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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9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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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由从事这种宗教活动的人所引出的代表险恶、异族和非理性的传统象征，尽管是非法的，但似乎仍然没有消失。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页的统计曲线表明：从1956至1958年粮食产量大约增长50％， （当然，大跃进期间有一个陡降，随后在60和70年代有一个持续的回升），同时，中国的人 口大约也增长了同样的百分比。
① 陈月芳、张百川和余团康：“小学生的志愿和学习兴趣一览”，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 学》第16卷第1—2期（1983—1984年秋冬季号，）第145—158页；蓝成东和张崇举：“当 年高中毕业生的志愿和爱好：上海三所高中一览”，译文见同一版本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 学》，第159—169页。
② 这是帕里什和怀特的观点，见《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327—328页。
① 见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第191—196页。
① 理查德·马德森：“宗教和封建迷信”，载《清风》第110－196、217—218页。
第十章 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
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了政权以后，它就从一个控制全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运动而形成了中央政府，不得不处理城市中心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当然，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并非是农村乡巴佬：在1927年揭竿而起之前，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曾有过城市生活的体验。尽管如此，把城市纳入新政府的规划之中也不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因为这些城市不仅曾是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而且也是上个世纪外国势力在中国影响和渗透的焦点。由于城市具有世界主义特征，这就很难把它们改造过来，使之适应中国新统治者的民粹主义思想。当时，一些城市精英和外国人都自命不凡地认为他们的地位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既不会经营发电站，也不精通对外贸易之道，更无法处理城市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
事实证明，这种狂妄自大的估计是大错特错了。中国共产党人试图从根本上改造城市机构和社会生活。改造城市的记录说明，共产党人的努力有成功亦有失败。在短时期内，新政府的成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克服了许多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改变了不少不可改变的行为方式。但是，在长时期内，管理中国城市生活的困难又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和危机，单凭组织技巧和追求理想的热情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在以后城市发展过程中，民众早期那种好感逐渐烟消云散，当市民们回顾以往30多年的历史的时候，留下来的是耿耿于怀的惆怅和失意。
想把剧烈的社会变化给人类所带来的影响表述得一清二楚，恐非易事，尤其在当代中国问题上更是如此。人们的感觉往往会囿于主观王国之内，对过去发生事件的记忆也常常是模糊不清，甚至面目皆非。多数可资参考的材料也难免存有偏见或缺乏典型性。而且，城市情况又千姿百态，各不相同。身居北京和上海的人，其经历就与在广东和重庆的人不同；城市居民和县城及城镇相比，悬殊就更大了。知识分子在观察问题时的角度与干部、工人、学生和士兵不一样；有海外关系的人、基督徒、穆斯林、经过长征的老战士和家庭主妇的经历也不可与其他的城市居民相提并论。此外，由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策多变，又搞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许多人遭受打击，这些人的经历也千差万别——在校学生，或是在不同的时期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又被隔离了一年或二年的人，也往往有着迥异的生活经历。因此，一般的叙述（像本文一样）是不可能全面详实地介绍这色彩斑斓的城市生活的。但是可以讨论一下中国人城市生活的总的趋势和印象，把焦点对准大城市，偶尔也看看城市社团的各种反应。本章是描述群众感情的，重点不在于介绍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城市精英们的反应，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老百姓”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事件，换言之，从城市平民，如工人、店员、学生、技术人员等其他普通居民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城市的历史的变迁。①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满足于就城市来管理城市。虽然多年来有过几次重要起伏，但城市某些总的方向和政策仍清晰可辨。中国的城市看上去具有许多消极的特征：它们建立在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市场交换基础之上；刺眼的不平等、惊人的浪费、贫困、乞丐、失业以及贫民窟恶劣的居住条件；极易爆发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受教育和其他方面享受种种特权；外国势力和文化影响高度集中；城市官僚专横腐败，对平民的需要麻木不仁；犯罪、卖淫、吸毒以及黑社会敲诈勒索猖獗；城市不关心农村的需求；到处充斥着实利主义、玩世不恭和异化了的人们。
中国共产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的特征，而不单纯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问题。中国新的领导人想摆脱上述种种城市罪恶，重建新型的城市——稳定的、生产性的、平等的、斯巴达式的（艰苦朴素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各行各业紧密结合的、经济上可靠的地方；减少犯罪、腐败、失业和其他城市顽疾。
他们还期望调整城市发展方向，为农村地区服务，缩小“城乡差别”。这些努力就意味着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特别要控制大城市，主要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同时，鼓励内地的小型和中等城市的发展。①中国新的领导人希望实现这些目标的进步过程，能造就一代参与奋斗、有忍耐性、乐观和勇于牺牲，为改变国家面貌做出贡献的公民。对中国城市社会的主要特征评估尽管是否定的，但如将中国共产党简单说成是“反城市”的就十分错误了。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们承认中国城市具有双重性——它是许多社会罪恶的中心，同时也是未来经济和技术进步必不可少的中心。打个比喻吧，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宰杀“会生金蛋的鹅”，而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天鹅。如上所说，尽管取得了开始的胜利，改造、利用和控制中国的城市仍非易事。
① 这一章使用了多种有关城市生活的资料。首先是通过对几个现已离开中国到香港的人采访 得到了最初的印象，特别是通过最近出版的一本由马丁·金·怀特和威廉·L。帕里什写的 专题著作《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其次，获益于一些个人出版的著作，其中有中国人，也 有外国人。他们在过去的30年中曾生活在城市地区。以后，在合适的地方将引用他们的资 料。另外还有一些补充材料，如中国的报纸、短篇小说、剧本和有关中国的第二手文学作品。 在这章里论述的许多问题上，几个资料看法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少观点是凭印象得出的和有 争论的。作者感谢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在他们的帮助下，作者才得以完成本章的写作。 同时，也感谢斯蒂芬·乌哈利、唐纳德·克莱因——以及与我一起完成以后各卷的作者，感 谢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但不是所有意见皆能吸收的。
① 中国跟许多殖民地社会不同，城市人口不是集中在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港口城市，中 国中小型城市分布得相当均衡。通商口岸条约时代确是不合比例地产生了这些以外贸为主 的城市，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因而中国共产党希望调整这种状况。参见克利夫顿·潘 内尔：《现代中国城市发展》，第91—113页。据1953年人口普查表明，有13。2％的中国 人口为城市居民，其中有不到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其最大的城市上海。（低收入国家的典 型数字在大约20％和40％之间。）参阅莫里斯·厄尔曼：“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9 年）”，载杰拉尔德·布里斯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第81—103页。
早期年代（1949—1956年）
由于过去国民党统治最后几年城市的秩序普遍混乱，因而（共产党）巩固对城市地区的控制和赢得民众支持的工作比预期的要顺利一些。下面的故事已人所皆知了——（国民党）官方腐败、昏庸无能、野蛮残暴、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犯罪和其他乌烟瘴气的混乱情况，所有这一切便把国民党因抗日战争胜利而获得的“天子”般的特权扫得荡然无存。从1948年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起，城市里的情绪不定，但总的来说是希望有个改变和改进。多数国民党的忠实拥护者、许多担心失去一切的人和有能力逃跑的人纷纷到了台湾、香港或海外其他地方。一些财产较少办法不多的市民则逃往山中避难，他们害怕新的统治者——谣传说中国共产党实行共妻、破坏家庭、强迫穆斯林吃猪肉和其他骇人听闻的暴行。另外一方面，一些市民，特别是学生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则急切地等待着机会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然而，大多数市民不愿意走极端，他们怀着无可奈何和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期待着新统治者带来的变化。许多人觉得，新的统治者不可能比国民党还差劲。即便是如此，他们也还是担心，不知未来的变化将对他们和他们亲人产生何种影响。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城的时候，一般的反应是锁上大门，关上窗户，把传家之宝埋在地下，他们认为一场掠夺怕是在劫难逃。许多市民从紧掩的窗户缝里偷偷向外窥视那些进城的军队。一、二天后，一些人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走出去，他们看到了外面的变化，感到了安全。
中国的市民们在短暂的恐惧之后，都发现了惊人可喜的现象。中国人民解放军显然训练其部队在进城时，给市民留下良好印象，特别是在夺取大城市时更应该谨慎。市民们对已经被打败的国民党军队蛮横无理和缺乏纪律的行为已司空见惯，现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形象。在这个时期，到处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轶事和看到解放军战士有礼貌地问路，帮助市民干家务活，当市民送给他们食品或其他物品时，拒绝接受或是付钱给市民，个个还是干体力活的能手，市民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甚至一位在中国呆了23年，后被囚禁又驱逐出境的坚决反共的美国牧师在谈到这一时期时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和最有组织纪律性的军队。”①然而，市民对解放军的反应不是完全一样都深怀敬意，几乎与此同时，有关挖苦农村新兵的“乡巴佬”故事也开始流传起来。其中最有趣的，讲的是一位新兵把西式的抽水马桶当成洗谷机的笑话：这位新兵第一次接触西式抽水马桶时想，这是什么玩意儿？大概是用来淘米的吧！于是，他把自己干粮袋里所有的米都倒了进去，“一冲了之”。的确，农民出身的士兵与他们所处的城市环境形成的反差很大，以至于一位在中国最大的国际都市的记者把这种现象比喻为“火星人在上海”。②这些故事和谣传大概能帮助人们了解占领军是用心善良的，即使是一帮质朴无华的士兵。
由于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采取了其他措施，所以城市过渡得以顺利完成。尤其重要的是初期在“新民主”的口号下，推行了宽大政策。尽管国民党到处散布谣言，说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新政府的牺牲者流下的血迹，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再使平民大众相信，只有一些组织，特别是与国民党要害人物有直接联系的组织才会成为专政的对象，广大民众在新社会都能各得其所。开始，这些允诺似乎是兑现了，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很多非共产党著名人士和一些有名的国民党告密者以及其他敌对的人物都得到了宽恕。当然，后来这种宽大政策逐渐消失，但此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城市地区业已得到了巩固。
对新政权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人们从亲身参加的种种新鲜事物中所得到的迷惑不解的感受。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和骨干企业的工人开始投身到一系列新奇的活动中去。频繁的会议、政治学习、定额的体力劳动和运动动员大会——这便是新兴政权的特点和标志。人们被迫去熟悉那些他们原本非常陌生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而且还有康德和黑格尔。他们被组织在一起，讨论进化理论，接受人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不是新观点，但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就很有点振聋发聩了）的观念。这时，有一系列的成语和政治术语必须得掌握。满怀激情将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的写日记时尚，在学生中间方兴未艾。年轻人，特别是参加示威和游行的年轻人，学会并且表演表达丰收喜悦的“秧歌舞”成为时髦之举。曾经一段时期，他们站在平房顶上富有激情地宣讲最新事态和报道新闻。
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在等待愿意的人去参加。1949年新兵被组成“南下工作队”，开赴南方，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进入其他城市，帮助建立起当地政权。学生和其他人组织起来，投入清理城市阴沟、整修贫民窟地区、修理河道防护堤岸和其他改善城市环境活动的热潮中。随后，大批高等院校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在早先已动员好的干部们的带领下，奔赴定点农村，用数周的时间去视察农村土地改革进行的情况。有组织的市民们同通货膨胀展开斗争，他们在全市动员积极购买公债，警惕投机商人。与此同时，戏剧团也组织起来，演出揭露旧的婚姻传统弊端的短喜剧，帮助宣传新的1950年婚姻法。还有一些人参加了扫盲队，教他们的邻居学文化。1950年底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类似活动——卖公债、给在前线的战士写信交“笔友”、组织戏剧团到工厂和矿山巡回演出爱国短剧。在这期间，甚至连和尚和尼姑都被动员起来，加入了爱国游行的行列，有趣的是人们发现他们在行进的队伍中，出现了与整个气氛不协调的场面。
对这突如其来的各种新的活动，反应不尽相同。有人怀疑许多活动是否有价值，例如，这几年学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走出教室而没有能在学校里学习更多的东西。还有一些新活动，引起了朋友间和家庭里相当激烈的冲突。例如，一些父母得知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女儿）想加入南下工作队或是解放军后，感到非常着急和气忿。还有一些家长在儿女们用新的婚姻政策来反对他们包办的婚姻时，感到难以接受，沮丧至极。
并非所有的变化都受欢迎。例如，官方决定，所有的狗必须从市区内消灭，随之派出专人在大街上见狗就杀，使得狗的主人苦恼不已，而当局并没有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①一出控诉人民痛苦生活的革命剧《白毛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无论在哪里上演都是人山人海，但是在这期间上演的一些改编过的传统剧目，则遭到人们的反对。德克·博德曾记下了在北京期间的头一年第一次演出传统剧时的情景，观众高喊着“清除封建制度的残余”并拒绝离开剧院，当一位官方发言人出来安抚他们的时候，观众向他扔西瓜籽。②起码在开始，许多市民发现接受新的行为方式对他们来说很困难——积极参与而不是避开政治；直率地对他人提出批评而不是把冲突隐藏在和谐的表象之下等等。
另一方面，许多市民发现这些新活动非常有益，令人振奋。对学生、年轻的干部和一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市民来说尤其如此。威廉·休厄尔还描述了当时参加一项世俗的甚至是卑下的——城市阴沟清理——工作时所产生的兴奋情绪：“这是一个难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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