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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7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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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1930年 12月 16日），载于 《党的改造》第1期（1931年1月25日）。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 部的权力关系》，第95页。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 党籍的决议》（1931年1月 20日），载于《党的改造》第3期 （1931年2月 15 日）。全文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卷，第 218—221页。又见萧作梁：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35页。
② 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78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 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3卷，第111页。
③ 1939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 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 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50—259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1页；《社会新闻》，第 6卷第19—20期（1934年2月27日），第26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卷，第183—184页。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3页。
④ 《红旗》，第29期（1932年1月25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5 和367—368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64页。
② 《红色文献》，第19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4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12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65页；郭华伦：《中共史 论》，第2卷，第306页。
③ 《斗争》，第47期（1930年2月16日）。
① 《红色中华》， 1934年6月28日。
② 同上书，1934年5月25日。
③ 《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④ 1931年9月1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 302—304页。
⑤ 《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⑥ 同上书，第3卷，第168页。
①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页。
② 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38页；《红色中 华》，1934年7月26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52— 154页；斯诺：《西行漫记》，第183和253页。
③ 《红色中华》，1934年6月30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154页；《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页；《红旗飘飘》，第13集，第6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13—15页； 《红旗飘飘》，第11集，第166、171和210页。
① 《红旗飘飘》，第1集，第74页；第7集，第79—108页；第9集，第176— 178页；第11集，第151、200—208页；《星火燎原》，第4集，第266—268 页。
② 苏维埃法典在1933年10月15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16卷；特吕格弗·勒特 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民政经验》，第5章B节；曹伯一：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04—406页。
③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13—414页。
④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353页。
⑤ 《星火燎原》，第2集，第462页和第6集，第379—380页；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2卷，第192页。
① 《剿匪战史》，第4卷，第685页。
② 《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102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 617页。
③ 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94—95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510—522页。
④ 根据1991年7月31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⑤ 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 53期（1973年1—3月），第59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 151页。
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 志关系》，《中国季刊》第21期（1965年1—3月），第46—59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第7—8页。关于陈独秀分裂 主义的其他原因，见林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9卷第8期（1934年12月 11日），第296—300页；和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第8章。
① 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30期，第18—19页。
② 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在 这方面中共的学者没有分享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 翔实的叛徒文献。
③ 李昂：《红色舞台》，第189、192页。李昂甚至自称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 上书，第75—76页。李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④ 龚楚：《我与红军》，第2—10、445页。
① 《星火燎原》，第4集，第117—118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229—233页。
② 《明报月刊》，第57期，第95页；第61期，第83—84页。见载在《明报月 刊》第62期上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1938年5月20日）；一种较早的版 本发表在张国焘、柳宁等：《一个工人的供状及其他》，第4页。
① 《明报月刊》，第56期，第86和93页；第59期，第85—86页；第60期，第 85页；第61期，第93—94页；第62期，第85—88页。又见张国焘为龚楚 《我与红军》所作的序（第Ⅲ、Ⅳ页）。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自第一次统一战线在1927年7月崩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在中国农村建立避难所，在那里有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对一个被查禁和受迫害的党来说，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这些避难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它们的创建需要一支军队，这就是1927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儿戏般地提出三点意见的原因。这三点意见是：从华中向东推进，击败蒋介石；向南进军，夺取广州；或者加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没有武装力量，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②后来，到1927年5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武装革命而策动兵变和组织工农武装。③这一思路发展成为共产国际7月举行起义的号召。
1927年的起义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8月1日江西南昌起义，8月到10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暴动，12月广州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起义都是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继续，是根据城市必须领导农村，决战必须在城市展开以及革命高潮正在来临等设想提出的。
为什么选择南昌？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左派张发奎的军队中）的优势，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地点选在南昌的原因。当时宁、汉分裂，南昌地处宁、汉之间，共产党人可能希望夺取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①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业城市，不能提供无产阶级的基础，也没有农民参加。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加起义的人大部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军队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②尽管有人指责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众支持，导致了起义的失败，然而在叶挺、贺龙和朱德领导下从南昌撤退的这支军队，却表现出后来成为红军特征的最初迹象。朱德的第25军由大量革命青年担任下级军官，③以连和排为单位分散开展政治宣传和没收土地。①叶挺和贺龙则在广东的潮汕地区实施他们的土地纲领，没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将地租减少到不超过30％。②即使在这初期阶段，这些军队已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7日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在1931年1月被“实干”派追究过。不能肯定党是否在理论上为共产国际的代表B。罗明纳兹及其继任者H。纽曼所说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封建的，还不如说是以小型、分散的生产单位为主要特征的亚细亚方式的。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也是软弱和不团结的，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间断地被直接推入社会主义阶段。③紧急会议后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一方面拒绝承认土地革命是一种反封建的起义，但另一方面又断言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④从现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被视为可能是不间断的。会议还强调了国家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互相连结，使农民的参加成为绝对必要。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有计划城市起义支持的情况下，1927年的秋收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这与一星期前的南昌起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它还提供了反抗国民党镇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⑤“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继续进行革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①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各种武装力量充当盾牌来保护并武装农民，夺取地方政权，将它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改建为苏维埃，分配土地。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期望农民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量，使起义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由于这种设想被证明是无效的，起义注定要失败。
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不准备起义。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其余的土地革命就无法解释，除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义失败也不是由于领导者有意轻视农民。例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工人和农民看作起义的主要力量。②这里有许多战略错误。党设想从农村进攻城市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军队从县城开始夺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汉政府只是几个月或几周的事。当党发现即使县城也在严密防守或顽强抵抗，难以被毛泽东和其他起义领导人下面混杂的队伍攻克时，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调整到在井岗山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开展较为谨慎的和长期的游击战争。③毛泽东从失败的余烬上把他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与鄂豫边区和湘西的同志们所能召集的相比，这部分兵力是庞大的），并重整旗鼓。直到1928年夏天，他才拥有包括一两座县城在内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但仍依托山区地形以求安全。未来的鄂豫皖根据地直到1929年冬才夺取并保有第一座县城——商城，并且迟至李立三推行冒险主义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据地。①贺龙在1927年底只带着8枝枪和20个党员返回他的故乡，直到1929年5月才集结到足够的追随者攻克两座县城。虽然政治局的11月会议承认这些战略错误，但它体会不到战斗在山区和丘陵的游击队领导人的孤独感和革命低潮感。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如毛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你们＇指党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管军事，可同时又想要群众武装”。②这似乎表明当时党既缺乏军事行动经验，又过于犹豫不决，证实了毛在1938年所说的话，“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③在群众工作方面也缺乏经验。关于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建立苏维埃式政府的讨论，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准则上，如1927年的中国是否能与1905年的俄国（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或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义开始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④这个苏维埃以及以后的苏维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绅阶层——例如宗社、农村学校和民团——为中心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有时甚至利用秘密会社。激进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从受压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们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既是为避难，也是为了进行鼓动。他们从这些组织得到了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所需的人、武器和钱财。他们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1927年底，在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两股共产主义之流，即农村苏维埃和城市领导；前者必须接受后者领导，否则整个运动就会陷入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模式。由于农村苏维埃仍然弱小而不稳定，建立中央权威并不特别艰难。
瞿秋白和城市领导人一直认为革命高潮正在兴起，他们继续在江苏的宜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发动起义，结果都遭到惨败。①接着在1927年12月11日出现了广州公社。这次起义的背景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表达——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想用中国的胜利来证明他在那里的政策是正确的。叶剑英回忆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找到前进的方向。”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似乎是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为敌人所吓倒，以及仍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②发动这样一次起义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党中央的11月会议上作出的，但行动是由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指挥的，这些人再次对张发奎的合作抱有几乎无法实现的希望。③广州起义失败后，攻占主要城市的企图被搁置起来，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动。革命显然处于低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动。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年年底时，只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包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如井冈山、大别山、洪湖地区、川北和广西的左右江，在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坚持斗争。④但是，革命者却不得不问：有建立根据地的必要吗？他们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吗？从偏僻山区的角度看，革命的前途是什么？
在井冈山苏维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诉他的战士们：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有了这个家，就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来了，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点地吃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
事实上，从事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党需要人和钱，这只能靠没收富人财产并分一些给穷人来取得。贫苦农民由于害怕报复，不愿参与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除非红军的防卫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并对新的财产制度采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红色政权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军阀的辖区，但军阀保护豪绅而不保护贫苦农民。党希望通过建立一支能维护新财产制度和红色政权的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行社会和经济上的变革，以收到激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的效果。毛泽东和其他少数像方志敏这样的人是相信这一战略的，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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