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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8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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绱恕Ｔ诖似诩洌泄指戳擞朊拦诨车慕哟ァ剂送ㄍ�1972年2月发表《上海公报》的漫长而又微妙的进程；中国还采取了亲日政策，试图借此摆脱与最重要的非共产党周边国家之间在外交上的隔绝状态。
1970年1月2日，库兹涅佐夫返回北京（这次未带副手、边防军司令瓦金姆·A。马特洛索夫少将）。①1月14日，谈判再次开始。②但是，由于双方在周恩来—柯西金协议（如果真有的话）的解释、会谈的范围和议事日程等问题上分歧太大，谈判很快又陷入了僵局。③据说库兹涅佐夫曾表示愿意把乌苏里江上的许多岛屿（包括珍宝岛）移交给中国，还愿意商讨中国提出的帕米尔地区的边界问题，以便清除缔结一项全面的边界条约的障碍。④作为交换，中国应该放弃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观点。但是，中国人拒绝让步，坚持要俄国人按北京的理解来执行九月协议。3月中旬，莫斯科公开承认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并警告说，如果没有突破性进展，库兹涅佐夫将被召回苏联（即被低级别的谈判代表取代）。⑤这时候，又出现了发生边界冲突的传言。⑥苏联不得不发表正式声明，否认将要对中国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⑦这时，双方的宣传攻势达到了高潮。中国希望借大声疾呼苏联的进攻迫在眉睫来防止它的任何进攻，苏联则肆意污蔑毛本人的过去。莫斯科警告中国不要借污蔑和中伤谋求苏联在谈判中作出让步，北京则在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一篇重要社论中，指责勃列日涅夫奉行的是希特勒式的对华政策。⑧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弗拉基米尔·斯捷帕科夫是负责攻击中国和毛泽东的人。苏联任命他为驻华大使。这是对中国莫大的侮辱，⑨（后来北京宣布不接受他，他的任命被撤销），勃列日涅夫还就此发表了公开讲话。①在双方的互相攻击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库兹涅佐夫于1970年4月22日返回莫斯科，待了17天。②返回前，他显然为打破僵局做了进一步努力，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把〔苏联〕军队撤出“争议地区”的建议。③未经证实的报道称，苏联在接受此建议的同时，仍拒不同意中方提出的维持边界地区的军事现状的要求，并坚持要双方集中讨论具体的领土纠纷问题，而不是笼统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当中方拒绝了苏方的建议后，库兹涅佐夫便启程回国了。尽管他打破僵局的努力失败了，尽管中国人在列宁的诞辰纪念日对苏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库兹涅佐夫还是于5月7日回到了北京。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1970年6月20日，库兹涅佐夫被送回莫斯科，④据说他是生了病。不管怎样，他以后再未去北京。双方的宣传攻势逐渐减弱了。不过，莫斯科于5月18日曾对北京进行过猛烈抨击，以回击4月26日中国对勃列日涅夫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人在攻击中国人的同时，只把边界争端视为全部中苏分歧的一个方面。 ⑤此后一段时间内，中方那种大张旗鼓的攻击也停止了。
柯西金对第一阶段九个月的谈判做了总结。6月10日，他在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演说”中，指责中国奉行的政策是“不让我们双方总体关系的正常化得以实现或是在北京的边界谈判取得进展”。不过，他又说：“尽管北京的谈判十分复杂（这是中方设置障碍造成的），苏联仍打算继续谈下去，以便达成一项符合苏联、中国和全世界利益的协定。”①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类似的谈话中重申了这些观点。
谈判完全破裂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可能会使中国在军事防卫力量仍然虚弱和外交活动仍无头绪的时候，遭到苏联的进攻。莫斯科也不希望谈判破裂，因为在迫使中国人回到谈判桌边的过程中，它已耗费了如此大量的精力和外交声望。此外，对莫斯科和北京来说，谈判破裂只会进一步加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双方都不希望的，而且战争一旦发生，双方都会遭受惨重的伤亡。所以，双方竭力维持谈判的进行。他们又采用了上一次的办法，先进行每年一次的界河航行会谈。6月，双方同意在7月10日开始会谈。②这次会谈很快就因双方在程序问题和一些实质性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困境，六个月后便告结束。即使到这个时候，中国人也拒不承认签署了一项新的年度协议，而只是（和以前一样）声称在会谈记录的一份“摘要”上签了字。③第二阶段，1970—1973年
俄国人的下一个招术是更换首席谈判代表。1970年8月15日，苏方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列昂尼德·伊利切夫接替库兹涅佐夫。这表明苏联准备打持久战。此外，谈判的外交级别也降低了。伊利切夫原是苏共的宣传专家，苏联可能指望他对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指责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①苏联还收回了对斯特帕科夫的驻华大使任命，代之以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瓦西里·S。托尔斯季科夫，中国方面则提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驻莫斯科大使的任命。②11月底，这几个人分别赴任了。③最后，两国边界省的官员签署了一项在黑龙江两岸进行贸易的地区性协定。④这些行动表明，两国都不愿看到双边关系恶化到除了兵戎相见之外别无选择的地步。在进行了18个月的谈判之后，双方于11月23日宣布签署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⑤1970年秋，伊利切夫显然曾向中方建议，以8月莫斯科和西德签订的条约为蓝本，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关于这项建议，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它很快即被中方拒绝了。⑥12月3日，伊利切夫飞回苏联，中国驻苏大使刘新权也于是日在莫斯科拜会了库兹涅佐夫。⑦直到最高苏维埃会议（伊利切夫是代表之一）结束后，伊利切夫才于1971年1月14日回到中国。⑧这一次的谈判情况仍未透露，只知道伊利切夫、托尔斯季科夫、周恩来和姬鹏飞（他是外交部代部长）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未报道详情的会谈。苏方认为这次会谈很重要，在《真理报》上做了报道。4月，伊利切夫和托尔斯季科夫返回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四大，于4月19日回到了北京。①好像是为了表明谈判处在停滞不前的境地，苏联代表团被准许参加了每年一次的外交使团在中国的参观旅行。本来中国是把苏联代表团排除在外的，因苏联公开提出抗议，中国才允许他们参加。②后来的事实表明，有两个因素使中国不可能签订一项边界条约。较重要的一个是，毛—林间的权力斗争已到最后关头。根据林彪死后对他的指控，他反对毛把谈判作为防止苏联进攻的手段的策略，不同意毛的反苏军事战略，甚至希望在边界问题上与莫斯科全面妥协。这些情况使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军事或政治上有必不可少的团结一致来面对苏联。所以，中国在国内政治秩序得到恢复以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实际上，中国的国内局势直到1971年底和1972年初仍未见有好转的迹象。这时候，由于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发现把谈判拖延下去对中国更有利。这是边界条约难以签订的第二个因素。1971年夏，当时实际主持美国外交事务的享利·基辛格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秘密前往北京，商定了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事宜。
这些事件使中国难以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如果中国人能够把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暂时搁置，并开始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北京即可拖延与莫斯科的谈判，直到中美关系解冻的影响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止。在美国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这是北京和华盛顿建立新关系的标志——之前，中国人不会设法让边界谈判取得进展。1971年秋冬的几个月中，边界谈判处于停顿状态。①1972年，莫斯科再次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1970年曾提出过此建议并遭中国拒绝的情况，就是这次透露出来的。②1972年3月20日，伊利切夫返回北京。这项建议显然是他回京后再次向中国代表团提出的。③1971年12月6日开始的边境河流航行谈判未达成协议，于1972年3月21日暂时中止。④中国方面更换了首席谈判代表，以级别稍低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接替了乔冠华。⑤苏联代表团无事可干，又对中国的一些城市做了一次访问旅行。⑥9月，伊利切夫回国“度假”， 10月17日才回到北京。⑦双方的宣传攻势在这一年渐渐停了下来，虽然还不时看到中国的攻击言辞，听到苏联否认或指责中国人的言论。所以，1972年对中国和苏联而言，都是等待观望的一年。
1973年，谈判仍然处于停顿状态。北京发现可以和以前一样，继续借助拖延谈判来推迟解决边界问题。此外，谈判大厅之外的事态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更为重大。1973年8月，中共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导致该会召开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军事方面的各种复杂矛盾，又一次使中国未能团结一致反对苏联。虽然莫斯科的权力斗争没有北京激烈，但克里姆林宫对外交的注意力已被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如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华盛顿的高峰会谈。水门事件、与欧安会有关的各种活动，以及是年晚些时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应付中东战争时产生的危机等。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影响最为重大的也许是越南战争：1972和1973年，由于美国逐渐从越战中脱出身来，由于中美和苏美和解都取得了进展，莫斯科和北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略三角关系的美国方面。最后一点，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北京才开始认真对待加强中国边界地区军事力量的问题，更换了一批军官和政治干部。苏军的大规模集结——为此中国需要花数年的时间使军事力量更趋于平衡——也是刺激中方推迟达成协议的因素之一。
这样，俄国和中国都把赌注押到了苏美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苏冲突的影响上。莫斯科很想与华盛顿和解，原因之一是为了孤立北京，或者至少防止新出现一个包括西欧和日本在内的中美联盟——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广泛的反苏同盟的中坚力量。北京也在竭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就是将来——不管是多么不现实——建立这样一个联盟以对抗苏联。
因此，中苏谈判在1973年也未取得进展。苏联对中国的批评随国际形势和中国对苏联的抨击程度的变化而变化。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谈开始时，莫斯科停止了对中国的攻击谩骂，试图促成反对美国的中苏联合阵线。②中国指责莫斯科正在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③柯西金对此予以否认。《真理报》发表了“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对中国的指责进行了反驳。6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又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遭中国人拒绝。（苏联领袖哀叹道，中国人“甚至懒得作出答复”）。①1月5日至3月5日，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举行了例会，但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②苏联代表团又在中国各地游历了一圈。③7月19日，伊利切夫回国度假并接受指示。但这次他在国内整整待了一年。④所以，谈判实际上在1973年年中就中断了。
中国人似乎没有为这个危险的信号而感到特别不安，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共“十大”上。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重申，只要苏联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中国愿意解决边界争端。周对中苏关系的评论意味深长，表明中国已不再担心苏联会马上发动进攻；相反，中国警告西方，俄国人目前正在“声东击西”。可能同样重要的是，周声称北京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其中可能包括边界争端的解决。⑤10月底，在周会见C。L。舒尔茨伯格时，⑥在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发给最高苏维埃（不是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贺电中，中国方面都重申了这些观点。⑦第三阶段，1974—1975年
1973年年中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谈判的第二阶段就结束了。直到1974年6月20日他回到北京后，谈判的第三阶段才开始。①1月，北京驱逐了几名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人；3月发生了直升飞机事件；中国在离南越不远的西沙群岛采取了军事行动；双方还在卡扎凯维切瓦水道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由于上述事件，当时的中苏关系已进一步恶化。前两件事显然是造成伊利切夫1974年初无法返京的原因，因为他在莫斯科参与了使直升飞机和机组人员安全获释的努力。②第三件事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因为它是中国总的边界政策的体现。③最后一件事则促使伊利切夫回到了北京。
1974年5月22日，苏联外交部就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问题给北京发出了一份照会。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在西南面把黑瞎子岛与大陆分隔开来，是这一三角形岛屿的一个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形成了该岛的另两条边，伯力在两江交汇处的江岸上，与该岛的东北角隔江相望。苏联在照会中认为两国应以水道而不是两条大江为界。④照会对中国提出的在（夏季）枯水期水道不能航行时，中国船只可通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要求给予有利的对待”，但首次提出中国船只每次通过前均须预先通知。照会称苏联方面有权这么做，其根据是“中俄条约的有关文件”，可能是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有关文件。①中国人立即拒绝了苏联的观点，②但是他们无法在枯水期驾船驶过流经伯力的江面，因为1967年以后，苏联在通江和黑龙江的分岔处一直配备有炮艇。③苏联人此时提出这个问题，其动机是很明显的：促成直升飞机机组人员的获释，促使中国人同意全面恢复边界谈判；反驳中国援引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原则而提出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大部分岛屿的主权归中国所有的主张；④迫使中国签订一项新的界河航行年度协议（界河航行谈判已于3月21日再次停止，无任何成果）。⑤苏联此举至少实现了部分目标，因为边界谈判于1974年6月底重新开始了。一个月后，谈判仍无进展，伊利切夫离京返国。后回京不久又于8月8日启程前往莫斯科。⑥考虑到过去的谈判一无所获，我们有理由相信，谈判从此以后不会再恢复了；由于北京把谈判作为对付苏联的权宜之计，故危险期度过以后，谈判有可能被完全放弃。8月，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解放30周年纪念大会，柯西金、李先念——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之一——和余湛都到了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人想乘此机会居中斡旋，但他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促成双方徒具形式的握手而已。⑦然而，11月6日中国人又把谈判的大门开启了一道诱人的缝隙（或者也许是苏联人通过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劝诱活动使事情有了转机）。这一天，中国为庆祝“十月革命”给莫斯科发去了一份贺电。在这份不太引人注目的贺电中，中国指出：中国政府一再建议双方真诚地进行谈判。……首先需要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和互不使用武力的条约，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然后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着重号为作者所加）①为什么这时候中国人同意了苏联人在过去三年中提出的建议呢？我们可以做出下述几种解释。
第一，中国人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是否严肃，还不十分清楚，因为这一条是连带其他建议一同提出的，都不是新东西；某些建议（如苏联撤出北京声称其拥有主权的那些地区等）过去已遭莫斯科拒绝，现在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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