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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9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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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坦南：《无密可保》，第64页。
② 罗伯特·吉莱恩在与奥托·范·德·斯普伦克和迈克尔·林赛合著的《新中国：三家说》中 使用了这个词，见第84页。
① 对灭狗事件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包括环境卫生问题、狗携带病菌和喂狗浪费粮食以及堵住狗 嘴满足人类等。后来，养狗又蔚然成风，导致了1983年在北京进行了新的灭狗战役。
② 德克·博德：《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第235页。
① 威廉·休厄尔：《我在中国的日子》，第100页。
② 同上，第107页。政权的变化事实上并未给学生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在玛利亚·严（音） 的《宏大的园地：红色中国学生生活写照》中可以看出，新政权对改变学生生活明显缺乏热 情。尽管如此，通过严的叙述（主要是北京大学），人们还是不难发现，大多数学生对给他 们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是充满热情的。
① 戴维·米德尔迪奇，转引自诺埃尔·巴伯：《上海的陷落》，第159页。
② 转引自拉尔夫·拉普伍德和南希·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69页。
③ 同上，第124页。
① 范·德·斯普伦克等：《新中国：三家说》，第8页。
② 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61页。
③ 刘少通：《走出红色中国》，第109页；参见埃斯特·周英：《红色中国乡下的灰姑娘》。
④ 对这些早期的整风运动见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精英人物的训练：整风的强迫与 说服的方法（1950—1953）》。
① 有关此类事件的叙述，如1951年的广州事件，请阅坦南：《无密可保》，第26页。在上海， 发生了天主教徒反对强制性同梵蒂冈断绝关系的抗议，在其他地方一直持续到 1960年。
② 弗兰克·莫里斯：《毛的中国的报告》，第170页。
① 有关这部分生动的描写，请参阅米哈伊尔·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
① 埃里克·乔：《男人必须选择》，第223页。“无产阶级的王子”的说法也来源于上书，第234 页。
② 关于咖啡的价格，参见巴伯：《上海的陷落》，第134页。看门人的工资，参见休厄尔：《我 在中国的日子》，第38页。
① 有人作过估计，在1949—1957年，有2000多万或更多的农民流入城市。参见小野家悦造： “中国城市人口地区分布”，《发展中的经济》第8卷第1期（1970年）第92—122页。最近 的中国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有1850万流动人口。参见张泽厚、陈玉昆：“人口结构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转引自利奥·奥林斯：“中国的城市人口： 概念、密集和影响”，载于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卷第279 页。
② 一位西方人曾努力核实官方的报道，说城市生活水平即使与30年代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提 高。参见布鲁斯·雷诺兹：“上海产业工人生活水平的变化（1930—1973）”，载于克里斯托 夫·豪编：《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① 据1982年公布的数字表明，每个农民平均居住面积为10平方米。（参见《北京周报》，1982 年，第20期，第8页。）几年前的1978年，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 参见周京：“九亿中国人的住房”，载《北京周报》，1979年，第48期，第18页。
① 根据罗伯特·泰勒：《中国的教育与大学招生政策（1949—1971）》，第3页，从1953年到1956 年，大学里实际可容纳的学生人数高于应届高中毕业生15％。
② “资产阶级”的孩子在文化革命中继续得到好处的事例，参见怀特和帕里什：《当代中国的城 市生活》，第3章。
① 关于这个渐进的变化，在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条街道》中有生动的描述。
① 无名氏观察家引自罗伯特·吉莱恩：《六亿中国人》，第295页。这位观察家描述了居民委员 会如何确定生育名额、做说服工作和“监视那些已婚夫妇”，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前 身）在农村如何分配避孕用具和如何在农业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再生产的任务。所有这些 说法在70年代都灵验了。
① 休厄尔：《我在中国的日子》，第53—54页。
② 对中国在1949—1952年枪毙人数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出入较大。（没有单独城市枪毙人数的 估计数字，农村土改运动中枪杀的人数较多。）有人认为数万人（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 览》，第146页），有的认为有80万人（到1953年，出自一篇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1957年 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转引自《纽约时报》，1957年6月13日，第 8页。），还有一说是200万（莫里斯·迈斯纳：《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第81页。）；有 500万之说（雅克·吉勒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6）》，第24页。）；更有1500万 或更多之说（坦南：《无密可保》，第159页；理查德·L。沃克：《人类的代价——共产主义 在中国》，给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的报告，第16页）。
① 雪莉·伍德（在《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07—108页中）提到，“在上海，几乎每个人都说， 解放后，他们曾同那些被镇压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多少都有点关系，政府对‘反革命’的镇压 ……使一部分人陷入惊恐之中。”
中期年代（1957—1965年）
早期年代的生活发展速度不尽相同。一直到1952年这几年是充满新奇和混乱的时期，搞了几次运动，社会从而井然有序地运转，人们学习了新的规矩。从1953年到1956年，是结束朝鲜战争和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工作的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动员有效地学习和工作来帮助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上来，“超出课程之外”的各项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1957年，以及随后而来的大跃进，发展速度又开始回到运动动员阶段。中国陷入了先是政治而后是经济的危机之中。不过，早年建立起来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仍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继续下来，使政府能够相当成功地度过了难关。
1957年一系列事件使人们感到心神不安。首先，中国人开始注意到了1956年发生在东欧的动乱，同年，有人知道了赫鲁晓夫作了谴责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起码他们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这些事件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忧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有些捉摸不定。然而，大多数人对中苏冲突的最早迹象都不甚了解，仍对两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深信不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接着发生的反右运动可谓击中要害了。人们对1956—1957年的自由主义化和中国共产党号召对它进行公开批评，有不同的反应。在早些年的运动中，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人遭到严厉的打击，使人们谨慎小心，但同时不少人总的来说对自己周围的社会和个人生活还是相当满意的。经过了几轮温和的批评之后，1957年春天，终于爆发了涉及面广、人们情绪高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批评运动，这次运动由重要的但是涉及面有限的一些城市社会部门发起——知识分子、学生、“民主党派”成员和专业人员。这些人在理论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亲密盟友，他们认为自己的荣誉和自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他们的批评意见形形色色，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知识分子与专业范围内的自治同党的控制的关系等方面。由于这些批评开始在黑板报和国家的报纸上逐渐登载，使那些大多数没有参与的市民以一种迷惑的态度袖手旁观。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能够允许甚至鼓励这种直率的批评感到不可理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人气愤的腔调感到震惊。1957年6月，当政府发动了反右运动进行反击的时候，声称“群众”要求那些爱挑剔的人闭嘴这一说法并不全错。城市地区的许多非知识分子（甚至一些与知识分子合作的人）的确感到这种批评太过头了，对革命带来的进步和社会凝聚力构成了威胁。
在党的反击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的同时，也有一些人表示怀疑。对于那些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来说，反右运动预示着一次不祥的变化。在前些年，他们全都参加批判会，意识到针对各种组织的斗争与压制，但是现在，他们第一次被动员参加对他们自己同学的或多或少的生死斗争。他们原是集中精力进行学习和参加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只是偶尔被政治干扰（1955年的肃反运动就是在暑假期间开始的，当时卷入的主要是老师），现在他们发现，他们的精力都集中在政治斗争方面了。让同学们相互告发的压力特别大，许多学生感到非常苦恼，“指标定额”使他们必须给一些同学戴上“右派”的帽子，即使他们没有犯什么严重的错误。
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太愉快的。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被带走从事体力劳动——不仅是离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单位。①一些被认为是不太严重的右派，被送到劳动营去接受再教育，他们还可以留在所在学校或是工作单位，或是被调到一些不太敏感的地方去工作。但是，他们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一位移居外国的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他们仍然到办公室上班，但是没有人跟他们说话，也没有人和他们在同一张桌子前就坐，‘右派’分子们也彼此互不交谈。以前的熟人在街上碰上他们，便把头扭向另一个方向，他们别指望有人来访、有电话找他们和有他们的信件。”②在这样的气氛中，即使人们承认有必要反对那些提意见的人，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时也还会有另外的想法。
1957年，开始了“下放”运动，把许多干部调到小镇或是农村工作。在大批的被调往下面参加运动的人中，起码有一部分人习惯认为，这次下放是暂时的，这是一项要求所有有官僚思想的人定期下放做体力劳动和做卑下的工作，使思想得到“净化”的总政策的开始。许多不太重要的右派也自然在运动的旗帜下，被送往农村。对于那些已经看到生活和事业有了改进的城市人来说，深知政策如此灵活，有朝一日也可能向其他方向发展，即使你没有犯任何政治错误也难保不会被下放，所以他们感到了威胁。
然而，1957年还发生了其他许多事件，前几年的乐观主义因此而得以延续。在这一年里，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许多新建的工厂开始上马。猪肉涨价和棉花供应短缺，曾是“百花齐放，百花争鸣”运动批评家指责经济没有改善的论据，但是政府接二连三地公布统计数字，证明情况却与此相反。大多数城市居民接受了政府的观点。他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新的学校开学了，越来越多的小说和翻译著作出版了，总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前进中。
从公众对次年起始的大跃进的反应，可以看出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超英国，迅速进入共产主义的富裕社会这一前景，激发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丰富的想象力。此时许多更多更新和更激烈的活动又开始了，更刺激了这些饱满的热情。1958年春天，开展了一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的战役。一队队满怀热情的参加者，比赛看谁上缴的死苍蝇多；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和围墙上敲打着锅盆和其他能发出噪音的东西，使麻雀不能停落，最后麻雀只有累死掉下来。①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操作着著名的“土高炉”，读着由当局准备的专业指导小册子，使用着原始的工具和原材料（包括垃圾桶、平底锅和栏杆），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钢铁生产的市民们建起了原始的砖炉，开始出产质量很差的钢锭。在北京，各行各业的人被集合起来加入了极其劳累的、24小时不停的建设人民大会堂的人流，以惊人的速度，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建设任务。好几万人被动员去首都郊区，通过手工劳动建设十三陵水库，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给参加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亲自参加了定额劳动，起码是短暂地参加了这些劳动。其他城市也同样搞起大型工程（虽不及人民大会堂宏伟），并搞起了植树造林、建厂房及其他群众劳动大军参加的工程。
这也是农民大规模流入城市的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迅速扩展，向城市移民的控制暂时放松，一些雄心勃勃的城市企业积极从农村劳动力中招工，从而导致了以前控制城市规模的努力付诸东流。1958—1959年间，估计有2000万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特别是在内地新兴的工业城市尤为如此，引起了城市人口的拥挤并对城市造成严重压力。①大跃进初期的许多事件同50年代初很相似，组织之间的障碍被打破，不同工作单位、不同行业的人紧密地即便是临时地汇集在一起，他们起到了动员的效果：“在场外旁观的人”也参加进来了。特别是对那些家庭妇女来说，她们在动员下走出了家门，组织了缝纫组、加工工厂和参加其他经济生产活动。为了便于她们参加工作，还开设了幼儿园、食堂、洗衣房和其他减轻家务负担的设施。随后，开始在城市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形式——城市公社——与当时正在成立的农村公社相呼应，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其结果并没有对公众的意识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城市公社似乎仅仅意味着那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由街坊四邻们管理，而不是由中国的领导人设想出来的那套居民委员会和生产单位进行综合管理。（1960年以后，放弃了创立城市公社的努力，但是这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都保留下来了。）
大跃进又要求人们改变生活习俗，又回到了50年代初期时的情况。艰苦朴素的风尚受到赞扬，“资产阶级”和传统的行为方式受到批判。老百姓开始意识到，当局对那些祭祀祖先、举行铺张浪费的婚礼、以及继续以传统的方式庆祝中国的节日的人都表示不满。这个时期，开始劝说城市居民接受火葬，并对想要进行传统葬礼的人设置重重困难。（许多棺材店和墓地被关闭；但即便是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有一些坚决的市民能设法搞到棺材并把死者运到农村去土葬。）这时期，各方协同努力，取缔了私有企业最后的残余势力，对流动在大街小巷的小商贩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也就在此时，一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张春桥声称，官僚主义和不公正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应重新实行供给制度。①（革命前酬劳官员的制度）
对大多数城市居民，特别是对体力劳动者来说，大跃进最主要的是要加快工作步伐。在建国之初，在苏联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竞赛的方法被照搬过来，中国出现了一批自己的斯达汉诺夫。现在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障碍，又更加紧推行了一些竞赛措施。工人被动员起来保证完成越来越高的生产指标，在经常出现的生产高潮阶段，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天或更长时间，以令人担忧的高速度进行着。机器在超过其三、四倍负荷中运转着，机器和它们的操作者都绷紧了弦，走向其极限。即使非体力工作者也受到了影响。作家、记者和其他搞文字工作的人，都决心超过他们以前的工作量，保证完成多少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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