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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9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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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鲍里索夫的《中国70年代的对内对外政策》；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合著的《1945—1970年的苏中关系梗概》；费德尔·勃拉茨基的《毛泽东：一幅意识形态和心理肖像》；L。P。德留辛的《毛主义的社会政治本质》；K。A。伊格洛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1967—1981）》；V。G。吉尔布拉斯的《中国：危机在继续》；B。N。戈尔巴切夫的《中国军队的社会和政治作用（1958—1969）》；L。M。古德什尼科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结构》、《中国：社会与国家》、《中国：寻求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与现实》、《中国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1973—1979）》；L。S。丘扎基里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运动（1949—1966）》；M。I。马卡洛夫等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雷莎·米洛维茨卡娅和尤里·西姆尤诺夫合著的《苏中关系简史》；G。N。莫斯克的《中国军队：毛主义者冒险政治的工具》、《危险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苏联中国问题研究的题目》；A。M。鲁缅采夫的《“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外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S。L。齐赫文斯基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在》；O。弗拉迪米洛夫和V。伊亚赞切夫合著的《毛泽东：一幅政治肖像》及B。扎尼津、A。米洛诺夫和伊亚·米哈伊洛夫合著的《论中国的发展》。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以前，西方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只是为了搞到资料。因为只有十分有限的中央报纸和杂志、数量很少的公开讲话以及个别流落到香港的难民可资询问。一些省内报纸的复印件被偷带到香港，省里的电台广播与北京的电台一样受到监听。即使这些简单的传递工具也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释读和甚至更多的翻译工作，但它毕竟是一个容易掌握的资料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类资料被一大批新的和不同类型的材料所补充，它们大部分由那些搜查被罢黜的官员的红卫兵所披露。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迄今未发表的毛的讲话集，这类材料令人迷惑地使用同样的题目，最常见的是《毛泽东思想万岁！》它们的译本以不同形式出现，最著名的是S。施拉姆的《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美国版名是《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杰罗姆·陈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的两卷本的《毛泽东思想杂录》以及有争议的《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4，9。3，9。4，10。2，10。4，11。4）这些选集明显地被不同的机构收集到一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新版本仍旧在中国不断出现。结果导致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写的一套新译本《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的问世。一部1949年以后毛的著作全集正在由高英茂和约翰·K。龙（音）编辑并整理，该书名为《毛泽东文集（1949—1976）》，第1卷已经出版。但是，这些文集中的大部分材料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时期，1966年之后的讲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68年夏天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才解禁。
其他大部头的、由红卫兵出版的资料是报纸。这些刊物经常对当时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事务进行倾向性极明显的评论。但它们已被李翔云精心整理后收进《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一书中。还有，这些材料只包括到1968年夏天这个时期，在那以后，虽然中国公开了关于林彪事件的内部文件，但资料来源明显地减少了。另外，70年代来中国的西方人增多，导致了一些目击者的报道。如罗杰·加赛德的《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尽管书名如此，但仍包括从1976年1月开始的一些事件。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大批关于1969—1976年的新材料才得以面世。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尽管官方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有限制，但仍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评论，最可靠和最全面的是王年一的《（1949—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作者是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显然掌握着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材料。一部更早的非常可信的著作由政治学家高皋和严家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原文如此——译者）撰写，书名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该著作在出版前夕被查禁，最初的版本在香港发行，但最初的天津版的版本在西方也流传很广。作者感到只利用公开的材料局限性太大，但却又因其他材料使用不当造成一些错误而受到指摘。第二版显然接受了批评进行了修改。第一版的英译本在台湾出版。在一般的西方著作中，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内政（1949—1972）》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把广泛地描写和对特殊事件的严密分析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1921—1985）：一幅自画像》由香港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的长期编辑在对中国进行了多年观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还有一些中文的文章选集，涉及不同方面的问题、事件或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周明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共6卷。第一卷论及那十年中高级领导人的活动及其命运，包括一些幸存的亲属所写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刘少奇的孩子。第二卷涉及那段历史本身的一些事件，如1965年武汉的武斗、1967 PGN年的“二月逆流”和1971年的林彪事件。第三卷重又描写个人的命运，如一些级别较低的高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同样有这些人的亲属所写的文章，如陶铸的妻子。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论析》是一本文章集，由党的资深历史学家撰写，论述这10年中的主要事件，其中包括与本章所论及的时期相关的有趣资料。《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由谭宗级和郑谦编著，是同样类型的著作。
更全面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材料现在已可以从各省的出版社得到，大部分是重复的，但在一些有趣的题目上作一番浏览还是值得的。这样你可以看到表面上在某处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在其他地方都并非如此。例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看来似乎是第一部这样的著作。它透露了1959年在庐山的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之间，还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会上彭德怀受到了批判。所有有关这个范围的著作都被当代的作者研究过，最全面的、有准确的资料以及会议参加者名单的著作是郝梦笔和段浩然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该书第二卷包括1949年以后的时期，同样非常有用的是稍后党的历史学家中的老前辈胡华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1981）》是在中共成立60周年之际由中共出版的文献，作为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年代的评价和总结。对于它的解释性的著作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以上两本书都是确定官方对重大事件态度的基本读物，与胡华的著作一样，后者在公开发行之前在西方也有内部版本流传。
另一类有价值的资料是编年史，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料的重复，同时包括颇有用的主要会议和事件的概要。这些重要的材料包括：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房维中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该书吸引的人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范围。
另一类作品致力于单个事件的描述，包括党代会、人代会等。这些会议都有官方出版的文献，如《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从来都不是官方发表的，但是在西方也有汇编和译本，如高英茂编的《林彪事件》；另有一部中文的分析著作是于南的“周总理处置‘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况”；由荷兰记者雅普·冯·吉内肯撰写的一部西方评述性著作是《林彪浮沉录》；更近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译本，是以林彪女儿的陈述为基础的，原文是《华侨日报》上的连载文章“生活在历史阴影中的林豆豆”（1988年6月14—23日）；另有谭宗级发表在《教学参考》（下）上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华侨日报》上还有另一篇由王若水撰写的连载文章“从批‘左’倒向反右的一次个人经历”，描写了林彪从一个极左的样板转变为极右派的道路。
“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的活动被它某位成员的妻子在乐黛云和卡罗林·韦克曼所著的《走进暴风雨》中进行了描述。该书是一部极其吸引人的著作，它叙述了1949年以后的全面清洗，全书从一个背离了党的路线从而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的角度来进行描述。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后为纪念周恩来所作的诗被收进《革命诗抄》和《天安门诗文集》中，还有一个英文版本的由萧兰编的《天安门诗抄》。官方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正式文本可以参看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中国还出版了较短的中、英文版本的《历史的审判》、《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审判》。戴维·邦纳维亚的《北京裁决》中有译成英文的实况广播报道的摘录。正像其题目提示的那样，约翰·加德纳所著的《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一书讨论了许多这类的事件，默尔·戈德曼在《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详细论及了知识分子的内讧。戴维·茨威格的《中国农村的激进主义》叙述了“四人帮”为在重要的中国政治舞台制订一条极左路线所进行的活动。这部书是第一批从漫长的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中受益而写成的专题著作中的一部。
以上提到的胡华也是大部头系列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主编。该书30多卷在他去世前已成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概要，每一卷包括至少12个已去世的党的领导人的传记。通常是把早期的烈士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仍健在的国家领导人混合编排在一起。
自从这些丛书的第一卷于1980年出版以后，有关人物生平的专著、对某位领导人的回忆文章集和他们的著作选都陆续问世。其中有许多比胡华的丛书中的短文更为详细。虽然有些很明显是杜撰的，包括许多令人怀疑的谈话记录，但总的来说还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对于这章所涉及的时期，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选集》（下）、《周总理生平大事记》；关于周的还有《不尽的思念》。关于其他人的有《邓小平文选（1975—1982）》；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南枝的《叶群野史》；朱仲丽（前高级官员王稼祥的遗孀）的《女皇梦：江青外传》；叶永烈的《张春桥浮沉史》；仲侃的《康生评传》；林青山的《康生外传》；薛冶生编的《叶剑英光辉的一生》；《萦思录：怀念叶剑英》；《聂荣臻回忆录》（下）。关于个人的文章通常先发表在期刊上，然后才被收进各类书籍中。《新华月报》和《新华文摘》有专栏重登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
西方关于中国领导人生平的详细著述要少得多，这类书包括户西恩·派伊的《毛泽东：领袖人物》（这是一部心理分析的作品）；迪克·威尔逊编的《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在毛去世后不久，一系列由著名专家撰写的专著陆续出版。它们有：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及《白骨精》（关于江青的）；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该书主要根据江青会见作者时的自述写成；罗杰·法利格特和雷米·考夫的《康生及其在中国的秘密工作（1927—1987）》；丁望的《王洪文、张春桥评传》和《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
很明显，仅仅依靠中文（和西文）的著作是远远不够的。关于党史的中文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很多曾属于内部刊物，但由于目前可以得到复印件，因此也很有参考价值。如《党史研究》（1980—1987年）曾经是内部刊物，现在已用《中共党史研究》的刊名公开发行（1988年—）。此外还有《党的文献》、《党史通讯》、《文献和研究》、《党史研究资料》、《内部文稿》、《党史资料征集通讯》。在以上杂志及文选上刊登的文章偶尔在其他刊物上也可看到，最著名的是由朱成甲编辑的3卷本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但是，接触这些更秘密的材料并未使人们忘记这样的事实，即重要的文章经常在定期刊物上出现。
目前在中国的各种刊物中出现这样多的材料，以致一批较年青的西方学者在蒂莫西·奇克的指导下编辑了《中国共产党研究通讯》（1988年秋—），以便在这个领域中向大家通报出现的最重要的新材料。这份杂志是那些寻求及时接触有价值的新资料的人所必读的。希望当代中国的权威人物们注意到这份杂志并意识到在开放的年代“内部”已经成为完全过时的分类方法，对于哪些资料是真正需要保密的这个问题将会出现一种更现实的看法。
在那些更加普及的西方杂志中，《中国季刊》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刊载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较多。《中国季刊》的“每季大事和文献”栏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台北的《问题与研究》经常最先登载重要的共产党文件的译文。
在中国出版物中，对文化大革命后这段时期的政治进行严密分析的著述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在1976年以后的年代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仍健在并主管国家事务，另一方面，当代资料的性质与过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这类材料汗牛充栋，著作和期刊的出版都出现了空前的爆炸，官方出版物更趋真实，更少宣传性，同时可以把它们与公开表达的各种观点进行对照。此外，中国政治进程的透明度也比过去高得多，因此，对上层争论的详细报道很快就会在香港刊物《争鸣》和《九十年代》等上面出现。
另一方面，内容集中于毛以后时代的编年史是很重要的。著名的有李盛平和张明澍的《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黄见秋、孙大力、魏新生、张占斌、王洪模等编的《新时期专题记事（1976年10月—1986年10月）》；李永春、史远芹、郭秀芝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一部极有价值的编年史的西方译本是肯尼思·利伯撒尔和布鲁斯·J。迪克森合编的《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86）》。
除《邓小平文选（1975—1982）》外，已经被引用的还有一部主要的文献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卷）。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时期的、由西方人编的文献集是约翰·P。伯恩斯和斯坦利·罗森的《毛以后的中国的政策冲突》；以及肯尼思·利伯撒尔、詹姆斯·唐和恽赛充（音）编的《中共中央和政治局文件》，该书解释了这类文件是如何产生及传达的。
西方对邓小平改革运动的报道数量惊人，从一般的著作、专题文章到记者的分析等应有尽有。在综合性的著作中，最好的有鲍大可和拉尔夫·N。克拉夫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哈里·哈丁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戴维·M。兰普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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