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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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田军（萧军）：《八月的乡村》，由埃文·金译成英文，附有埃德加·斯诺的序言。关于萧军的研究，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1章。
②　引自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28页。
①　关于这部小说的英译本，见萧红著，葛浩文等译：《中国东北的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关于萧红的研究，见葛浩文：《萧红》。
②　夏志清教授从事战争小说的全面研究，有两篇论端木蕻良的论文已经完成。
①　夏志清：《端木蕻良的小说》，第56—61页。
②　朱莉亚·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章。
③　关于徐志摩借鉴英诗的分析，见西里尔·伯奇：《徐志摩诗的英中韵律》，《大　亚细亚》新8卷第2期（1961年），第258—293页。
④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18、19世纪之交英国浪漫　主义运动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诗人——译者。
①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年），英国诗人，哲学家、改革家和散　文作家——译者。
②　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年），英国诗人、也是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译者。
①　这首由许芥昱译成英文的诗载他译编的《20世纪中国诗集》，第65—66页。
②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82页。
①　关于闻一多生平和诗的研究，见许芥昱：《闻一多》和《新诗的开路人——闻　一多》。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见本书上卷李欧梵著《文学潮流（一）：追求现代　性（1895—1927年）》章“外国文学的影响”节。
③　见诗人痖弦访问李金发记，《创世纪》，第30期（1975年1月），第5页。又　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687—688页。
④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年），法国现代派诗人——译者。
⑤　魏尔兰（PaulVerlaine，1844—1896年），法国最纯粹抒情诗人之一——译者。
①　马拉梅（Stéphene　Mallarmé，1842—1898年）法国象征派诗人——译者。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1页。
③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53页。
④　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0页。
①　这首英译诗引自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65—166页。关　于戴望舒诗集，见痖弦编：《戴望舒卷》。
②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66页。
③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1页。然而，自1981年以来，戴望　舒的地位得到重新评价，他的作品在中国重新出版。
④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年），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译者。
⑤　奥登（W。H。Auden，1907—1973年），美籍英国诗人——译者。
⑥　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年），英国诗人——译者。
⑦　这个词是由刘西渭用英文造的，引自张曼仪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　1949年》第1卷，第709页。
①　邦妮·S。麦克杜格尔泽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223—224页。
②　邦尼·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228页。
③　邦妮·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126页。
①　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年），俄国第一流的浪漫派诗人、　小说家——译者。
②　同上书，第169页。
③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8—209页；许芥昱：《20世纪中国诗　集》，第277页。
④　然而，这种现代派传统已经重新流行，如今在台湾和中国城市以“朦胧诗”面　目兴旺起来。
①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长篇小说，林纾在1901年把它译为中文，译名为　《黑奴吁天录》，以后春柳社的欧阳予倩把它改编成话剧《黑奴恨》上演——　译者。
②　胡耀恒：《曹禺》，第16页。
③　易卜生（HenrikIbsen，1828—1906年），挪威戏剧家——译者。
①　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1907—1957》第1集，第　151页。
②　胡耀恒：《曹禺》，第21—22页。
①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6页。
②　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年），法国唯一理解真正的悲剧色彩的剧作家　——译者。
③　奥尼尔（EugeneO'Neill，1888—1953年），美国戏剧家——译者。
④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10　页。
①　这句话的英译文引自胡耀恒：《曹禺》，第54页。
②　由于内容狂放，这一幕在演出时往往被删去，很使曹禺懊恼。
③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6页；　胡耀恒：《曹禺》，第24页。
①　《日出》剧本中对陈白露以前的丈夫的生死未作明确的交待——译者。
②　曹禺：《日出》，第236页。关于曹禺剧作的英译本，见A。C。巴恩斯译的　《雷雨》和《日出》，克里斯托弗·C。兰德和刘绍铭译的《原野》。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民族抗战”的英雄传奇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将文学活动推向高潮。文学界知识分子的空前团结，取代了30年代早期的宗派主义。曾使左翼文学队伍严重分裂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几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所有的口号，都被淹没在“抗战”这个响亮的号召之下。各种组织自发地建立起来，并且发表了抗日宣言。最终，在1938年3月，也就是日本人于1月侵入上海①以后不久，一个广泛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老舍担任会长②，不久在20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这个协会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推进抗战工作。它组织作家们加入“战地访问团”，前往军事防御阵地慰问部队官兵，并撰写具有感情色彩的通讯。协会还建立起一个“文艺通讯员”网，缺乏经验的年轻作家们——其中有些人在农村地区，被组织成地方小组，接受协会分支机构指导。他们时常聚会，讨论协会布置的主题，并撰写有关当地文艺活动的通讯。这些通讯连同他们的创作样本，被送交协会中的上级评论和修改。在广东省，仅在数天之内就组织了三百多份原始的文艺通讯；上海地区数量不相上下。甚至在华北的农村地区，成员据称达五六百名。这些通讯员大多是学生，但有些是店员、工人或地区政府中的小职员。③除作家访问团和文艺通讯员的活动外，协会起先还组织了5个宣传队（每队包括16名成员）和10个演剧队（每队30名成员）。通俗剧团竞相出现，据统计，到　1939年有　130000人从事戏剧表演。④这些组织清楚地证明，由于战争，中国现代文学正丧失其城市精英的特点。城市的作家投身于抵抗侵略的全国性运动，情愿或不情愿地抛弃了有保障的生活，到乡村和前线的自己同胞中去。有两个主导性的口号足以显示他们的爱国热忱，“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宣传第一，艺术第二！”有些狂热的作家甚至主张“上前线”，完全放弃文学。
1938年，郭沫若被委任为新设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宣传工作。这样，作家的宣传活动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他们当中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官员的队伍中。但是尽管有这个最初的姿态，国民党显然专注于军事和行政事务，这样，就将宣传领域几乎全部留给了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①主要由作家和艺术家任职其中的各式各样的宣传机构，事实上成为中共的统战组织，中共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日益扩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精力和热情。
日本对主要沿海城市的占领，迫使中国的作家们进入内地。1937至1939年，武汉与广州取代上海和北平成为文学活动的新的中心。在上海的一些主要报刊杂志停刊的同时，一些新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小城市里诞生，常常是仓促而草率地印刷在粗糙的纸张上。在战争期间，书籍出版和销售的总量实际上增加了。根据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资料来源，新书销售从战前每次印刷一二千册翻到了三四千册，有时甚至达到10000册。②随着1939年武汉和广州的失陷③，文学进一步地深入内地；在战时首都重庆，“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几乎像二十年以前文学革命期间的北京一样”。④但是，战争头几年的势头没有持续下来。当第二次统一战残⑤破裂时，重庆国民党政府通过审查和逮捕，重新对左翼作家采取了镇压政策。他们中有些人结伙前赴延安；茅盾等另一些人撤退到香港，那里短期内成了文学活动的中心。在1941年圣诞节，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桂林取而代之成为作家云集的地方。1944年桂林失陷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最后一个堡垒。
旷日持久的战争迫使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作家们的生活条件恶化了。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重庆的报纸能够付给撰稿人每千字一至二元（当地货币）①——大体上与印刷工人排版同样字数的收入相同。②有几个年轻作家贫病而死。像臧克家和老舍这样有名的人物都不得不以糙米为生，甚至丁玲也难以得到肉食。王际真特别提到，“当时的报纸不时登载为生病和营养不良的作家们请命的呼吁书”。③眼中看不到胜利，土气低落，腐朽和麻痹便乘虚而入。战争初期文学的战斗热情减退了。在1942—1943年间，重庆大约上演了30出戏，只有1/3直接涉及战争主题；其余的是历史剧和译作。重印旧作和翻译西方长篇小说越来越流行，恋爱和色情作品也是这样在那些从无情的现实生活里寻找解脱的人中流行。④用邵荃麟的话讲，对于那些没有去延安的有责任心的作家来说，就像“长夜漫漫何时旦”。⑤在头几年里，全国上下曾经联合起来与外来的入侵者斗争。现在敌人主要在内部，因为这座山城成了一个令人沮丧和死气沉沉的世界——一个几乎每天为日本人的空袭所笼罩的幽闭恐怖的世界，在通风简陋的防空洞里，数以千计的人窒息而死；发国难财猖獗一时。当地的四川人与外来的“下江”人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一再爆发。这座城市也日益成为戴笠的秘密警察的世界、政府为压制不同政见实行逮捕和暗杀的世界。
1944年末桂林沦陷，一些知识分子终于行动起来。在1945年2月22日，重庆文化界的一份宣言出现在报纸上，要求结束审查制度、秘密警察活动、军事磨擦以及发国难财，并且呼吁保障人身安全以及言论、集会、研究、出版和广泛的文化活动的自由。5月4日，“抗敌协会”在七周年纪念大会上宣布每年“五四”为“文艺节”，以发扬光大“五四”民主与科学的传统。①但是政府回报以某些逮捕和暗杀。1946年，这个方兴未艾的“民主浪潮”最杰出的发言人之一、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在昆明遭到暗杀。国民党特务置闻于死地，激起了知识界的反政府情绪；中共再次利用知识界并大获其利。中日战争曾使知识分子政治化，而中共再次成为他们的支持者。
“爱国铁血”文学
战争将所有作家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危亡上。为艺术而艺术的实验立即成为不合时宜了。文学完全瞄准生活现实——不再是个人经历的片段，而是全民族的集体经历。在战争头几年，不同形式的短篇报告文学——通讯、速写、海报、演说、为朗读而写的诗歌和故事，以及在街头和集市表演的独幕剧，作为最流行的文学模式，几乎取代了篇幅较长的各种虚构的作品。②这些事实上浸渍在埃德蒙德·威尔逊称作“爱国铁血”中的大量报告文学，或原始报告文学，“与其说是用艺术技巧，不如说是用感情写出来的；它们的话题的吸引力与感情的感召力，当离开环境去阅读时，很快就丧失了”。①虽然它们缺乏艺术素质，但在流行程度方面却领尽风骚。按照周扬的观点，报告文学是“抗战期文艺的主要的形式”，因为它最有效地为“教育群众”认识这场“民族自卫斗争”的现实的直接目标服务。②这场战争使文学——不管质量如何粗糙，离开上海的城市象牙之塔，走向小镇和村庄，加速了大众化的进程。这个时期目睹了作家“走向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尝试。为迎合乡村大众的口味，从前的城市作家们热心地采用民间的题材、习语、曲调，以及社戏、说书和大鼓（边击鼓边讲故事）等传统的大众形式。忽然间运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成为一种时尚；老舍是劲头最足的实践者之一。
有些作家从事集体创作。“卢沟桥事变”数天后，在上海约有16名剧作家，自己组织起来写了一部三幕剧《保卫卢沟桥》，甚至在完成前就有几家剧团争演出权。③有时作家战地访问的通讯也是集体采写的。
在1939年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篇文章中，胡风披露战争文学的五个显著的弱点：（1）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倾向；（2）繁琐的冷淡的倾向，在繁琐化的作品里面，过多的生活枝叶和事实毛发，使作品不能博得真正的实感；（3）传奇的倾向；（4）由于这些主观上的弱点，既没有产生伟大的史诗，也没有产生生动的现实主义作品；（5）由于思想的贫弱所产生的艺术力量的贫弱，文艺的人民性还不能取得决定的胜利。④胡风的批评，显然道出了他对降低艺术的不满。他与茅盾一起反对过分政治化的观点，那种观点认为战时文学只应刻画生活的“健康”和“光明”的一面。按茅盾的提法，一个正直的批评家应当号召作家们，不仅要描写“新的光明”，而且要暴露“新的黑暗”。①然而，重庆有些批评家反对宣传对文学质量的侵蚀，恰恰相反，他们主张两者应该完全分离。朱光潜强调“冷静超脱的观察”的重要性以及艺术的自律。沈从文认为作家与文化工作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应当是艺术家，而后者是宣传鼓动家。沈争辩说，作家们不应该与政治任务搅混在一起。梁实秋，这位左派分子们从前的敌人，更进一步倡导“无关的”文学，“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②这些要求文学质量的呼吁没有得到回答。夏志清下结论说，在“大后方”创作的小说，普遍缺乏“激情和特色”；好作品的数量比战前十年少得多。“游击战争和学生恋爱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以及无处不在的爱国宣传的调门，毁掉了大多数战时的长篇小说”。③在成名的作家中，只有茅盾和巴金创作了有意义的作品。茅盾在1942年前的两部长篇小说——《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与战时的关系并不明显。《霜叶红似二月花》讲述一个小城镇在1926年的情况。而《腐蚀》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性的长篇小说，它刻画了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罪恶。这部长篇，以小说的形式阐明1941年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被共产党的批评家誉为可与《子夜》比美。①与茅盾相比，巴金在战争年代取得了稳定的进步。他的《家》的两部续篇写得较好；特别是《秋》，它表明巴金感情上的成熟。但他最好的作品，当然是写于战争即将结束，而于1947年出版的《寒夜》，它确立了巴金作为“一个极富盛名的心理方面的现实主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