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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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抗议外国对南京的炮击，它已引起了强烈的排外情绪，并且呼吁不要把这个事件加以夸大。他要求上海的外国当局采取措施，以缓和中国民众和外国人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声称，他已经颁布了禁止暴民使用暴力或任何损害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行动的指示。他要求外国当局结束戒严令，撤走他们的军队和军舰，由国民党军队来保护外国租界。总工会也已经在前一天发表了宣言，谴责国民党军队和劳动阶级已经分裂的谣言；它还宣布外国租界将被它指导的纠察队攻击的说法是不实之词。①蒋介石受到几个方面的催促，它们要求镇压上海好战的劳工运动和约束共产党员，但是准备工作要花时间。以虞洽卿、日本一家大航运公司的买办王一亭和伍朝枢为首的中国巨头，组成了一个商业联合会，在3月29日派代表去见蒋。他们强调立刻恢复城内和平和秩序的重要性，并提供财政支持。②总领事矢田在蒋来沪后不久几次会见蒋的结拜弟兄黄郛，敦促蒋将军镇压捣乱分子，以及收拾南京事件的残局。上海的主要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的一篇社论评论说，如果蒋将军要“从赤色分子手中拯救他的同胞，他必须迅速而无情地行动”。③以吴稚晖为首的一个有威信的国民党老党员集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清洗党内的共产党员。这个集团是1926年1月在广州的“左派”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部分。3月28日12名正式委员中的5名非正式地开会，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的决议。这一努力后来被称为“护党救国运动”。其他与会者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老前辈”蔡元培、孙逸仙和蒋介石的富裕庇护人张静江、辛亥革命的老战士和孙逸仙的财政负责人古应芬以及归国留法学生的领袖李石曾。4月2日，这个集团再次会见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两名候补委员李宗仁将军和黄绍竑也在场。李、黄二人是广西集团的领袖，黄是应蒋之电召而来上海的。这次会见产生了一份列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197名共产党员或可能是共产党员的名单，并决定把名单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把名单上的人置于监视之下。①蒋介石与应邀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主要将领交换意见。他们包括：南京来的程潜、贺耀组和何应钦，江左军的李宗仁、广西的黄绍竑和广东的李济深，已在上海的白崇禧。其他的人是被赶出武汉的陈铭枢、安徽的柏文蔚和王普以及浙江的周凤歧。所有的人都是反共的。
汪精卫在巴黎“休假”后经莫斯科回国，于4月1日到达上海，受到盛大欢迎。很可能他是唯一有足够威信去弥合党内日益扩大的分歧的领袖。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与从武汉派来的宋子文，与监察委员会一派的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与他的老同僚胡汉民，与他的对手蒋介石，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进行了头绪纷乱的会谈。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革命军的全体指挥官发电，以奉承的字眼宣布汪精卫的归国，并声称一切军事、民政、财政和外交事务都集中由汪主席指导管理；蒋介石只是全面地指挥几个军，并将像所有其他的指挥官那样服从主席。这样，党内的权力将被真正地集中起来，以便完成国民革命和加速三民主义的实现。蒋介石在私下就驱逐鲍罗廷和清洗党内的共产党员的必要性向汪精卫提出强烈要求。他警告汪精卫不要去武汉，他在那里必然成为共产党的人质。其他的人请求汪参加清洗，但汪主张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这样重大的事，并强烈要求他的同志们不要擅自行动。①汪精卫与陈独秀之间讨论的结果，是4月5日上午在上海报纸上发表的两人联合声明。声明首先强调革命阵营内部继续团结的必要性，认为共产党不论有什么过错，从没有主张推翻友党，即国民党。甚至在将来，中国也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一切被压迫阶级用来对付反革命的民主专政。声明提倡两党党员之间的合作精神，并用领袖孙逸仙的联共政策提醒国民党员。它试图平息当时在上海流传的两种“谣言”——共产党打算组织工人政府，侵入外国租界，搞乱北伐军和推翻国民党；国民党的领袖们计划驱逐共产党，镇压工会及其纠察队。两党都没有这类意图。声明最后告诫所有同志要清除怀疑，制止谣言，为革命利益和两党利益互相尊重地善意地进行协商。②同一天上午，汪精卫参加了一个情绪激昂的会议，与会者中有决心驱逐共产党员的扩大的老党员集团和国民党的将领；然后他在傍晚偷偷地登上一艘轮船前往汉口。在致张人杰（张静江）和致蒋介石的信中，他说他正前往武汉安排准备于4月15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争端。①武汉中心通过中国报刊和大约是4月6日的程潜的私人报告，能相当充分地了解上海几次会谈的情况。程将军在上海与蒋介石商谈，又会见吴稚晖和李石曾后，已把他的军队留在南京，自己前往武汉。②武汉中心没有任何能约束蒋介石及其同谋者的有力措施，此外，武汉因自己的问题而分散了注意力。
革命者内部日趋激烈的暴力行为
在4月12日前的两个星期，激进行动和反激进行动在广为分散的许多城市中爆发了，这是革命阵营内部此时出现的激烈冲突的表现。这些行动不仅仅是权力斗争；在冲突背后的是一些有重大革命意义的问题。至少在现阶段，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单纯地通过消灭军阀和清除帝国主义特权来重新统一中国呢，还是又是一场把贫困的群众从他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阶级革命？在农村，佃农被发动起来是为了夺取土地，还是满足于减租？在城市，无产者是否不但要强迫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要通过工会，对他们的企业进行某种控制？群众暴力行为，包括谋杀，是不是把下层阶级从封建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可行的办法？总之，随着国民革命的进行，社会革命应进行到什么程度？民族主义使革命阵营团结；社会革命使它分裂。
各界领袖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强烈信念，但是这些信念从激进到保守各不相同。为控制地方党部和政府机构以及竞相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灌输的斗争，都产生于这些不同的信念。在革命者——所有自认为是革命的人——中间，存在对立的青年、劳工、农民、商人和店员的组织。有的受共产党强烈的影响或被它所控制；而其他一些则是反共的。在劳工运动中，非共产党工会组织者与决心把工会运动当作共产党独占领域而加以控制的共产党活动家之间的对立，在六年前就已开始。
城市中爆发的冲突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激进分子通过宣传和街头宣讲，通过动员群众参加爱国集会和游行（行动时分发传单和呼口号，其中有的谴责一些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试图赢得支持。典型地受共产党员控制的总工会的武装工人——所谓“纠察队”——保护激进分子的机构，强迫举行罢工。反激进的行动也遵循一个指向主要目标的模式：例如，广为分散的地方都用“拥护蒋总司令”、“驱逐鲍罗廷”这些同样的口号。随着冲突在有的地方激化，军事指挥官会下令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和封闭他们控制的组织。有几次，忠于蒋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卷了进去。在部队的援助下，一个对立的劳工组织会进攻总工会的地方办事处，并解除它的纠察队的武装。4月12日对上海纠察队的毁灭性打击不是一次突然袭击。
在浙江的省城杭州，在2月18日夺取它以后，冲突的一方是左派的国民党党部、工会和学生会，另一方是反共的工会联合会、黄埔同学会和东路军的后卫部队。省国民党党部中一名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宣中华，试图逮捕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和解散联合会，但是公安局局长和后卫部队的指挥官反对。3月30日，在联合会的游行的职员和工人与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一次血腥冲突以后，后卫部队指挥官禁止总工会在次日举行集会和游行，违者将以武装镇压。当学生和工人在纠察队率领下以各种方式游行时，士兵向游行者开枪，包围了左派的国民党党部并纵火焚烧，还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暴乱者砸了总工会总部。①同一天，即3月31日，远在西面的四川省重庆出现了砸毁总工会和其他左派组织以及处决许多共产党嫌疑分子之事。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1925年。主要右派领导人之一为石青阳，他是老资格党员和1925年后期反共的西山会议的成员。在1926年的大部分时期，那里有两个省党部、两个总工会和其他的对立组织。左派领导人中的两名共产党员是老革命吴玉章和后来闻名于世的刘伯承。1926年11月，控制重庆的四川将领刘湘突然倒向左派，下令驱散右翼组织。②这事发生在北伐第一阶段的高涨期，当时国民党左派似乎呈上升趋势。可能在1927年初期，蒋介石和南昌政治会议命令反共的向傅义和吕超回到四川，去敦促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采取反对共产党员的行动。2月，吕超带领一支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到刘湘军队中工作。其他的反共集团也正在组织之中，而且大部分军事指挥官显然表现出敌视激进分子的情绪。为了加强自己一方的力量，国民党左派计划在3月31日举行一次大集会，表面上是为了一星期前炮击南京的事件而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但也是为了激起反对蒋介石的情绪。警备司令王陵基得到刘湘将军同意后，派士兵包围集会地点，逮捕了共产党嫌疑分子；他还派部队搜查吴玉章办过的两所学校，封了省、县和大城市的国民党党部，省农会办事处，总工会和《四川日报》，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它们都被共产党员所控制。①当工人纠察队抵抗部队的逮捕时，出现了大量流血事件。6名重要的地方共产党员被殴打致死，根据另一名共产党员给武汉中心的报告，有400多人被杀，纠察队全部被击溃。从此以后清洗遍及四川全省。②4月2日在南昌，轮到左派去推翻他们的对手了。江西是国民党两派竞争的一个场所。在江西省被北伐军占领后，许多共产党员在那里活动，虽然在蒋介石把他的指挥部设在南昌时，他们的影响受到了抑制。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主要由“纯粹的”国民党员组成。有威信的老革命李烈钧担任省长，但是南昌国民党党部被左派所控制。当蒋介石在1927年3月离开南昌时，他下令解散该城党部；但是随着他的离去，武汉中心加强了它在江西的影响。3月26日，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一个8人委员会去改组省执行委员会和省政府；8人中6人是双重党员。3月3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第3军军长朱培德为省长，以争取他的支持。为了执行武汉的决定，左派动员他们在学生和劳工中的支持者，在4月2日策划了一场暴动的政变。这一次，南昌警备司令、朱培德的部下王俊显然予以配合，或者保持中立。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将军、当时指挥军官教导团和主持南昌军校的朱德支持这场政变。在省政府任职的一批国民党员被捕，约20人被杀。李烈钧离去，朱培德担任了他渴望的省长并恢复了秩序。在收到蒋介石一封严厉的电报后，他保护了被捕的国民党官员，虽然有几人被人民法庭审判并判以死刑。①在福州，力量的对比似乎比较平均，事态的发展呈现略为不同的形式。国民党内两名共产党员马式材和李培桐控制了省党部，并派助手们在各县组织分党部和建立一所政治训练学校，其中的一批教员是共产党员，通过党部，他们成立了通常的青年、妇女、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在另一方，“纯粹的”国民党活动家成立了青年、妇女和工人的反共组织，甚至成立反共的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此外，当时仍在福州的何应钦不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纠察队，也不准成立农民卫队。在3月份，双方试图在示威行动中集结它们的力量，并出现了双方之间的街头冲突，但冲突被警备司令压了下去。3月19日，黄埔同学会福州分会成立，从而加强了反共一方的力量。4月4日，保守力量在一次“拥蒋护党”的集会上集结，保守分子通过了支持总司令为革命军领袖、驱逐鲍罗廷以及处分徐谦、邓演达和谭平山的决议。作出这类决议的指示只可能来自上海。集会还决定惩罚那些“破坏党的工作”的地方共产党党员和左派分子，包括马式材和李培桐。美国驻福州的领事报告说，“实际上等于反共产党的政变，包括完全改变省的行政……据说是直接奉蒋介石之命进行的”。4月7日，一个更保守的党的领导集团正式成立了新的省党部。同一天，马式材和其他几个人逃离福州，但是失败一方的约10个人“或早或晚地陷入罗网而被处死”。①4月6日，外交使团准许京师警察厅对苏联使馆的某些建筑物进行一次突然搜查。颁发搜查证的理由，是怀疑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在利用中东铁路和远东银行的办事处策划在北京搞一次暴动。在搜查中，警察逮捕了22名俄国人和36名躲藏的国民党党员，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缔造者和主要理论家之一李大钊。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的9名委员中的6名被抓。警察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的文件，以及共产党党旗、印章和一定数量的武器和弹药。此外，当警察看到苏联武官处的俄国人正在烧他们的文件时，就扑灭了火，搬走了七卡车文件。②搜查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方的行动，还可能破坏了俄国军事顾问与北京武官处的联系。次日，天津法租界当局搜查了租界内的俄国机构；在上海，工部局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禁止人们接近。这样，西方列强确实削弱了苏联对革命者的援助。经过北京中国法庭的审判，李大钊及其他19名在搜查中被捕的中国人在4月25日被处死。其他10人被判以徒刑。在被处死的人中，有几名是被北京共产党组织怀疑的国民党党员。
在上海，许多行动预示着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与武汉中心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决裂。据报道，蒋介石的两名心腹杨虎和陈群，是他与长江下游最有实力的底层帮会青帮的领袖之一杜月笙联系的中间人，他们劝说杜月笙领导一次反共行动。杜月笙成立“共进会”来进行这次行动。到4月3日，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已经得知青帮的领袖们已为青帮招募了几百名武装亡命徒，他们被安置在法租界；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已经付给这些头目60万中国元。到4月7日，公共租界的巡捕得知，这些亡命徒的目的是攻打总工会的总部。①杜月笙与上海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相识。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争夺对上海工人的某些部门的控制的对手。
在4月份的头三天，第1军第2师师长刘峙将军奉蒋介石和白崇禧之命派兵攻打包括一支纠察队分队的武装游击队，杀死了几十人，逮捕的其他的人被押到龙华受审。他的副官在4月4日告诉《字林西报》记者，“将近一个师”的非正规部队已被解除武装，但由于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未干预军务，“队员没有被解除武装”。但是，如果纠察队有任何破坏安定的行动，“他们也将被镇压和解除武装”。4月5日，蒋介石颁布戒严令，并下令解除一切未正式加入国民党军队而携带武器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