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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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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谡庖环矫嬉丫硐殖龇欠驳哪芰Γ凰巫游募苹愿髦址绞皆黾邮杖耄淮耸卑咽杖虢馔闹挥薪⒄懔礁鍪 Ｔ�1月7日就职的那一天，宋宣布每月的收入不足300万元，但支出是1100万元。他希望到3月份能够把收入增加到1000万元。①要重新建立一个战而能胜的军事联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原来英勇善战的第4军此时已经大为削弱，它的几名最高将领已经引退；大部分老第8军已被赶回湖南，它的军长又在日本；正在湖北建立其权力基地的第7军，由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和白崇禧率领，他们又与南方的黄绍竑和李济深有联系。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的鲁军，对蒋介石能够指挥的大杂烩军队来说仍是难以对付的敌人；但是仍有希望：冯玉祥和山西的首脑阎锡山（他在去年6月份已经举起国民党旗帜，但在10月份与张作霖发生冲突前，与张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进军北京时可能进行合作。蒋介石在1月4日回到南京，9日宣布重新任总司令。他还发出了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的初步号召。
事情很快就一清二楚：蒋介石及其亲密的支持者打算改造和净化国民党，并企图重新组织一个领导集体。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宣布，五个省的省党部在改组前应停止活动，浙江和江苏的党的分部正在改组。蒋介石从1月13日至2月1日，把举行拖延已久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一切事情安排妥当。除了在议事日程和说服几个派系不要提出敏感问题等方面取得一致外，蒋介石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准许谁参加会？两年前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13名共产党党员当然不得参加这次全会。但是，汪派中许多人对12月份广州共产党的大破坏负有罪责，或至少是疏于职守，对他们该怎么办？5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提出，汪精卫及其8名同事应排除在外。但结果，只有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和甘乃光不准参加。其他的人可以来。蒋介石的三个反对者胡汉民、孙科和伍朝枢很容易被说服带着巨额资金出国进行考察，还有其他几个人可能不希望参加。①2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2月2日联席会议的开幕式。在世的委员和候补委员有77人，其中约50人可以到会。以后，出席会议的人数在30人上下。②全会有三个主要任务：定出党的政策的新方向，停止过去的争论，选出新的管理机构。
与会者听取了蒋介石的政策建议：为了代替共产党鼓动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国民党应提倡国内互助和合作精神。一切宣传都要以已故领袖的《建国方略》为基础，即以受布尔什维克直接影响之前的孙博士的思想为基础；一切受共产党影响的时期的口号都应停止使用。党的出版物应予严格监督；禁止反党或反政府的宣传；对外事务的一切公开言行应符合党的政策。国民党应予净化，办法是在党员重新登记前解散所有省的党的机构，和撤消中央和省党部内的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和青年各部。目前只能有三个部：组织部、宣传部和党训部。一切群众运动必须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必须清除群众运动中的共产党影响，农民协会和工会的武装力量应予严厉处理。教育应强调科学，学生应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建设方面。①这个保守的建议很快得到全会批准，全会这时清除了内部所有的激进分子和除少数以外的左派党员。它预示了国民党以后的发展方向。
为了掩盖武汉和南京对立两派之间以前的冲突，全会批准了一个妥协方案：以前所有关于联俄容共政策的决议应予作废，而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反共运动一部分内容而把一些人开除出党的决定都应宣布无效。但是，将进行一次彻底的党员重新登记；这次全会特别注意清除两个委员会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它还以彭泽民和邓演达甘为暴乱的同谋为理由，把他们清除出去，同时还停止了徐谦的中执委委员的权利，和其他两名中监委候补委员的权利。为了填补缺额，空缺由候补委员依次补上。②全会考虑和通过了一批议案。国民党政府这时应该更加精心地组织起来，它下设七个部的行政院、最高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和四个委员会（建设、军事、蒙藏和侨务）。它不完全是孙逸仙设想的五院制，而是倾向于这个方向，而且它的大部分仍不过是一个计划。必须在新的中央直接监督下改建国民党。还通过了军事组织的标准制度，批准在军队中改革政治工作——共产党党员已经深入地渗入这一领域。（蒋介石已经选定他的密友、反共思想家戴季陶为政治训练部领导。）全会还举行选举，但不清楚候选人名单的准备过程。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芬和谭延辏П谎〗醒胫葱形被岢Ｎ幔硗�4个位置留给在国外的领导人。49人被任命而进入政府委员会，其常务委员会由谭延辏Вㄈ沃飨⒉淘唷⒄啪步⒗盍揖陀谟胰巫槌伞Ｐ碌木挛被嵊�73人，它的常务委员会有11人，由蒋介石任主席。这样，几个新的委员会安排了当时有良好名声的所有国民党人士和军事领导人，但是其常务委员会则预先安排了保守的老资格党员或有实力的军事指挥官。蒋介石负责军事，而谭延辏坪醣晃约喽秸挛裰稹＂偎孀耪庑┱伟才诺耐瓿桑槭嘉虮本┑淖詈缶鲁寤鹘懈髦肿急浮Ａ礁鲈虑埃胗裣橐雅梢恢Ь友芈ずＬ方斡η找雅傻�1路军沿津浦铁路北上。两支军队在12月16日在两条铁路交叉的战略城市徐州会师。2月9日，蒋将军率其参谋人员离南京到徐州检阅了部队，然后在2月16日前往开封与冯将军会谈，商讨重新进攻之事。冯玉祥的国民军部分地接受南京政府的资金和某些军事给养。冯玉祥还有几个朋友在南京政府任职，黄郛任外交部长，孔祥熙任实业部长，薛笃弼任内政部长。汉口也提供冯玉祥一定数量的资金和武器，也许是作为一种礼物，因为广西的将领们在湖南忙于征战，他们对向北的征战不感兴趣，广州的李济深也是如此。2月28日，新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蒋介石将指挥第1集团军，冯玉祥指挥第2集团军，阎锡山指挥第3集团军。前第1路军军长何应钦已被任命为北伐联军的总参谋长。②用了约一个月时间才把重新发动的北伐所需要的部队、弹药、给养和资金集中起来。在纸面上，蒋将军统率的第1集团军的大军有分属于18个军的60多个师，这18个军又分归刘峙、陈调元、贺耀组和方振武指挥的四个军团。第1军团由原来的第1军发展而成，由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任军官，但它还有张发奎和朱培德提供的几个师和军。与往常一样，第1军团是参战的几个军团中装备最为精良的一个。①陈调元将军是北方人，原来的安徽省督办，1927年3月倒向国民党一边，从而为进军南京打开了通路；但他仍是一名旧式军阀。贺耀组将军在北伐的第一阶段已把他的湖南师带到国民革命军中，并且曾参加夺取九江和南京的战役。他的师已扩大为第14军，守卫南京地区。方振武的革命资历可追溯到辛亥革命，他曾与广州的几个反对派政府有联系。在此以后，他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担任过指挥官，1927年5月参加冯玉祥从山西向河南境内的进军。然后他带了他的一支小部队参加国民革命军。这四个军团、其他几支杂牌军和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的一部分，负责通过山东进军。这支大杂烩部队与将近两年前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有高度信仰和经过较好训练的五个军完全不同。①到北京大约有500英里的距离。
在战役开始以前不久，外交部长黄郛和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就南京事件的解决办法进行了谈判。谈判是在双方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和南京政府3月16日公布了两道命令以后进行的；一道命令是宣布与南京事件有牵连的一批士兵和另一些人已被处决，另一道命令是外国人和外国人的财产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两个代表互换了商定的照会，照会表示遗憾，作了解释，并在3月30日签署，这离暴力事件和炮击南京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美国而言，这样就结束了与南京的外交困难，虽然外交承认要晚得多。但对几名中国官员来说，这个解决办法远不是令人满意的，因为美国一方只表示了遗憾，说“局势失控，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即海军的炮击〕以保护南京的美国公民”。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南京事件就是美英炮击南京城。英国公使蓝普森也访问过南京并与黄郛进行了讨论。但他们未能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②最后的军事战役
张作霖元帅全面指挥安国军，这是他自己的奉军、孙传芳的残部以及褚玉璞和张宗昌率领的直隶军和鲁军的不牢固的联盟。奉军负责防守北京以及通往南方和西面的铁路线；孙传芳和鲁军在东面守卫津浦线。但是直隶的大部分和山东西部是开阔的平原，难以防守，更难守住骑兵。西侧的阎锡山使京汉线的防御复杂化了。
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打响了国民革命军的春季战役，打进山东的西南，并且在西面对奉军进行了一场牵制战。国民党的第1集团军约在4月9日参加山东的战斗，它沿铁路线推进，并且派一支纵队在沿海附近北上，切断省城济南通向青岛港口的铁路。张宗昌的部队没有显示出什么斗志，但是孙传芳试图反攻。他遭到惨败，从而开放了夺取济南的道路，孙良诚将军带领国民军骑兵于4月30日进了济南城。但是在西线，奉军顽强抵抗第2集团军，第2集团军只推进到河南北端离北京仍约有400英里的彰德（安阳）。4月份，奉军还沿京绥铁路和石家庄通往省城太原的铁路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就在战斗的这个时期，即5月份的第1周，正在挺进的国民革命军和已被调往济南去保护在那里居住的本国国民的日本正规军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流血冲突。
济南事件，1928年5月3—11日
田中政府虽然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运动有好感，但也没有忘记北伐初期几个阶段发生的南京事件和其他的排外动乱。为了在国民革命军重新挺进时作好准备，日本的内阁、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如何能最妥善地保护华北的日本国民一事进行辩论：有人主张派一支远征军，也有人反对。①蒋介石和外交部长黄郛试图使日本放心：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在它控制的地区将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但是在4月初期，形势趋于明朗，即军事讨伐有可能通过济南向前挺进，尽管田中男爵在此以前，曾向蒋介石和冯玉祥提出绕过这座有2000名日本平民居住的城市的要求，于是日本政府决定行动。到4月18日，田中首相被陆军省说服，并经日本内阁同意，从第6师调一支有5000名士兵的远征军前往山东。公开的声明设法使中国放心，日本无意干涉内战，当不再需要保护日本国民时，部队将撤走。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抗议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而公众的反日情绪迅速高涨。可是，国民党人希望避免冲突。国民党和总司令下了严厉的命令，防止在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出现反日骚乱和敌对行为。
指挥在4月25至27日到达青岛的第6师的福田彦助将军，自作主张地命令部队前往济南，约500名士兵在4月30抵达，此时北军已撤离此城。这支日本小部队立刻在济南城内立桩标出绝大部分日本人居住的地区——人称日租界——并设立路障，禁止中国人进入。次日孙良诚将军及随后的第1集团军的其他部队涌进济南。当蒋介石在5月2日来到时，他要求福田将军撤军，向他保证维持城市的安宁。福田将军同意，当晚日军撤掉路障，似乎准备离开。向国民党统治的和平过渡似乎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5月3日早上发生了双方小部队之间的战斗。战斗的起因和责任成了双方争论不休的问题。局部事件迅速发展成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日中两国士兵之间的全城战斗，尽管蒋将军和福田将军力图制止。双方都进行了加剧冲突的屠杀。①最后，实行了停战，中方同意除留几千名士兵在城内维持秩序外，撤出全部部队。蒋介石显然希望避免陷入只会妨碍他向北京进军的危险冲突之中而不能自拔。
但是，福田将军决心要通过惩罚中国人来维护日本军队的尊严。他要求增援，田中首相和内阁在5月4日决定从朝鲜和满洲再调派部队。5月7日，日本的将领因援军已到济南，准备采取激烈行动。②当天下午，福田将军把一份限期12小时的最后通牒交给中国的代理外交特派员。它要求惩办负有责任的高级中国军官；在日军面前解除负有责任的中国士兵的武装；撤去济南附近的两个军营；禁止一切反日宣传；所有中国军队撤到胶济线两侧20里（约7英里）以外。这样侮辱人的要求是任何中国将领所不能同意的。当晚，已离开济南的蒋介石及其随从参谋讨论了这个新问题；次日上午，蒋将军送去了只满足其中几项要求的调和性的答复。福田将军坚持，由于他的最后通牒没有在12小时内被接受，他被迫采取行动以维护日本军队的尊严。5月8日下午，日本人在城市及周围地区发起进攻。到11日，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留城的中国部队已被制服。城市遭到很大破坏，数千名中国士兵和平民被杀。再没有什么更能煽起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火焰了。①济南事件使中国国民党人与日本和解的企图成为泡影，但是政府尽一切可能防止与其强大邻邦发生进一步的麻烦。国民党政府要求国联进行调查，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它，但这些要求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以后也屡次出现这种情况。日本战地将领这一蛮横行动是一系列这类行动的第一次，这些行动导致三年以后日本关东军强占满洲，然后导致中日日益扩大的冲突，最后导致1945年日本的最后失败。
谁将占有北京？
1928年春季，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主要关心的是保护和加强它在满洲的特殊地位。这可以通过与张作霖或国民党人的合作做到。在试图对战斗双方作出不偏不倚姿态的同时，日本决心阻止把冲突扩大到满洲境内。早在1月份田中首相已向蒋介石的驻东京特使张群提出警告，日本不容许国民党部队在长城以外追击奉军，但作为回报，日本将保证张作霖迅速退到奉天，如果他被打败的话。到4月份，日本政府已经决定维持满洲的和平，如果可能便在交战双方之间安排停火，如果必要便使用武力。
为了避免卷入与日本的争吵，蒋介石已经撤回大部分进入济南的部队，并把他们往西调动，准备渡过黄河后再在北岸集结。在5月份的第2个星期，甚至当日本军队正在济南及其周围打垮中国部队时，国民党的三个集团军开始了总攻，而安国军则朝北京和天津撤退。阎锡山的部队向石家庄推进，他们于5月10日在那里与追击京汉铁路上的奉军的冯玉祥的一批士兵会师。阎锡山的其他部队正在收复山西北部，并沿京绥铁路向北京的后门移动。安国军试图在西面的保定与东面位于山东省北端的德州之间，建立一条较短的战线，这样可以用直隶军来加强鲁军，而这支褚玉璞带领的直隶军已经得到一部分奉军的补充。但是东端顶不住冯玉祥的进攻；德州在5月12日失守，它的防守部队朝天津溃退。5月18日，蒋介石将军和冯玉祥将军在郑州会面，计划向天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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