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1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随着工会参与政治，它们变得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容忍程度。工会在广州的政治作用，以参与共产党1927年末不成功的暴动而告终。保守一些的政府仍允许残存的工会提出有限的经济要求，但工会已不再参加较大规模的运动。①劳工运动的细节和时间的选择因地而异，但是，在另外两个活动中心上海和湖南，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①城市工人仍然太少，太弱，多为自身的困难所困扰，以致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20年代，即使包括现代工厂工人以外的作坊和做服务工作的人，无产阶级可能也不过几百万人。他们集中在拥有相当数量现代工业或矿业的几个地方：上海、广州、湖南、湖北、山东东部、天津周围的河北东北部以及南满等处。当经济状况有利于工业发展时，城市工人的这些集中点就发展，如从本世纪第二个10年末开始到2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情况就是这样。直到1927年止，华中和华南的政治状况允许工会组织存在，在某些地方还支持工会组织。然而，一旦被引向政治，在工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工人就被推向与更强大的敌人对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来发展和组织自己。某些国民党官员和资本家认识到工人的生活状况需要改进，但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世界经济萧条和战争，对城市工人阶级无论什么样的扩展都造成十分不利的条件，更不必说有助于劳工运动了。
①　阿瑟·沃尔夫：《神、鬼和祖先》，载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第133—145页。斯特万·哈勒尔：《犁头乡村：台湾文化与环境》第9—15页讨论一般文化原则、表现这类原则的习惯行为的变异和这类行为发　生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诸如阶级、地理和科学技术之类因素）三者的交互影响。又见莫里斯·弗里曼：《关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载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第19—42页。
①　詹姆斯·沃森：《中国亲属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观点》，《中国季刊》第92期（1982年12月），第589—627页，全面研究了关于宗族的文献，界定了“宗族”一词。又见杰克·波特：《传统中国的土地和宗族》，载莫里斯，弗里曼编：《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关于华北乡村中的其他牢固的亲属关系纽带，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60、75—78、80页；关于河北和山东的宗族史料，见普拉森吉特·杜阿拉：《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第2章。关于绍兴宗族，见寇尔：《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5年）第3章。
①　鲁比·沃森：《华南的阶级差别与姻亲关系》，《人》第16卷第4期（1981年12月），第593—615页。
①　关于“道德经济”，见后本章《农村组织与农民运动》第6条脚注。
②　关于广东：哈里·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第1—40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135—151页。关于华北平原，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59—94页。对于民国时期土匪为患和军阀割据的社会影响的解释，见菲利　普·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现代中国》第7卷第3期（1981年7月），第235—288页；和R。G。蒂德曼：《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区的事件》，《现代中国》第8卷第4期，第395—433页。
③　对这个多山社会的分析，见斯蒂芬·艾夫里尔：《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　拓》，《现代中国》第9卷第1期（1983年1月），第84—126页。
①　青镇旧时属桐乡县，隔河为吴兴县的乌镇；二镇今合称乌镇，属桐乡县——　译者。
①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贸易报告》，1882年，第270页；1900年，第374页；1910年，第525页。
①　关于广东，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338页。关于长江下游，见布雷德利·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94—95、101、189—193、213—215页。关于浙江农村改革，见诺埃尔·迈因纳：《浙江：国　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关于除战时非正常状况下的农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的看法，见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92—295页和各处；又见本书第5章（迈尔斯著）。
①　关于名流融合的一般情况，见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第106页引用了（浙江）石门地方志的评论。商绅融合的情况反复被提出，如，肖邦齐：《四川地方名流的构成和作用》，《清史问题》第2卷第10期（1973年第10期），第11页和各处；兰金：《城乡连续性》，第83—84页。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年》，第82、93、174页强调了继续存在的差异。
①　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②　关于这种倾向的更多论述，见本书第7章《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③　本杰明·埃尔曼：《新儒学阐释：中华帝国晚期长江下游的学术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166—261页；和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变化》。
①　肯尼思·福尔松：《幕友、幕宾和幕僚》；寇尔：《绍兴派系：清代末叶的一个垂直行政派系》，《现代中国》第6卷第3期（1980年7月），第317—326页。
②　见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　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75页。
①　了解晚清和民国妇女状况的最佳起点是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　编：《中国社会的妇女》。关于中国妇女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见罗克珊·威　特克：《现代中国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70年）。关于女子在地方事务和家庭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事　例，见寇尔：《绍兴》，第94—96页。关于女暴徒的事例：罗克珊·普拉兹尼　阿克：《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第　127—131、142—149页。关于女海　盗：迪安·默里：《清代中叶的海上抢劫：组织特点的分析》，《清史问题》第　4卷第8期（1982年12月），第7页。又见《剑桥中国史》第10、11和12　卷索引中的“妇女”条目。
②　中国青年背叛家庭制度，文学作品中提到的比学术专著要多。见李欧梵：《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剑桥中国史》第12卷。
①　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第161页指出了这种共同价值框架内的竞争方面。
②　18世纪末19世纪初教派叛乱一览表载于韩书瑞：《山东叛乱》第154—157　页。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96—152页指出了清代末期和民国时期，教派是如何在华北变得与地方社会结构结合起来的，而以前教派徒众都是作为个人而被吸收。韩书瑞：《叛乱之间的关系；清代的教派家族网》，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40—349页。
①　关于哥老会，见查尔顿·刘易斯：《关于晚清哥老会的笔记》，载让·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关于19世纪末叶浙江的会　社，见玛丽·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年》，第128—139页；又见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清史论从》第4集，第152—178页。
②　关于这方面著作的综合评述，见魏菲德：《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238页。周锡瑞：《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说明了造反的若干主要方面。
①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两种主要书目研究专著是詹姆斯·哈里森：《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重写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1981年2月），第295—306页。拉尔夫·撒克斯顿：《中国揭示正确面：农民社会中的革命合法性》（第1、8章）提出的关于有阶级意识的革命农民的对立文　化的理论需要证实。晚清动乱、粮价和铜元贬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可信史料　发表在戴维·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6年），第270—392页。关于这整个问题，见本书第6章（比昂科著）。
①　关于白狼的解释，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第124—　125页，第6章和裴宜理：《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第355—382页。
②　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186页分析和引用《香港电讯报》1907　年9月14日报道。关于粮食风潮的简略论述，见王国斌：《清代粮食风潮》，《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第767—788页。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
②　欧大年：《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反政府教派》，第5、7章；韩书瑞：　《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第9—31页。
③　关于为人祈求长寿的和平教派，见戴维·凯利：《寺庙和贡舶：18世纪罗汉　教派与疍民结社》，《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61—391页和理查德·石：《没有造反的太平盛世说：华北的黄天道》，《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05—337页。肯尼思·利伯索尔：《天津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年》第14—15页提到1950年天津的许多和平教派。
④　欧大年：《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现代中国》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第159—161，167—168页；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288—293页。关于太平天国基督教的太平盛世方面，见孔斐力：《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中国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19卷第3期（1977年7月），第350—366页；和鲁道夫·瓦格纳：《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3章。
①　寇尔：《民众对太平军：包立生的东安义军》，第7—21页。
②　这种说法依据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文史哲》1981年第1期，　第22—31页。
①　谢文孙：《中国农村的行会资本主义：珠江三角洲乡村企业家创业的传统，　1875—1925年》（1982年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讨论会上提出的论　文），第1—4页。
①　艾琳·托伊伯：《日本、台湾和中国东北的移民和城市》，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374页；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　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78页。
②　关于上海纺织女工的情况，来自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纱厂女工，1912—1949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2年）；关于天津铁匠的情况，来　自盖尔·赫沙特：《飞锤走凿：三条石工人》，《现代中国》第9卷第4期（1983　年10），第387—420页。关于合同工制度，见霍尼格：《包身工制度与女工：　解放前上海的纱厂》，《现代中国》第　9卷第4期（1983年　10月），第421—454　页。
③　城乡劳力交换诸方面的论述，见兰德尔·斯特罗斯：《困难的工作：中国江苏　西部农业的政治经济，　1911—193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82　年），第44—50页有论述。
①　戴维·斯特兰德和理查德·韦纳：《20年代北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言论：1929　年10月22日电车风潮的分析》，《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　年），第　137—180页。
②　陈明：《劳工与帝国》，第140—141、150页提出的一些论点，与霍尼格关　于上海所提的和赫沙特关于天津所提的论点相似。
①　陈明：《劳工与帝国》，第163—166、208—228页和各处；林达·谢弗：　《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1920—1923年》，第109—112页。
①　关于上海，见让·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关于湖南劳工动　态的稍微对立的看法，见小安格斯·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142—206、241—250页，和谢弗：《毛泽东与工人》。谢诺著作（第407—412　页）认为劳工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主要的革命力量。关于这方面更多的书　目，见陈明：《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编纂学，1895—1949年》。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社会与政府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许可以比作细胞与细胞核。中国从政治上有创造性的时代——如秦和西汉以及隋和初唐——继承了一个以经过时间检验的结构、常规和思想为基础的非常强大的政府。它实行联合政治和分散管理的能力，对这个国家力量之所在，并非无足轻重，而外部世界对此才开始研究。
晚清和民国的政治史，常常以下述三种方式之一加以概括：一、按照循环说，注意王朝晚期的衰亡，这是社会动乱和军事角逐、重建中央集权国家的时期；二、按照政府权力向社会缓慢而不平衡地扩张的说法，政府谋求把行政机构扩展到村级；三、按照革命过程的说法，通过革命过程，旧的政治神话和社会结构被摧毁，新的阶级被引入政治，新政权在一个根本不同的观念形态和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①所有这些观点都提供了深入的见识。有政权衰亡、政权空白期和重新统一。历届政府确曾试图扩大其权力，集中控制，改组金融和行政。但是，总的说来，我们认为，这150年的历史可以更适当地详细解释为：脱出从旧政权控制的社会革命运动、新社会阶级的出现、政治关系的重新确定，以及新的国家结构与观念形态的创立。这是一个不平衡的、阵发性的和常常流血的过程。
同更年轻、更小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变革过程是缓慢而曲折的。随着政府开始在社会中显得更加重要，渗透和参与的相互关联的现象，以及国家建设和动员民众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形成了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两者都发展缓慢。在中国，如同19世纪在别处一样，现代火器，蒸汽机车和轮船、电报通信开始使用，但是清政府应用这些东西以渗透到社会，直至乡村和家庭，却迟缓不前。推广识字、办报纸和邮政同样缓慢，抑制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关于无所作为和只能逐渐地、勉强地实现的潜在可能性的资料，无疑反映了晚清政体所固有的力量。尽管在1800至1949年间出现了变化，杰出人物统治论和权力主义的基本特点依然顽强地存在。
清代权力机构的失去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