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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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稀返�852期（1968年5月6日），第87、　100页。
①　“中发　85号（1967年）文件”，　1967年　3月8　日，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　852期（1968　年5月、6月）。第96—98页；反映这一时期中学情况的两个论文集，参见《当代背景材　料》第846期（1968年2月8日）和第854期（1968年5月24日）。
①　“对广州有些学校作出纠正右倾翻案的决定的调查报告”和“踏遍青山人未老”，均载于《红色造反者》，新第2期（1968年6月），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61期（1968年9月　30日），第1—2、20—21页。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年），第469—497页。
①　文化大革命巩固阶段的最后历史尚未写出；本文的论述是根据现在香港的参加过这场运动　的学生和教师的描述，及以下论述：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李：《中国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斯坦利·罗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戴维·密　尔顿与南希·达尔·密尔顿：《风不会减弱：在革命的中国的岁月（1964—1969）》；欣顿：　《百日战争》；戈登·A。贝纳特与罗纳德·N。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记》；尼　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珍妮·多比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肯林：　《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青年的日记》；鲁思·厄恩肖·洛、凯瑟琳·S。金德曼：《在外国人　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安妮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载于　《世界政治》（1982年4月）第295—323页。
①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0期（1969年　5月　9日），参见第　904期　（1970年　4月　20日）。
②　《人民日报》，1966年　6月　18日及8月　9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
毛主义者——红卫兵对教育的批判
这些原则构成这场运动三个阶段（斗争、批判及改革）的基础，在学校中就是这样开展的。如前面所指出的，党组织当初是想把运动集中在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改革上。①由于运动逐步升级，脱离了党的控制。毛的教育理论为批判教师及斗争对象提供了基础。在批判斗争对象时言辞变成严厉的指责，按照官方媒介的争论路线，要“揪出”学术界的当权派和那些为精神贵族提供滋生地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实际上，当时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已退居幕后，因为红卫兵转向社会，到处打击当权派。教育改革本身是属于运动巩固阶段的事。因此，不得不等派系冲突降温。第一次“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是在1967年发出的。小学在2月春节后开始复课。中学教师和学生3月1日也接到通知，停止外出交流经验，大学生被命令在3月20日前返校。②此后碰到的困难前面已有阐述。
然而，1967年秋季那个学期，在中央再次号召全国所有学校应立即复课时，一些派性冲突不严重的中学确实想恢复学校生活的原状。③在军训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间，组织学生批判他们的教材和学校体制其他方面的特征。1967年底，第一批高中学生又离开学校，但这次是接受第一次工作安排。1968年春那个学期，许多学校开始招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批新生。老生先做新生的班长，然后逐渐被分配出去，大部分在农村或国营农场工作。对大学生的遣散工作到1968年才开始。1965年和1966年的毕业生在1968年得以分配工作。让他们去的地方是“山区、农村和边疆地区”。1967年和1968年的毕业班，根据国家政策，要在军队农场劳动一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才分配工作。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动荡的红卫兵生涯。
但他们给后面的人留下的是对1966年以前教育制度的详细的带有一定偏见的批评意见。由于这些批评意见基本上是1967—1968年遣散阶段的产物，在重新统一以前，它反映了他们所处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清华大学，斗士们仍沉浸在争斗中，改革教育的号召遭到两派领袖的抵制。他们争论说，权力是关键问题，在哪方控制学校的问题解决之前，讨论具体改革是无任何意义的。
在广东，保守派很快对中央发出的集中进行教育改革的口号做出反应。激进派起初抵制这一号召，说这是保守派要阻止深入进行大革命的花招。他们继续专注于其正在丧失的权力争斗。一旦教育改革真正成为下一件要干的事，双方便想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它。例如，由出身好的人领导的保守派，强调教师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对1966年前的修正主义路线负责，他们歧视工人和农民。由中产阶级分子领导的激进派，谴责当权者而不是教师，并把焦点放在他们主要的竞争对象——干部子女所享受的不公平的特权上。但是，不管怎样说，这些批判基本上得到了中央路线的支持。因此，从整体上看，它不仅提供了毛主义者对1966年前教育制度的详细看法，而且指明了未来的新方向。
延安经验与国民党遗留的制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大）被捧为培养大批革命干部的无产阶级教育典范。1949年以后，教育战线面临着一种选择，是沿用延安的经验来改造国民党的教育体制，还是相反。据说毛赞成前者而刘少奇支持后者。刘与修正主义分子诽谤抗大式教育是“不正规”和“过时”的，是干部的品德教育班，是不适合全国采用的。
苏联的经验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求助于苏联。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一切都照搬苏联的。有些走抗大路线的学校被重新组成“正规”大学。1949年以前老解放区发展起来的教育形式也因此而消失了。
大跃进　1958年，毛发动了一场教育大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教育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了，他们所领导的教育制度被当成封资修的混合体而受到批判。但毛的反对派攻击教育革命中提出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称之为“偏向”，并在60年代初开始把教育制度恢复到1958年前的形式。实际上，1960年以来并未经毛亲自批准的教育上的每一步发展，都被重新解释为偏离了毛的正确教育路线，而刘少奇被认为是反对毛路线的领袖。
领导权毛的反对派鼓吹取消学校中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把党降为监督者的角色。领导权应交回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解放那些戴帽右派；尊重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的一切知识分子。
教育双轨制自60年代初以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的领导人将注意力放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上。因此，他们重视的是各级正规的全日制学校。大跃进时为发展教育而建立起来的半工半读学校大多数被关闭了，尤其是在农村。同时建立的校办工厂也被关闭了。但是，当刘在1964年明白他不能超越毛改革教育制度的指示时，开始提倡“两种教育制度”，把它作为战胜毛路线的一个方法。刘（原文为“林”，有误——译者）的策略是在不改变全日制学校的同时，把毛对劳动锻炼和实践锻炼的要求转到半工半读上来。其结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双轨”制相同，一种是天才和富人的教育，一种是工人阶级的教育。
重点学校塔的层级被用以形容这些学校。据说刘拥护具有旧时塔式形态的教育制度，在塔的顶端是重点学校，每上升一层所容纳的进行研究和思考的学问人就越少。只有具有最高学历的人才能占据最高位置。与此相类似，只有相当少的“最好的”学生才能在以前的塔式重点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的环境是新建的且耗资不小。同时，普通学生要在普通学校学习，工人和农民有时无学可上。
社会成分重点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公开了学生的阶级出身。不同的组织根据自己的家庭出身将其批判放在不同的方面。但最后结果是相同的：重点学校中出身于干部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最多；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青年占少数；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几乎没有。这种阶级构成是优秀学业成绩和好的阶级出身双重标准结合的结果。这个双重标准在1966年以前的时期内不同程度上适用于这些学校的招生工作。在大学这一级，1958年和1959年根据推荐制度招收的工农学生被开除或退回，最终被清理。这是因为根据60年代初更为严格的标准，他们跟不上功课。
教学方法和内容毛以其多次引用的1964年春节讲话为开头的评论，亲自为这个领域内的批评定了调子。后来，他也批评了大学教育学究式和不切实际的性质。他建议包括学校行政人员、教职员工和学生在内的每个人应当到农村去看看土地和人民。红卫兵批评家详细阐述了这些主题。教学方法以填鸭式和死记硬背课文为基础，学生们从小学开始起就被锁入考试的生活中。在此教育制度下，他们必须“关起门来”学习，脱离生产和实践。
学习的目的在政治和实践受忽视的学校，主要目的是学书本知识，学生们肯定要死抱住分数、升级率和升学不放。这种教育制度以这种方式控制着学生，并将他们纳入这种制度中。学生们最终被自私的目标所驱动，而不顾政治或社会目标。学校自身也会是这样。一切策略方式均被用于牺牲低分学生和提高及格率，为学校赢得荣誉。学校里成立了特殊重点班；学生们按其成绩被作了不同的安排；分数低的学生被鼓励在毕业之前退学，以便不影响学校的升学率。这种正规的全日制学校很普遍。因此，学校的入学、考试和升学制度就伴随着失败升不了学的威胁，这是“资产阶级对教育实行专政的工具”，还把工农子弟排除在学校之外。这种学校是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经验的教师的天堂。这些教师把他们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传给了以后的各代学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观念上说，这次运动是一条有助于实现缩小城乡差别的社会主义目的之途径。现实中，则把这次运动用作正规学校制度的补充。该制度接受“最优秀”的城市青年；那些品行、学习和阶级出身不好的青年则在上完初中之后被送往农村，结果，甚至连农民都看不起他们。
毛的反应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之后，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恰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日益发展的修正主义倾向相符合，为防止中国改变颜色，毛发展了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理论及继续革命的政策方针。毛把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视为“最重要的问题”，并断言中国的年轻一代必须在阶级斗争风浪里经受革命锻炼。在毛1964年春节讲话发表的评论以后，他还亲自发出许多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制度，能消灭三大差别，即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但仅仅改革课本和教学方法是不够的。相反，必须“彻底批判和消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确立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教育革命是毛最终选择为实现其目标的工具。①毛的改造：使延安经验适于全国
1967至1968年间，官方报刊上搞教育革命的建议如潮水般涌来。大学、中学和行政区均被要求提出各自的建议。在新出版的毛关于教育的语录汇编中也同样体现着的毛主义原则的鼓舞下，①它们很快把先前对1966年以前教育制度的批评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变为为改革开出良方。这些良方是暂时的和试验性的，是为“革命实践中的试验”而提出的。许多建议被选作典型和样板，这暗示着它们特别为官方所称道。
但这个试验的特点是地方分权和弹性很大，尽管它总是在毛的教育原则的范围之内。因此，如同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目的一样，不可能确定毛打算把最初提出的最激进的建议保留下来的程度，以及这些建议因70年代初非常明显的抵制而逐渐受到破坏的程度。似乎最可能的结论而又是毛的用意的，仅仅是指引总的行动方向，最初时把它引向极端是为了保证发生他所期望发生的变化，让运动发展来解决问题，再设想不时通过必要干涉，使发展中的教育制度能按他所制定的路线发展。
应当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对争斗的红卫兵派别适用的“保守派—激进派”一词，其意思与这些红卫兵派别使用时几乎完全相反。因此，干部、军队及工人的“保守派”领袖联盟负责在学校中实行“激进”的教育革命。与此同时，前造反派和激进派对改革进行保守性抵制。支持新激进派的核心是中央文革小组（其左派在1968年被清洗）所遗留下来的人，该小组由江青以毛的名义领导，后来成了激进的“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一致起来反对他们的是周恩来支持的及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靶子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即前造反的知识分子，如周培源。
1968年以后出现的新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官方的统一标准。在许多方面，其“试验的”性质一直持续到1976年秋。结果是该制度成了年年几乎都有变化，细节上各地也不同。这也使观察家们很难区分来自中央的方针精神的变化与中央之外的变化。然而，这些方针规定了新的教育制度的基本参数。
领导权和管理权公开宣称的目标是要搞垮旧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统治。1966年，教育部和高教部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工作。如果回顾一下1944年的延安整风，以前教育官员的权力也曾受到类似的限制。制定教育方针的职责被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专门的教育委员会所接任。1972年，国务院下设科学和教育组。教育部直至1975年方恢复工作，当时其全部工作人员加起来仅有大约300人。
教育的行政管理被分散下放到省和省以下教育局。例如，大学一级由教育部规定的统一课程、课本和教材都被废弃了，各校设计自己的课程并准备自己的教材。中小学一级，全国统一的课程和课本也被废弃了，准备这些材料的责任被下放到省和省以下教育局。省市甚至公社决定学制长短、课程和学习计划，而以前这是由中央决定的。高等院校入学统考也被废除。大学的招生权转移到了投考人的工作单位。中学毕业生如未先工作一段时间，便不能直接上大学，这样，上大学的权力就给予其工作单位了。
在县一级，赋予县教育局的国家教育官员的权力也被下放了。乡村小学由公社生产大队管理；现存的乡村国办小学亦要移交生产大队管理。中学也由公社和生产大队管理。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管理责任双轨制。根据该制度，教育领导权由县教育局和所在地联合行使。例如，国家资金以不同方式在县里各学校之间分配，然后由地方集体财政补充。在地方投入资金的同时，人事权即雇用、解雇和调换教职员工的权利也发生了变化。但该权力也是以不同方式被分配的，因为典型的乡村小学一些教师是通过教育局由国家委派和发给工资的，一些则是当地雇来的，并从生产大队收入中以工分形式付给报酬。这实际是原“民办公助”模式的或民办学校模式的改头换面——现在，其性质是集体的，国家给予帮助。
正规教育官员的起用在各个学校的革命委员会被制度化了。如人们所注意到的，最先的革命委员会是在干部、群众组织和军队或民兵代表结合的基础上组成的。一旦使红卫兵这一代退出，军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