“实证的”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去进一步研究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
——有关市场失灵的一整套经济理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承认现实当中的许多具体条件可以导致市场失灵，它还深入研究了市场失灵的各种情况。它的理论分析已经证明，现实当中必定会存在许多具体因素，如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外部性、信息的不完全等等，它们都会使自由运行的市场没有效率。只要存在着这些因素，即使市场是自由运行的，资源配置也不会达到“帕累托有效率”。这些有关市场失灵的经济理论，成了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承认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思想基础。
——有关非自由贸易的贸易政策好处的理论分析。
最近几十年经济分析的发展，已经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模型，如有关“战略贸易”的理论模型等等。这些模型引入了一些现实的因素，如通过边干边学可以在生产时自动提高生产率（“学习效应”），这些因素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企业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等等相结合，就会导致在某些落后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比搞自由贸易要好。其实，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中，不断有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人物（如19世纪英国的约。斯。穆勒）按照这条思路承认保护贸易可能对一国更好。这样就形成了一些承认保护贸易可能更好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模型，只不过这些观点和模型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中一直不占主导地位罢了。但是，因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承认在经济生活中适用的模型可以是很不同的，它就并不否认存在着保护贸易比自由贸易更好的可能性。
——有关公有制企业同样可能有效率的观点。虽然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历来把私有制看成是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的前提，但是也经常有一些主流经济学训练出来的杰出学者坚持并论证公有制企业同样可能有效率。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兰格等经济学家对“竞争社会主义”的论证。最近一些年来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内部又出现了很强烈的反对私有化的思潮，认为对于企业的经济效率来说，重要的不是私有化，而是实行充分的竞争。这些事例都说明，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完全可以证明，公有制企业可能有充分的效率。只不过西方的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不喜欢从而也不想接受这个论点罢了。
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上述这些重要思想观点，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一贯地闭口不提。令人惊异的是，就是整个的中国经济学界也极少谈论这些思想观点，以致在中国人心中造成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很大误解。
第三节 中国特有的误人之见
尽管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借用了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特别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某些观念，从它们那里找到了一些思想上的支持，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中国的特殊环境的产物。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一开始就带着许许多多中国的特色，具有许许多多自己特有的思想观点、信念和信条。这些思想观点、信条和信念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所没有的，而且往往与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流行的信念相冲突。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所特有的特色。
本节下面所列举的，就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所特有的那些特别有害的思想观点、信念和信条。它们包括：
1。“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和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经济政策为之服务的目标，当作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
自90年代初以来，由于国人的政治化思维习惯，特别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有意鼓吹，这种思维定式已经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占了统治地位。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种舆论氛围：说一种经济政策好，应当实行这种政策，就必须先论证这种政策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而谁要是被戴上了“不改革开放”的帽子，他就不仅被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甚至在学术上也很快就被视为一条死狗。
在制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他们总是以“改革开放路线的代表”自居，以“引导改革开放的潮流”的面目出现，不但把“改革开放”拔高成唯一的政治原则，而且把它变成了衡量经济政策的唯一准则，把“反对改革开放”化成了消灭其对手（政治上的甚至学术上的）的大棒。最近几年，这种政治化的手法更是愈演愈烈，逐渐发展到把改革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同起来，甚至发展到把改革与鼓励少数人侵吞公共财产等同起来。
最近，一位经济学上颇有造诣、但是被这种思维方式占据了头脑的经济学者竟然说：实际的形势确实不好，刁民、暴民在那里胡干，但是我们不应当讲形势不好，因为那样讲就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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