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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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性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北京已承担责任，否则，这责任会由美国来承担。
中国的战略思想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和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通过强调反越军事行动方面的统一战线以及突出河内与莫斯科的互相勾结，北京扩大而不是减弱了苏联在东南亚的利益和介入。虽然中国的直接军事目标是有限的，但战争以后河内对莫斯科的依赖明显增加。在几个月内，苏联军舰开始定期使用越南在金兰湾的海军设施。自从赫鲁晓夫在1954年将旅顺和大连港归还中国以来，莫斯科首次获得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前沿基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的行动有助于实现中国的预言：即苏联将在东南亚寻找一个据点，以完成它早先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所取得的突破。
至此，中国已制定印度支那战争的路线，它有效地说明了中国在不可预测的将来对东南亚政策的性质。中国试图把抵抗越南占领柬埔寨的、各种利益根本不同的力量联合起来，包括由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力量、宋双领导的反共残余分子以及被推翻的红色高棉组成的不可靠的联合。在中国看来，只有建立由“爱国力量”组成的具有广泛基础的联盟，才能瓦解越南征服柬埔寨的长远计划。同样重要的是，北京试图通过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那些最有决心抵制河内的国家进行密切合作，动员国际力量反对越南的占领。
对越南在柬埔寨行动的国际性谴责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和外交机会。①自从美国撤离南越，特别是西贡政权垮台以来，北京试图扩大与东盟国家的联系，并使东南亚各国领导人放心，中国与残余的共产党游击队运动的联系是暂时的、无关紧要的。然而，由于许多国家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长远意图仍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不敢相信北京的保证。尽管东盟国家中极少对越南表示特别的同情，但北京准备对越南使用武力使许多国家深感不安，他们确信中国正在这一地区扩大它的政治和安全利益。
然而，中美和解和越南的入侵使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更加高大。虽然美国没有在政策上与中国进行广泛的协调，但是华盛顿认为北京的政治和外交干预大体上是对美国利益的支持。美国不体面地从越南撤离，此事离现在太近了、太令人痛苦了，以致美国不可能重新直接干预该地区的安全。美国的克制政策使中国承担起东盟国家、特别是泰国安全的间接保护人的角色。仅仅在几年前，这种角色的转换是不可想象的。邓和其他领导人许诺，一旦越南进攻泰国边境，中国将给予泰国军事援助。
对中国来说，更加艰巨的任务是要这一地区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声明反映了中国支持东盟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真诚愿望，而不是以越南为代价建立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他们对这一地区没有长远的野心，他们只是试图迫使越南吐出其侵略果实，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柬埔寨。
尽管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承诺仍表示怀疑，但北京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1981年7月联合国召开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会议上，中国坚决支持东盟国家，使这一进展达到了顶点。中国联合泰国和新加坡，组成一个外交“统一战线”，阻止了除社会主义集团外对由越南扶植的政府的广泛承认。中国在东南亚也成功地孤立了越南。与此同时，北京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以及外交透明度大大地增强了。因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对越南的惩罚性战争有助于为北京创造更大的长远政治机会。
然而，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的对越战争留下了令人忧虑的遗产。邓宣称中国对越战争已取得了圆满胜利，但这似乎不符合事实。战争造成的人力和物力损失远远超过原来的估计，从而损害了中国军队的声誉。越南在毗连中国的北方省份重新部署大量前线战斗部队，而对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却没有起到明显的牵制作用。同样，中国的军事压力并没有迫使河内重新估价它对西方国家的政策。而且，战争的最大后果是，越南在安全方面更加依赖苏联了。
事实上，中国（而不是越南）不得不调整它的政策。由于1978年底无节制地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中国的税收负担已很重。中越战争中更新所损耗的设备的费用更使中国的预算来源几近枯竭。不断增加的预算赤字以及过分注重形象的外交政策加重了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中国潜在的负担和危险。当初与美国和日本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所带来的喜悦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冷静地估价与两国关系的潜力，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潜力。早在1979年2月，中国官员就私下通知日本公司由于预算的限制，中国不可能及时履行建造工业工厂的合同。由于对越战争的代价已完全清楚，因此需要大量缩减基本建设和购买技术的资金。这一问题马上成了决策议程的中心内容，从而导致6月份宣布实施为期3年的“经济调整”政策。①中苏关系的迂回曲折
虽然华国锋因在　1978年制定雄心勃勃的《十年发展规划》而首当其冲，受到了最主要的批评，但此间邓的政治威信也受到损害。　1979年4月初，卡特总统签署了由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一法案所包括的条款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台湾的安全）大大超过了卡特政府原来所期望的以及中国原来所预料的范围和程度。①早在3月中旬，中国外交部就在私下和公开的声明中警告说，该法案“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这对中美两国刚建立的新关系是“很有害的”。②4月份在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邓重复了这些警告，并提醒他们，该法案实际上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协定失去效用。③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全面恢复以及中国对越南的强硬外交都没有导致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中更广泛的亲北京倾向。甚至在默许中国今后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方面，华盛顿的官员们仍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这种默许只能进一步激化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此外，卡特政府竭力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邓和其他领导人强烈反对这一条约）表明，卡特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制定美国自身的政策，而不是巩固与北京的关系。
因此，与美国的这种新关系似乎是喜忧参半，它很可能损害邓的政治声誉，如果不是他的领导地位的话。邓比其他高级官员更热衷于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包括与西方开展更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在取消或延期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以后，这些机会似乎是靠不住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和西欧公司由于合同被取消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尽管它们在中国较早地获得了立足点）。而且，邓对南部邻国的好战姿态与他希望在少受苏联压力干扰的情况下实施发展计划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建议恢复与苏联的谈判。1979年4月3日，外交部长黄华通知苏联大使，中国打算使1950年签订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黄华强调了中国的“一贯主张”，“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①这样，中国主动要求就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不附带条件的谈判，这与1969至1978年之间的边界谈判不同。
尽管在70年代中期北京和莫斯科都定期地努力减少或至少控制边界的军事紧张关系，但是两国都不愿给对方的友好表示以回报。在中苏关系的原则上，莫斯科赞成比较宽宏大量甚至有点夸张的提法，但中国发言人反复表示不能接受这些提法。即使边界谈判仍不定期进行，但由于双方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相互冲突，这使得他们进退两难，一筹莫展。中国的建议更为慎重和有限，最引人瞩目的是，1975年12月中国送回一架苏联直升飞机的全体人员（1974年初，这架飞机因迷失方向进入中国领空。中国外交官承认，原先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要释放他们）。但是，这样的善意姿态是罕见的，即使有的话，一般只在中等外交级别上进行，没有来自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支持表示。
因此，外交部的主动做法必然反映上级的决定：即试探一下与莫斯科改善关系，或至少为更广泛地讨论国家关系开辟渠道。确切地说，这与毛去世后不久中国断然拒绝莫斯科的主动步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60年代双方关系恶化以来，大门至少第一次微微开启了。
河内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可能使邓意识到，需要适当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然而，由于经济倒退、中越边境战争以及领导层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日益不安，邓出乎意料地在政治上处于守势，因此邓更有可能同意那些外交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削弱了他旨在加强与西方安全合作的计划。①事实上这种通过与莫斯科谈判来稳固中国的安全情势的尝试明显带有党的副主席陈云（他是经济调整政策的主要制订者）的印记。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陈就强调中国在购买外国设备方面“必须逐步走”，明确反对《十年发展规划》中包含的过热的建设速度。②同样重要的是，　1979年4月中旬，中国宣布恢复已去世的外交部官员王稼祥的名誉。1962年，王稼祥和陈云一道主张中国应缓和与它的外部敌人的紧张关系，以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上。
如果中国愿意在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那么莫斯科似乎必须对北京的建议作出积极反应。即使谈判会引起越南的猜疑，中国愿意讨论重大问题还是明显地对莫斯科有利，因为这也意味着中美和解是不稳定的，有其局限性。但在1979年12月中苏谈判开始时，邓小平再次掌握中国大权，因此北京立刻指责苏联在谈判中缺乏诚意。事实上，邓起初可能对这样的谈判表示默许，因为他相信莫斯科在关键问题上会固执己见，毫不让步。然而，由于那个月底苏联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侵略，这使谈判无限期地被延期了。
甚至当邓同意进行中苏谈判时，他仍继续试探与美国发展更为全面的关系的可能性。在4月份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邓首次提出与华盛顿进行公开的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包括访问军港，购买美国武器（包括先进的战斗机）以及（颇具讽刺性的）在中国领土上用美国监测站以核查苏联执行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③　邓认识到这三项建议都带有实质性的问题，并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在《与台湾关系法》通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邓也知道美国的政策仍继续阻止向中国出售任何军事武器。而且，中国在大量削减预算的同时不可能大规模地购买武器。但是他们的大胆建议意味着他想做中美关系中异想天开的事。美国是否认为中国如此可靠和重要，所以应向它提供很敏感的技术、甚至主要的武器设备，或至少表示它愿意考虑这种可能性？美国是否充分注意到它的战略地位的削弱，而把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看成是美国战略利益的一项重要收获，即使它使苏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严重复杂化？
邓明确表示，他愿意考虑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他没有提出与美国进行更具约束力的防务合作的方式。中国领导人中没有人——尤其是那个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人——会感激和屈服于外国势力，特别是那个仍被指责为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然而，如果美国让中国获得如此敏感的技术，那么这意味着美国愿意把北京看作是一个准同盟者，同样，这也表示华盛顿不再试图在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
邓充分意识到他的主动做法将对当时卡特政府中激烈的官僚争斗产生直接影响。针对国务卿万斯的反对，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反复要求总统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政策，并且如果西欧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由于伊朗局势日益不稳，苏联愈来愈介入阿富汗和南也门，华盛顿的观念发生了变化；1979年5月初，卡特总统向北京建议，建立一种他简称为“萌芽阶段的美中军事关系”。①尽管卡特政府在如何制定这笔交易的长远方针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邓有理由得出结论：美国的政策正在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改变。
可是，北京也似乎对苏联扩张的可能性感到真正的忧虑。由于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西南亚局势日益不稳，中国愈来愈担心苏联会在波斯湾和印度支那取得大的突破。中国的战略分析家一直在警告，苏联可能在政治地缘上分两路向西南亚和东南亚进军。他们断言，如果莫斯科控制了重要的战略要道和交通线，那么，它将在经济上控制西方和日本，不提中国安全的本意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北京认为没有必要让人们注意到它自身的脆弱性。邓在私下的谈话中更为直率。在邓看来，美国对驱逐巴列维的人的反应还远远不够，他怀疑美国有抵制莫斯科在地缘政治上稳步前进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不能确信美国能否被当作抵消苏联力量增长的砝码。
到11月初，《红旗》杂志评论员生动地描述了西方脆弱性的黯淡景象，他认为，西南亚日益加深的不稳定“也许甚至会触发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令人满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理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战略的全球性质，但这位评论员同时又警告说，在形势要求作出更强有力的反应时，某些西方政治家仍企图与苏联修好。他得出结论，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和实际步骤不断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扩张计划，反对绥靖主义政策，在必要时对侵略者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①评论员的可怕估计似乎同样针对那些仍想与莫斯科和解的中国领导人。
1979年　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充分证实了北京的可怕警告。1月中旬，在一篇关于苏联入侵的权威性评论文章中，《人民日报》观察员将苏联的行动归咎于阿富汗内部的不稳定和美国人的忍让退缩。②不过，这位观察员希望苏联的行动会促使西方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提出更有力的挑战。基于这种推测，美国过去的行为一直摇摆不定，但苏联昭然若揭的侵略行为肯定会改变美国的看法。正如《红旗》进一步指出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疯狂性和冒险性……得到了新的证实，再也不容人们置疑了。……那种把现在的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什么‘鸽派’，并把维持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鸽派’身上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①这些警告似乎是既说给国内人、也说给西方人听的。中苏第一轮谈判于1979年12月初在莫斯科结束，双方同意来年春天在北京继续进行谈判。然而，到1980年1月19日，——即苏联入侵阿富汗后3个多星期——外交部宣布北京不准备继续谈判，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谈判是不合适的。某些中国官员似乎仍不愿放弃与莫斯科的谈判机会，他们认为这次入侵是一种软弱无能和孤注一掷的行为，而不是更广泛和更具威胁性的战略意图的一部分。可是这种更为温和的观点明显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西南亚和东南亚开始进行，它预示着“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应对越南和苏联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扩大与美国的合作似乎非常迫切；对苏联和解和灵活性的暗示等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发出错误的信号。
中国和南亚
由于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