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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8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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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高工资不过是窒息工业生产的诸多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包括能源和运输费用不断增加，各种贸易税和生产税的增加，高利率，以及由于实际购买力萎缩而引起的需求下降。到1947年底，这些情况导致了工业产量的全面缩减。
但是，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却听任不合理的税收体制继续存在，这一体制曾向合法的商业活动大量地、过度地征税，同时又让投机者和奸商的个人收入分毫不受触动。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也造成了伤害地方生产者的逆差。1946年11月的改革只是部分地纠正了这些状况，那次改革旨在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
国民政府最易受到的指责是，它不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鼓励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利用公职为个人的企业和利益服务。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合伙人正相互勾结以获取外汇，进口商品，以及得到一般商人所不易得到的其他好处。有一个实例是1946年政府向上海米商贷款的丢脸事件，这些米商显然是得到官方的默许，利用贷款去从事投机活动，从而导致米价进一步上涨。①另一方面，当政府在1947年上半年卖出公债时，资本家并不愿意买进。同样，据说一些商人持有大笔金钱，他们拒不把这些钱投入他们自己的企业，因为与投机所得相比，投资所得的利润更不可靠。投机的机会包括买进、卖出和囤积商品；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投资于黄金和外币；以黑市利率贷款。其结果是生产进一步削减，企业倒闭，失业增加。
1947到1948年的应急改革
政府发动了两次颇有抱负的运动式的改革，据说，原来的目标是要达到经济的全面稳定。第一次改革是于1947年2月16日宣布的，当时把所有工资都冻结在1月份的水平上，并规定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其中最主要的商品是大米、棉花和燃料。私人买卖、囤积黄金和外币被禁止。还采取了制止资金流入香港的措施。然而，这一价格控制体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首先是因为其范围有限，其次是因为它不能贯彻始终，它的严格实施只限于上海南京地区的城市。就像价格普遍上涨那样，生产成本也因此而继续上涨，只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依然冻结。稻米生产地的大米价格，很快超过了大米销售地城市的水平。原棉价格的不断上涨使纺织品无利可图。煤炭和食用油也同样受到影响。大米短缺的状况日益严重。到4月初有了美元黑市，价格控制单上所列的大多数生活必需品不久也在黑市上出现。政府无法根据计划的工厂配给制向工人提供这些商品的有保证的配给量，于是决定代之以发放津贴，以便与每个工人本该配给的商品的价格相适应。但是，这些津贴只适用于那些越来越难以按定价买到的生活必需品的费用，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5月间，上海的整个物价指数上升了54％，相比之下，改革计划开始前的那一个月上升率则为19％。在工人要求解冻工资、米市崩溃以及四五月间遍及十多个城市的抢米风潮的多方面压力下，所有应急改革措施最终都被正式放弃了。①在这次经历刚刚告终之后，1948年8月19日的紧急改革计划，只不过是正陷于自己制造的经济混乱而悲观失望的人们所作出的最后姿态。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次新的改革工作不可能成功，因为它包含了导致1947年计划失败的同样一些缺陷。但是，政府领导人在1948年8月宣称，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改革计划只能成功，因为他们已没有由其支配的其他手段，可用以争取稳定经济和恢复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当这一计划在10月底被放弃时，不论在谁看来，其唯一成就就是，政府根据所有金银和外币必须按新货币金圆券收兑的规定，从公众手里强行收购了价值1。 7亿美元的金银和外币。在实施新计划最为严厉的上海，最公开地表示愤怒的群体并不是长期受到损害的中间阶层，而是工商界——这些人先前是国民党的主要支柱。大约3000个商人，包括几个上海最显要的商人，在这一运动开始时就已被关押。后来，他们向那些把400万上海人用作“试验标本”的“江湖医生”发出了声讨，并要求惩罚那些设计这种试验的官员。在这些官员中，排在首位的便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对在上海强行实施这一次改革措施负有责任。①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通货膨胀也损害了城市薪金中间阶层对政府的支持。组成中等收入阶层的少数人，其主要群体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学教师、作家和记者，以及政府雇员，尽管以通货膨胀来解释他们对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的日益不满是过于简单，但飞涨的物价和贬值的货币的确成了这些人的主要负担。他们的贫困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开始了，那时的通货膨胀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仅及1937年以前的工资的6％—12％。到1946年，根据在昆明所作的一项估计，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减少了98％。②而且，尽管政府至少还能够发布按生活费用指数调整工人工资的命令，但对它自己的雇员也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雇员包括多数大学教师，他们作为国家提供资金的机构的雇员，其薪金等级与其他公务员的等级相类似。所有国家雇员的薪金一般说来每季上调一次。但这些调整断难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教师与公务员的实际收入不够维持衣、食、住方面的基本生活所需，40年代后期人们常常说这是事实。
知识界中的这种新的贫困，还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反战运动。其实连教授本身显然也参加了1947年春季范围广泛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运动，这一运动还提出了其他要求，包括削减军费开支，增加教育经费预算。显而易见，利用印发纸币为战争行动筹措资金而引起的困苦，为这些人反对战争行动提供了一个主要的论点，因而有助于削弱对战争行动的支持。但是，即便如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也像公务员一样，直到政府在军事上被打败以前，实际上一直没有抛弃它。
政治上的无能：对和平运动处置失当
如果说贫困是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济生活的主要事实，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当务之急就是反对内战。政府拒绝承认这一抗议的合法性，相反，却把它当作地下共产党人的一种诡计。由于这种错误看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镇压，最终只得背上公众对军事冲突的谴责这个更为沉重负担的，正是政府而不是共产党。
于是，学生的抗议活动不是完全成熟后才发生的，而是在学生示威和政府反示威的过程中发展。有四次引起全国瞩目的示威运动。一二·一运动（1945年）是其中规模最小的一次。主要行动发生在昆明，1945年12月1日，那里的四名年青人被几个企图恐吓反战抗议者的匿名凶手所杀，还有几人受重伤。作为这一暴力行动的结果，以西南联合大学校园内反战集会为开端的抗议活动，终于以这一时期第一次主要抗议运动而闻名。从1946年底到1947年1月初，为抗议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强奸一名北大学生，出现了一系列反美游行示威活动。海军陆战队官兵的行为仅仅是直接的导火线。除此以外，学生还质问为什么美国军事人员要留在中国，他们是否真的没有站在政府一边参与中国的内战。在这一问题上所引发的势头，发展成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7年5、6月间，这场运动席卷了全国大多数主要城市的大学和中学。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所谓“学潮”，与1948年4至6月间的抗议美国扶日运动汇合了。
尽管经常涉及地方上的事件和人员，但全国范围的学生抗议活动的基本动机都是一致的。学生的主要要求是，立即结束内战，结束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对国民党的支持，把财政支出从以军事为重点转到以民用为重点上来。政府最初的反应是，试图使这场运动转入另外的渠道。当局除了在那些学生运动最积极的学校里安插密探和特务外，还让那些同情政府的学生，如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作为国民党的忠诚拥护者，组织并领导学生的活动。但人们公认，在全国最有名的学校中，名气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全都批评政府及其战争政策。
然而，政府的决策者们始终不够明智，他们相信，只要学生内的极少数“真正的”共产党鼓动分子能被清除，学生运动就能得到控制。①随之而来的严厉手段进一步疏远了学生。学生的领导人，尤其是大学自治会的领导，是遭到一帮执法人员殴打、逮捕和绑架的主要对象。根据密探告密，逮捕学生积极分子成了常见现象。积极分子和地下共产党嫌疑分子列在黑名单上。这些学生即使不在校园中被抓走，也会在夜间查抄学校宿舍时被拘捕。被捕和被绑架的学生常常干脆就“失踪”了。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分子，一旦他们的身份被查明，死刑就是可以想见的惩罚。严刑拷打也是一种常用的逼供手段。
开始时表明学生要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的运动，就这样很快发展成了一场向国民党政府当局挑战的运动。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并不是学生逃身到共产党方面，因为逃过去的学生看来在数量上相对很少。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试图镇压抗议活动所引起的广泛憎恨。这可能不会使学生转变成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但是，它确实加强了学生对政府的反对，使学生更加不愿支持政府对中共的战争。
老一代知识分子清楚地表达了他们支持学生要求的道理，他们持续不变地批评这场战争及其加于民族的灾难。就像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一样，他们以为这场战争很可能是遥遥无期地继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打败另一方——这是直到1948年年中以前的一种普遍看法。战争的代价包括通货膨胀，它使城市经济完全陷于混乱，使农村地区进一步陷于贫困。除了印发纸币以外，政府财政还依赖一种土地税，即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制收购粮食和征借粮食。这些强征索取，连同维持地方所需的附加的征购征用，与征兵有关的种种弊端，以及当地纪律废弛、军饷不足的军队所造成的种种破坏，在很多地区都成了农民不堪忍受的重负。战时的许多征派，都意味着增加地方官贪污受贿的机会，而通货膨胀又加强了这种动机。在形容农村的状况时，“吸血鬼”这个词被用来指乡、镇、保、甲的地方官，是生活在城市的作者喜用的称呼。乡、镇、保、甲构成了基层行政单位，评论家认为，战争实际上在基层正在制造最有利于中共不断发展的条件。
政府在争取公众支持其反对中共的战争方面所遭到的失败，还很明显地表现在人们普遍倾向于谴责政府从事战争，而较少谴责中共。这一点在那时就为世所公认，而且有很多解释的理由。首先，政府作为中国合法的统治者，唯有它有权改革自身和结束战争。因此，国统区的反战请愿者们便把努力的目标朝向政府，希望迫使政府就此采取行动。其次，在1945—1946年的和谈期间，共产党人在赢得舆论的对比方面，已获得成功。人们普遍相信，共产党人是诚心诚意的，例如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当时他们为了避免全面战争，同意作出几项妥协。而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数星期后单方面撕毁了几项政协协定时，政府便在这场较量中失去了信任。使这一印象增强的，是1946年2月10日对重庆较场口大会的破坏，这次大会是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结束而召开的。在这一事件的几天之后，重庆中共报纸的办事处遭到袭击。人们普遍认为，这两次事件都是国民党内反对政协协定的分子雇用的暴徒所为。①最后，人们把反战情绪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种普遍的假设，即中共的力量由于国民党的短处而正在扩大。政府应对在掌权的20年期间没能克服自己的缺点负责。钱端升教授在分析国民党的黩武主义与中共的武装对抗之间的关系时，对于这一论点提出了政治上的看法。他追溯了国民党内支持孙逸仙与军阀结盟的军人势力。当时那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合，很快就发展成了一股国民党内不易被清除的力量。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时，曾试图切断自己与军阀的联系，但它又在黄埔军校继续发展自己的军人体制。北伐战争后的20年代末期，国民党发展阶段的军政时期本该结束；但事实上由孙逸仙提出的训政时期一点也没有开始。蒋介石这个军事首领还接管了政治领导权。蒋接着便开始与共产党人作战，这使军人的控制依然是必要的。此后，中共不断发展力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权力不断扩大，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相互加强的关系发展了。蒋的黄埔系军人构成了国民党内军事集团的核心。他们由于接近蒋以及对军队的控制，成了国民党内和政府内最重要的部分。钱端升断定，一旦一个军事派系取得了政治权力，政治上的反对党派除了求助于武器外，别无他途。因此，国民党内和政府内军人占统治地位，是造成这场内战的终极原因。他提出要求，把军人从政治中清除出去，将其置于一个清一色的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他的要求表达了一种共同的看法。①经济学家伍启元教授甚至更强烈地断言，政府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他的大多数同事倾向于把通货膨胀视为战争的结果，而伍教授的看法则不同，他把战争视为政府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导致了经济的逐步恶化和财富分配的不均。中等收入的群体，“不包括贪官污吏之流”，都已看到他们的收入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侵蚀。与此同时，农民正在遭受种种压迫，包括“由士兵、土匪、征粮、征兵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劫掠”。伍教授问道：“由于社会就是如此状况，不管有没有中国共产党，能没有一场内战吗？”②但是《观察》的社长储安平则在评1947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关于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报告时，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众的看法：蒲立特先生之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为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先生有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提高到了今日所占有的地位的，根据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以致使人民觉得前途茫茫，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①老一代人像学生那样，看来并不欢迎一个由共产党所控制的政府。例如储安平期望1946年英国工党取胜能证明，即使不走莫斯科的道路，也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对于中共，他所担心的是那种看来要接受的政治生活。他对中共是否真的不反对民主，以及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在这方面是否有很大的不同表示怀疑。关于中共在对付个人，对待审查制度，对待知识和政治自由以及对待文学艺术方面的态度，他和他的同事都表示了某些保留意见。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如果说国民党的工作在所有这些方面缺点不少，那么毫无疑问中共就更差。②没有任何人愿意去争辩，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目的决不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不认为中共能够通过武力去实现它。
军事上明显的僵局因此被认为为双方妥协，也为两党在其中能够相互监督的联合政府提供了基础。这个目标，马歇尔将军在1946年感到无望时就已经放弃，而中国的那些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却在其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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