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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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经周恩来同意，陈又一次受到了群众的批斗。①再次，造反派纠集了一些争强好胜的领导干部，共同反对外交部长陈毅。中国和印尼是1967年4月最终绝交的。当时雅加达驱逐了中国代办姚登山。4月30日，姚返抵北京，在北京机场受到了整个中国领导层的热烈欢迎。此后，他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在5月中旬的一次声讨印度尼西亚的群众集会上出尽了风头。姚回到了外交部后，马上就成了反对陈毅的造反派的领袖人物。陈毅想使中国的外交事务（和外交部资深官员）再次躲过内部暴力活动的大冲击。②但是，外交部在部内外造反派的联合攻击下分崩离析了。5月13日发生了一系列暴力破坏事件：数百名批陈联络站的造反派攻进外交部，打断了部里的正常工作，殴打官员，把档案弄得乱七八糟，还带走了机密情报。5月29日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此后，外交部基本上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上文已谈到，当时中国与香港、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已急遽恶化，与其他30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这种局面主要是1967年夏外交部的瘫痪和陈毅派与姚派在部内争权造成的。如果说中国还有外交政策的话，那也是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他不但出面与造反派交涉救陈毅的驾（典型的做法是告诉造反派更全面地调查陈毅的情况，以此来争取时间），而且暂时主管外交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指示处理部务。③但是，暴力活动在1967年盛夏达到了高潮，因为毛要让全中国人民获得他认为非常必要的革命新经验。各省都发生了武斗。这从两方面对外交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央领导人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武斗上。毛及其追随者对北京的外交政策造成的问题熟视无睹，让外交部自己解决内部的纠纷而不给予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这年夏天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武汉事件，①造就了新英雄王力（尽管是暂时的）。他和姚登山一样凯旋而归，回到北京。权力很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选定外交部为行使权力的部门之一。8月7日，他发表了讲话。这是他和姚登山对外交部和陈毅发出的最后一击。随后的两周内，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陈毅又一次遭到批斗（在　8月　11日和　27日的两次批斗会上，他又交待了一系列新“罪行”）。②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陷入了混乱。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和柬埔寨的关系严重恶化，英国代办处被焚烧。这些都是姚和王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姚自做主张给中国驻外使馆打电报，还“到处作报告制造麻烦”，③俨然以外交部长自居。党中央（即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这些过激行动既不愿也无法加以制止，直到8月底为止。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和蓄意挑起的内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终于震惊了毛派领导人，迫使他们从原来的立场往后退。9月1日的一项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停止“武斗”或“夺权”；红卫兵不再搞串连活动，一律留在原单位；用政治斗争代替武斗作为革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烧、抄家和阻塞交通”。④这个180度的大转弯马上对外交部产生了影响：姚、王及其追随者受到清理和审查；陈毅恢复职权（表面的和象征性的）；驻外使馆奉命停止制造革命；严禁在外交部搞夺权活动。⑤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伤害，裂痕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弥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经断绝，要么非常紧张。但是局势已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①　《纽约时报》，1966年7月1日，第4、11版。
②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170—183页。
③　《纽约时报》，1968年11月1日，第1、10版。
④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220—269页。
⑤　卡诺：《越南史》，第12章。
①　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第4章；外国广播信息处：《远东动态》），1966年8—10月。
②　关于秘密信件及有关事情，参阅“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6　月），第216—217页；关于界河航行规定，见《人民日报》，1966年4月20日；苏联人未　接受这些规定，如果接受的话，他们就等于承认中国对所有的有争议的岛屿和这两条界河的　航道都拥有主权。
①　W。A。C。阿迪：“中国与越南战争”，《密宗》第8卷，第6期（1966年11—12月），第233—　241页；安泰顺（音）：“中苏争端与越南”，《环球》第9卷，第2期（1965年夏季号），第　426—436页；哈罗德·C。欣顿：“中国与越南”，见邹谠编：《中国在危机中》第2卷，第　201—236页；约翰·W。刘易斯：《中国与越南》，见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简　报》，第53—56页；劳伦斯·普拉特：《北越与中苏紧张关系》，第197页；罗伯特·A。鲁　本和罗伯特·法雷尔合编：《越南与中苏争端》，第120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莫斯科、　北京、华盛顿与越南的战争”，见阿伦·A。施皮茨编：《当代中国》，第14—20页。
②　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廖广胜（音）：《中国的排外主义和现代化：国内政治和外交　政策之间的联系（1860—1980）》；戴维·W。P。埃利奥特编：《第三次印度支那冲突》中由　萨特、波特和加雷特撰写的章节。
③　唐纳德·欣德利：“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权力与1965年10月政变”，　《亚洲研究杂志》第27期　（1969年），第237—249页；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第144—170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8期（1966年10—12月），第193页；第29期（1967　年1—3月），第196—197页。
①　《远东动态》，1967年1月30日。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9期（1967年1—3月），第193—195页；第30期　（1967年4—6月），第242页。
③　同上，第30期（1967年4—6月），第244页。
④　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0）》，第294—295页。
①　《苏中关系（1945—1970）》，第304页。
②　1966年9月至1967年夏的每一期《北京周报》上至少有一篇这样的文章。
③　托马斯·　W。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背景、发展和　1969年3月的冲突”，《美国政治学评　论》第66卷，第4期（1972年12月），第1177—1183页。
①　威廉·希顿：“毛主义的革命战略与现代殖民：文化大革命在香港”。《亚洲概览》第10卷，　第9期（1970年9月），第840—857页。爱德华·厄尔·赖斯：《毛的道路》第364—375页；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212—217页。
①　《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　10—12月），第221—223页。
②　后面将更多地谈到姚登山的情况。
③　《纽约时报》，1967年5月25日；“远东经济评论”，1967年　8月　1日，第　229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6期（1968年　10—12月），第　172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　219—221页；第32期　（1967年10—12月），第225—226页；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页；第35期　（1968年7—9月），第194—197页；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25—147页。
③　罗杰·M。史密斯：《柬埔寨的外交政策》；迈克尔·莱弗：“柬埔寨与中国：中立主义、‘中　立’和国家安全”，见A。M。哈尔彭编：《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迈克尔·莱弗：《柬　埔寨：寻求安全》；梅尔文·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生存的政治：外交政策相互影响研　究》，第3章。
①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77—78页。
②　同上，第79—81页。
③　同上，第121页。
④　同上，第121页。
①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4章。
②　约翰·H。巴杰利：“缅甸与中国：一个小邻邦的政策”，见哈尔彭编：《对华政策》，第303—　328页；罗伯特·A。霍姆斯：“1962年以来缅甸的对华政策”，《太平洋季刊》第45卷，第　2期（1972年夏），第240—254页；林恩·B。帕斯科：“中缅关系（1949—1964）”，见安德　鲁·科迪埃编：《哥伦比亚国际问题论文集（1965）》；弗兰克·N。特拉格：“中缅关系；友　好时代的结束”，《环球》第11卷，第4期（1968年冬季号），第1034—1054　页；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在缅甸的颠覆活动”，《印度共产党人》，第3卷，第　1—2期（1970年3—6月），第6—13页。
③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07—108页。
①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14页。
②　同上，第　115—116页。
③　同上，第116页。
④　同上，第117—118页。
①　梅尔文·格托夫：“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务”，见鲁宾逊：《中国的文化大　革命》，第317—318页。（以下简称《外交部和外交事务》）
②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18—322页。
①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22—325页。
②　当时只有黄华一人未被召回的原因，现在仍不太清楚。也许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国门之外至少需要留下一名资深的观察员，尤其是在中国在非洲惹出的麻烦已迫使那里的许多外交　人员撤回国内的情况下。
①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26—331页。
②　同上，第332—336页。
③　同上，第347页；托马斯·W。鲁宾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见鲁宾逊编：《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第259—265页。
①　托马斯·W。鲁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冲突和省级官员的造反”，《中国　季刊》（1971年7—9月），第413—438页。
②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47—351页。
③　《红卫报》，1967年9月15日。
④　于尔根·多梅斯：《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第188—199页。
⑤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64—366页。
中国外交政策的低谷（1967—1968年）
1967年夏季内乱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实际上在国际社会没有任何作为。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真正悲剧是，1969年初中国人自己挑起的中苏冲突本来是不必要的和可以避免的。1969年3月初的中苏边界冲突引起了俄国人军事上的强烈反应，使此后十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丧失了主动权。这次冲突几乎完全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部政治问题和毛自己不明智的决定造成的。在此，我们先简要论述一下1968年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几件与对外关系有关的而在时间顺序上并不相联系的事情。
1968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疏远的一年。尽管官方发布了禁令，暴力活动仍不断发生，甚至党和政府的重建工作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正式开始的。①中国实际上已把政策手段的作用降低到了零。北京只能旁观国外的事态，不时地发表一些评论，并开始恢复与前三年内和中国失和的那些国家间的关系。对于美国，中国只讲它干的坏事，主要是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作用有关的一些事情。②所以，中美关系没有任何改善或热起来的迹象。直到1968年夏苏联人推翻捷克政府之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对于越南，北京担心的仍是河内可能会与美国认真谈判，而不利用美国停止轰炸和提出各种和谈建议并进行会谈的时机部署下一次战役。①尽管有这些担忧，尽管不同意武元甲的军事战略（春节攻势即是证明），中国仍不断向北越提供军用物资和经济援助。然而，中越两国不和的证据也在不断涌现出来。1968年6月，越南驻广州、昆明和南宁的领事馆前，均发生了群众示威，抗议河内（在苏联调停下）接受美国提出的巴黎和谈建议。驻昆明领事馆还遭到了严重破坏。②中国人对俄国人仍是谴责不已，新闻媒介在所有的日常问题上对克里姆林宫的指责越来越多。③至少在此前的两年内，中国没有对莫斯科采取过多的不适当的暴力活动。1968年8月，东欧发生了将对中苏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与边界有关的问题将在下文述及）：苏联红军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此前，北京与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的捷克共产党一直保持着距离，因为捷共奉行的显然是修正主义的改革政策。然而，当俄国坦克出现在布拉格街头时，中国马上转变立场，支持起这位（已被剥夺权力的）捷克领导人来了（虽然不支持他的改革计划）。④苏联的军事入侵使中国人大为震惊。在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有确保其它共产党国家不变颜色的单方面责任的理论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辩护以后，中国人就更是紧张不安。如果其范围扩大，显然中国也会被包括在内。当时，俄国人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的谴责变得十分激烈。①尽管中国关于自己可能会成为苏联的下一个军事进攻目标的担心丝毫没有根据，但它却成了1969年初俄国人血洒乌苏里江冰面的主要原因。按照毛的思维逻辑，残酷的谋杀会使俄国人措手不及，还可能使他们在进攻中国之前有所醒悟。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和英国驻华外交官受虐待一事的争执仍在继续。1968年仍然发生了一些事件，尽管都不像1967年那般严重。50000447＿0255＿1②北京与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尤其是前者）的关系亦是如此（或从外交意义上说，没有关系）。1967年末，为报复早些时候印度尼西亚驻北京使馆遭抢劫，印尼群众洗劫了中国驻雅加达使馆，使馆内的20名中国人受了伤，数名印尼人失去了性命，其中的几个是被中国人开枪打死的。③最后，双方各自召回了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人员。西哈努克尽管几存疑虑，公开说中国拥有双重动机，但中柬关系还是有了一些好转。美国轰炸越共阵地和北越在柬埔寨的供应线的决定，直接导致了中柬两国的初步和解。中国答应“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以帮助柬埔寨赶走美国人。1968年初，中国的军事援助开始源源不绝地运往柬埔寨。④（然而，北京同时也加紧了对反西哈努克的红色高棉的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西哈努克无力说服北京停止给这些叛乱者提供物质援助。这是他数年后被赶下台的因素之一。）
1968年，中国对日本、印度和北朝鲜等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三个亚洲国家的政策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北京对东京的态度日趋强硬。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经常拘捕和驱逐日本记者，理由是他们对中国国内的事态打听得过分详细。在1967年和1968年下半年，一些日本商人也遭到了驱逐。①其结果是，前来中国的商人和记者大幅度减少，甚至在广州交易会上亦是如此。这对中日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1968年4月，中国指责东京在致力于用核武器重新武装自己（后来甚至指责日本和南朝鲜在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以反对中国）。②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犯了根本性错误的最好的一个例子。这些错误是外交部保存的中国对重要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档案材料被毁坏造成的。
北京还对印度发起了宣传攻势，号召印度人民通过暴力推翻印度政府。北京给纳加游击队秘密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称赞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暴动，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