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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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　1187—1189页。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9—1190页。
①　此处参考了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90—1194页及所引用的有关材料。
①　关于林彪失败和死亡的文字材料虽然很多，但有许多是不可信的。这些资料还充满矛盾，使用的时候应特别注意甄别，参阅姚明乐：《林彪的密谋与死亡》。这本书基本上是伪造的。较为可信的是高英茂：《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另可参阅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①　威廉·W。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第11章，“战略与战术”。
①　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①　6月10—11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1969年6月11日；《纽约时报》，1969年6月12日；《真理报》，1969年6月12日；7月8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7月8日；《纽约时报》，7月8日；《真理报》，7月8日；莫斯科广播电台消息，7月10日；外国广播信息处：《苏联动态》，7月14日，A3032；7月20日的事件，见《真理报》，9月11日；8月13日的事件，见《真理报》，8月13日；《纽约时报》，8月14，15，1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8月14日；《苏联动态》，8月15日，A14；《消息报》及苏联其他报刊，8月16日；《苏联动态》，1974年2月28日，C23。
②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35期（1969年6月12日），第24页；新华社消息，1969年8月19日；《纽约时报》，1969年9月9日。
③　中共军队历来把先发制人的进攻当作一种实用战术（而不是总体战略）来加以运用，参阅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
①　塔斯社消息，《真理报》，《消息报》，1969年3月30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4月16日，第3—5页；《苏联动态》，1969年4月1日。
②　《苏联动态》，　1969年4月14日。
③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周报》，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3页。
④　同上。
⑤　《真理报》，1969年5月3日；《消息报》，1969年5月5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5月21日，第22页）。
⑥　《中国动态》，1969年5月12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17期（1969年5月16日），第21—22页。中国的照会指责苏联上年未参加会谈，认为中国这次同意参加新一轮会谈是作了宽宏大量的让步。
⑦　《苏联动态》，1969年5月23日。中国人于6月6日作了答复，见《中国动态》，6月9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36期（1969年6月13日），第22—23页。
①　《苏联动态》，1969年7月14日；《纽约时报》，1969年7月14日。
②　《纽约时报》，8月9日，（苏联的声明）；8月12日（中国的声明）。
③　这次会议的讲话和文件的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9，16，23，30日；《苏联动态》，1969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的重要讲话，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日，第3—17页；讲话摘要，见《纽约时报》，1969年6月8日。
①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日，第12页。
②　《真理报》，《消息报》，1969年6月18日，第1—4版。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8月6日，第14—24页；《苏联动态》，1969年6月18日。
③　《共产党人》第11期（1969年7月），第3—16页（引文在第4页）。（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9月3日，第3—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5月24日，见《中国动态》，1969年5月26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26期（1969年5月29日），第23—36页。
①　《真理报》，1969年6月14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9日，第9—13页）。这是苏联回复中国5月2日的声明和6月6日的抗议（《中国动态》，1969年6月9日）的一份照会。
①　信守公约原则是“有义务执行公约的国际法原则”，意指签约各方必须守信履约。与之相对的是情势不变原则。国际法中的这个原则是指，当事人只有在“情势不变”，即环境无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才守信履约。
①　《纽约时报》，1969年9月12、13日。
②　同上。显然，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充当了调解人。罗总理扬·杰奥尔盖·毛雷尔奉命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然后前往北京，在柯西金抵达北京前数小时会晤了周恩来。
③　《世界报》（巴黎），1974年11月10—11日。后来，周恩来讲了他对机场会晤的意义的理解（双方未签署文字协议）。在周看来，双方达成了如下共识：〈1〉在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争端之前，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2〉双方尽量避免进一步的武装冲突，并撤走边界线附近的军队；〈3〉双方通过协商“重新划定边界线”，周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见《纽约时报》，1973年11月24日（周与C。L。舒尔茨伯格的会谈）；《共同社消息》，1973年1月28日（周与日本众议院议员的会谈）。关于机场谅解的执行，周和柯西金的看法不伺。第一，周认为，只有在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重视之后，谈判才能够开始并持续下去，才能最终获得结果。第二，双方对“现状”一词的解释不同。柯西金认为“现状”指的是双方都不再侵犯边界，而周认为它不但指不侵犯边界，而且意味着边界地区的军事平衡不发生重大变化。第三，双方在非军事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柯西金显然认为它指的是双方军队均撤出某些已发生冲突或可能会发生冲突的地段。周（可能知道柯西金的解释，也可能不知道）认为它指的仅是苏联军队撤出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即中国提出主权要求的那些苏联领土。这些分歧是双方难以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①　《纽约时报》，1969年9月17日。
②　同上，1969年9月19日。
③　1969年9月2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格斯·霍尔由河内返国途中拜会勃列日涅夫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告诉霍尔，柯西金向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其一与边界有关，其二与外交代表须保持在大使级有关，其三是要扩大贸易规模。另据报道，10月初贸易谈判已在进行，参阅《苏联动态》，1969年10月3日，该处转述的是一位驻莫斯科的南斯拉夫消息灵通人士的话。实际上，贸易谈判可能在8月份就开始了，见《中国动态》，1969年10月7日。
④　中国方面发表的公报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这不是事实。它说明北京是被迫接待柯西金的。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98期（1969年9月18日），第25页；《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9月25日，第759页。
①　路透社消息，1969年9月30日；《纽约时报》，1969年10月1日。
②　《纽约时报》，1969年10月4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10月7日，见《北京周报》第41期（1969年10月10日），第　3—4页；《纽约时报》，1969年　10月8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　1969年10月9日，见《北京周报》第41期（1969年10月10日），第8—15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17期（1969年10月10日），第30—39　页。
①　《纽约时报》，1969年　10月　8、19、　21日；《真理报》和《消息报》，10月19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11月12日，第15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23期（1969年10月24日），第30页；第4524期（1969年10月27日），第27页；《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1日；《北京周报》第43期（1969年10月25日），第4—5页。
1969—1975年的中苏边界谈判
中苏谈判开始后，公开报道的边界事件减少到每年一至三次，而且严重程度大为降低。①总的来说，中苏双方在　1969年9月以后都严密防守边界线，同时也采取严格措施预防地区性冲突的突然发生，防止因冲突升级而使用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或者投入大量的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投入的都是受克格勃控制的边防军，中国投入的则是生产建设兵团。②1969年3月以后，双方沿边界地区部署的军队数量显然有了大幅度增加，但公开报道的冲突事件却明显减少了。这表明双方心照不宣或明确同意了1969年10月8日中方提出的建议：在共同划定确切的边界线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停止向争议地区派遣军队。③在进一步研究谈判的各个阶段以前，我们先简单考察一下伴随谈判而来的一系列事件的总趋势。北京协议的达成、双方军事力量的集结和边界谈判的开始，导致了边界地区的沉寂。双方似乎都不希望时常与对方交战，虽然偶尔也发动一些有预谋的袭击以探测对方的抵抗能力。每一方都指控另一方的这种行动——苏联人指责中国人在离中蒙边界仅数米远的地方进行军事演习，中国人则指责俄国飞机常常侵入中国领空数公里——但双方的反应都不激烈。双方都同意不报道可能会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消息。例如，据传1974年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却未见报道。同年11月，莫斯科和北京都否认西方关于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战斗的报道。①还发生了一些与边界紧张局势有关的特殊事件：1974年，驻北京的两名苏联外交官以间谍罪被逮捕并驱逐出境；50000447＿0283＿1②一架苏联直升机及机组人员被中国扣留，俄国人声称该机是在执行医疗救护任务时迷失航向并耗尽了燃料；①夏季枯水期，苏联禁止中国船只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在伯力附近的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航行；②海南附近发生的一次海运事故；③双方在签订年度航运协定方面动作迟缓甚至无所作为等。
更广泛些说，双方都在本国境内采取措施发展经济，增加人口，投资扩建基础设施，强化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忠诚，从核心地区向边疆地区派遣大批主要民族的居民（中国尤其如此）。苏联政府给愿意到边界附近定居的人发放额外津贴以资鼓励。苏联开始修筑贝加尔湖至黑龙江的铁路，在界河中以前无人居住（或偶尔有人居住）的岛上建立集体农庄，千方百计证明争议地区历来居住着目前属于苏联的民族，还把许多边界城镇的名字改得更斯拉夫化。④苏联人显然还怀有把新疆变成蒙古那样的缓冲国的强烈野心。一直有报道说苏联当局组织了一个本身拥有军事力量的“自由土耳其斯坦运动”（应为“东土耳其斯坦运动”——译者），其成员均是1962年伊犁骚乱时逃离新疆的人。该运动以阿拉木图为基地，由久经考验的原维吾尔族领导人祖农·太也夫①将军领导，在70年代初达到了高潮。后来，苏联对该运动的支持大为减少，因为中国政府派大批原来的红卫兵到新疆，使汉族居民的数量猛增到了500多万（新疆总人口近1000万人）。②俄国人指责中国强行同化边境地区，特别是内蒙古地区（据说在内蒙古平息了一次暴动）的少数民族。中国还把15万余名原来的红卫兵送到黑龙江省扩充生产建设兵团，并开始大规模的考古活动以证明边境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③第一阶段，1969—1970年
举行秘密会谈是双方议定的恢复谈判的条件之一。因此，人们除知道那些明显的事实谈判未达成协议，未取得进展外，看不到有关谈判进程的任何官方资料。不过，根据大部分来自中国方面非官方的消息、笔者与参加谈判或与谈判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谈话记录、新闻报道以及苏中两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动向，我们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勾勒出谈判进程的轮廓。例如，　1969年9月以后，中国领导人显然不顾内部的反对，很快做出了回到谈判桌边的决定。④后来，随着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矛盾斗争的曝光，国内的反对来自何方就清楚了。此外，谈判开始尚不到一个月，北京就向外界透露谈判陷入了僵局。11月6日，中共控制的香港《大公报》称，“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进展并不顺利”，苏联人未接受中国的“原则”（特别是未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文章说，苏联方面试图扩大会谈的范围，把全面和解和“其他目标”包括进来，而且在陈述其主张时“仗势压人”。文章还说，如果俄国人停止这项妨碍谈判的活动，双方是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的。①最后一点无异于承认，在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力量大体平衡以前，中国不可能与苏联签订边界条约。由于苏联一直保持着军事优势，此后15年中两国未达成协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的打算是，保持苏联人对谈判的兴趣，让谈判持续下去，或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让莫斯科发现谈判无所进展，从而找到中断谈判和发动军事进攻的借口。不过，在谈判仍在进行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并不打算改变对苏联领导集团及其各项政策进行宣传攻势的总路线。因此，中国人是在走钢丝。莫斯科可能随时中断谈判，而北京为了保持对内政策的一致性和发展势头，只能继续对俄国人进行口诛笔伐。中国代表团显然得到了毛的指示，既不同意莫斯科的建议，也不在诸多的“原则”问题上让步。所以，中国人只能就一些非实质性的问题做些努力。其一是军事平衡问题，但这需要时间，特别是在解放军卷入了行政管理事务和已显端倪的毛、林冲突的情况下。其二是努力缓和与美国的冲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越南战争、外交承认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上的冲突。其三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第三世界国家的反苏联盟，或者至少阻止莫斯科组成这样的一个反华联盟。北京试图在维持谈判进行的同时，在上述问题上都取得进展。我们只有记住这一点，才能理解1969年以来在谈判中发生的许多事情。
中国人没有停止、甚至没有减少对苏联的口诛笔伐。而且，1969年10月20日以后的一个月中，他们还多次直接抨击了苏联对边界问题的立场。①由于与会者在公共场合的姿态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秘密谈判的进展情况，所以，库兹涅佐夫及其副手于12月14日借口要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他是委员之一）而离开北京，使会谈“暂时中止”是毫不奇怪的。②同时，苏联人对谈判未获进展公开表示失望，指责中国人应对此负责，并恢复了对中国领导层的直接攻击。③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汇报说，双方甚至未能就议事日程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人希望谈判内容仅限于边界问题，而苏联人则想扩大范围，讨论中苏之间的所有分歧问题，并通过在贸易、文化和外交代表的级别等方面的成功进展，最终订立一项边界条约。④库兹涅佐夫还说，双方共会晤了12次（约一星期一次），他本人一直是北京的大字报攻击谩骂的目标，东道主还禁止他进行社交活动。⑤1970年1月，中国公开承认谈判开始不久即陷入了僵局：⑥中国提出的在新条约签订之前，莫斯科承认已有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的建议，遭俄国人断然拒绝，后来提出的苏联人在谈判取得进展以前撤出争议地区的要求，其命运亦是如此。在此期间，中国恢复了与美国在华沙的接触——开始了通往1972年2月发表《上海公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