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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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统治和确认本土统治者的地位及其权力两者结合在一起。不久以后，越帯そ⒘似鹄矗送饬礁鼋闲〉目ず罄床⑷胧窨ぃ还愫嚎さ囊徊糠纸ǔ闪硕懒⒌奈涠伎ぁ�
当汉朝的权威伸向云南时，政府再次将两种管理方式结合起来。除了建立益州郡（前109年）外，滇王的地位和他的名号都得到确认。最幸运的是，文献记载的史实由一枚皇家印章的发现而得到确证，这枚印章是中国当局及时刻制的，推测是授予国王的。①在石寨山遗址发现的其他文物包括种类繁多的物品。其中有饰牌和源自斯基泰或鄂尔多斯样式的武器；具有南方东山文化崇拜特征的大铜鼓；还有若干正规中国样式的、知名的而且广泛分布在北方的物品。②后来的记载提到滇时，把它说成是一个具有盐、贵金属和家畜的特别富裕的地区。③据报道，前86年和前83年发生了反对汉朝权威的叛乱。在第一次事变中据说参加的部落成员多达3万人；记载告诉我们，前82年叛乱结束时，5万名本地居民被处死或当了俘虏，10万头家畜被中国人拿走。④前28年至25年出现了更多的麻烦，由此而引起的全部问题是，为了保持这些遥远的地区而耗尽中国的物力，并驱使中国军队进行艰巨的战役是否正确，是不是应该放弃。结果，汉朝由于被任命为牂柯太守的陈立的强有力的行动而得以重新在那里行施权力。①在王莽当政时（公元9—23年），西南有相当多的骚乱，有一次战役持续了三年，仅仅由于疾病便遭受了70％的损失。第二次远征也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一次据说包括10万人，装备所需在数量上是以前的两倍。
后汉时期有报告说在南郡和巴郡的土著居民中爆发了骚动和叛乱。牂柯郡的地方首领们很快便向光武帝提交贡品，显然是从水路把它们送到番禺（广东）的；桓帝朝（公元146—168年）采取了有意识的步骤，将各部落融合于中国的生活方式之中，主要的办法是用中国的礼俗进行教育。②在益州，王莽统治时期因若干骚动而引人注目，但由于灌溉工程的成果，大片土地可以耕作。据报道，公元42年至45年进一步爆发了叛乱，然后是176年有叛乱。在此期间，相当数量的部落在公元51年和69年投奔中国人，明帝统治时期（57—75年）在益州西部建立了有六个属县的永昌郡。③依照协议，居民得到允许用纺织品和盐来交税；在郡境以外的一些部落则以犀牛、象和宝石作为他们的贡赋；作为交换他们从汉朝接受封号（94—120年）。来自其他地方的贡品包括地方的乐师和艺人，他们中某些人自称来自东地中海世界。④公元114年，越帯ひ晕鞯牟柯涑稍辈簧儆�167620人向汉朝民政官员表示归附，但两年以后爆发了反对苛重租税的一次起义，得到永昌、益州和巴郡的响应。20余县因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遭受损失。它被镇压以后，接着是一个据说民政管理促进了居民文化水平的时期。①在再远一点的北方，明帝时期一个有事业心的官员将来自蜀郡疆域之外的多少有点不寻常的贡品献到洛阳。按照非中国起源的音乐和舞蹈在帝国宫廷表演的传统，他送去若干土著效忠者所作歌曲的歌词，这些歌词赞扬汉帝国的仁慈的统治和文明。②此后我们交替地读到叛乱（107、123、156和159年）或它们被镇压、反对归顺或呈献稀有珍品（108、161年）的记载。
②　《史记》卷一一六，第2991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90页），《汉书》卷九五，第2837页以下。
①　关于唐蒙，见《汉书》卷五七下，第2577页以下；《汉书》卷二四下，第1157页（期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42页）。
②　关于司马相如，见《史记》卷一一七，第2999页以下（吴德明：《〈史记〉司马相如传译注》（巴黎，1972）；《汉书》卷五七上——五七下，第2529页以下。关于他前往西南以前扮演的角色，见吴德明：《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巴黎，1964），第69页以下。
③　他回来的时间是有疑问的。前122年之说根据《史记》卷一一七，第2995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93页）；《汉书》卷九九，第3841页；见吴德明：《宫廷诗人》第102页注6；《汉书》卷六一，第2689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1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5页。
①　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1959），第113页和图107之3。关于云南的发现，见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器》（北京，1981）；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1980）。
②　见埃玛·邦克：《滇文化以及它与东山文化关系的某些特征》，收在《早期中国艺术和它在太平洋海洋盆地的潜在影响》，埃尔·巴纳德编（台湾，　1974），第291—328页；马达兰·冯·杜瓦尔：《滇的青铜艺术中的装饰观念和风格原则》，同上书，第329—372页。
③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页。
④　《汉书》卷七，第22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页）提供的数字，与《汉书》卷九五第3843页所载有些不同。
①　《汉书》卷九五，第3845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0页以下、第2845页。
③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9页提供了部落成员的准确数字。公元51年，2770户，17659人，（b）公元69年，51890户，553711人。这些数字的清晰性表明，它们得自真实的计算，不可能是一种估计。关于一户6或10口的比例，见以上第3章《边境和邻邦》。
④　《后汉书》卷八六，第2851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六，第2853页以下。
②　关于中文和另一种语言的歌词，见《后汉书》卷八六，第2856页以下。
和东地中海世界的接触
一次据报道在公元166年发生的事件有时引起了误解。据《后汉书》说，③在那一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节从日南以外向汉朝呈献象牙、犀牛角和玳瑁等礼物，这样便标志着中国与大秦交往的开始。后一个名称可能指地中海地区的罗马世界的东部；安敦可能与马可·奥勒留·安敦尼皇帝是同一人。《后汉书》的作者认为应当说明，这个传统的记事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在贡品的清单上缺乏珍品。
该事件决不应该当作东地中海世界一个统治者和一个中国皇帝之间正式外交关系开始的证据。若干世纪以来旅行家已经由陆道来往于两个世界之间，关于公元166年的报道可能是罗马商人寻求海上通往东方之路的最早的有记载的事件。紧接着张骞时代之后，中国的使者已被派往西方勘探，他们报告中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安息波斯以及更远的西边的某些地方的情况。①但到此时为止在罗马世界商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被记录下来；据《后汉书》说，这是由于波斯人故意阻挠接触的发生。而且，据说波斯人阻止甘英前往大秦的旅行，他是于公元97年被派前往该处的。②但不论用何种方式进行贸易，贸易留下了物证，其形式是遗弃在中亚或者东地中海地区目的地的中国丝绸。此外，有已到达东方的罗马实物，如装饰物和贵金属的迹象。③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丝在帝国初期是罗马的一种奢侈的服饰。它常常提醒人们，为这些进口物的支出对罗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④同样有理由表明，有些汉朝政治家了解输出剩余的丝绸到中国同盟者或远方买主那里的潜在价值。⑤这些主张的含义已由一个主要根据西方资料进行工作的学者修正，他根据西方的而不是东方的观点进行探讨。曼弗雷德·拉施克博士认为，⑥丝绸从中国运送到中亚诸国，是亚细亚诸同盟者的主动行动，而不是出于中国促进出口贸易的愿望。拥有丝绸是高级地位的一种标志，它使较强大的首领们有别于较弱小的首领们，并增加了较强大首领们的威望。他提出，丝绸被带到西方，可能比中国资料所证明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便到达了多瑙河河岸。
拉施克还指出，匈奴帝国的力量不应低估。匈奴熟习铁器，这是帕米尔以西制造的；他们从事一些农业，使用中国工匠，这些人是俘虏来的或是投奔他们而来的。匈奴得到相当大的力量支持，并有比通常所赞扬的更为强大的组织，有可能迫使汉初的皇帝依从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缔结一项保全面子的中国的所谓“和亲”的协定。没有确切的证据足以表明，中国在这一阶段从输出丝绸中获得财富，而且在中国明显地没有大量发现罗马货币或制成品的情况。拉施克认为，这不能假定丝绸贸易是由像波斯人这样的中间人控制的，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中国丝绸的进口耗尽了罗马的财富。
③　《后汉书》卷七，第318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9—2920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1卷，第197页）。关于和罗马世界的接触的全部问题见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153页以下；何四维：《汉代丝绸贸易考》，载《戴密微汉学纪念文集》（巴黎，　1974年），第2卷，第117—136页。
①　《汉书》卷九六上，第3890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17页）；《汉书》卷六一，第2689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1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1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八，第2918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1卷，第196页）；又见《后汉书》卷八八，第2910页、2920页。
③　关于丝绸发现物的梗概，见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第625，713页以下，注219、220。关于罗马珍寄品的情况，见布尔诺埃：《丝绸之路》，张伯伦英译（伦敦，　1966年），第71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1卷，第179页。
④　见余英时：《贸易与扩张》，第159页；鲁惟一：《香料与丝绸：公元头7个世纪世界贸易概观》，《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71。2，第173页。
⑤　关于《盐铁论》中的陈述，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97页。
⑥　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
第7章　政府的机构与活动
文官职务
秦汉时期帝国政府推行的制度以责任分工、部分官署的职能重复交叉和文官的等级结构为特征。帝国希望利用这些手段避免把权力过分集中在任何特殊人物之手，并吸引相当数量的候选人充实政府机构。①有几道诏令体现出寻找众多适当人选的需要。从理论上讲，仕途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但事实上对商人和巫师有限制，有时还限定商人入仕所必需的财产额。另外，作为一种惩罚或作为防止发展政治小集团的手段，有时可以禁止某些人当官。②长期以来，各王国的居民不得在中央政府任职，以防止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在京城开展对朝廷不忠或分裂的活动。
仕途可以使一个人从吏员的卑贱身份变成某官署的高官，从而成为制订国家政策和作出重大决定的政治家，因此，这同一个人在仕途中可能被要求贯彻上级的指令，提出政策以供考虑，和充当司法官。官署的正式候选人并不需掌握专门技能，但是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有所例外，他要求候选人精通阴阳祸福的学说；精于数学或善于经营的人青云直上的事例也不是没有的。①吸收文职官吏主要是通过地方官员或朝廷高官的推荐。他们被要求物色有适当的品质、即才德兼备的人；有时他们奉命寻找能批评国事的人。如果一个官员举送的人证明不是合格的人选，这个官员就会受惩罚。自公元102年起，建立了分配名额的制度，以确保帝国各地按人口比例定期输送人材。但当时至少有一位作家（王符，约公元90—165年）抱怨举荐制事实上更多地依靠循私而不是功绩。另外，皇帝也会直接召见候补的官员。如果某人在地方上赢得了声誉，皇帝或高级官员就会命令他亲自到首都，等待任命。有的时候，高级官员会直接举荐自己的被保护人或子嗣；也有的时候官职还会成为可以用钱购买的东西。②对送到都城的候选人有时要进行考试，这些人被要求回答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有的回答可以见于《汉书》。①成帝时期（公元前33—前7年），候选人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并得到相应职位，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武帝时期（公元前141—87年）开始建立的太学可能对知识和教育有极大的推动。在太学里，可以补充一批通晓国家活动或者精于行政先例的人士。从公元前124年起，学生们就由太学的博士进行教育。最初有几十名学生，但数量增长极快，到成帝时期据说有三千人。
太学在后汉时期很繁荣，它允许外族（匈奴）与汉人一样入学。太学的目标是培养官员，它成为助长中国的传统公共生活方式的工具，这方面的内容包括：尊重历史上的成就；把学术与成功地当官紧密结合起来；宣称帝国政府依靠儒家的原则而不是申不害和商鞅的主张。②地方推荐的或经过太学训练的候选人多半留在首都的宫内充当廷臣或侍从。在这种职位上，他们被承认能够当顾问并参预政府事务，适当时候就能得到官职。他们的前程由于晋升、调动或降职而大有希望或毁掉：有时他们会照常规升迁，有时则可以破格。对官员的才能和表现每年度要上报；尽管这些报告不过是某人具备必要资格的形式上的证明，但是上级官员关于其助手的报告，再加上其助手当官的资历，是决定此人仕宦生涯的最重要因素。任命官职的形式多种多样，从临时或共同任职直到正式的任命。在最高一级，人们在取得长期的任命以前只能得到任期一年的临时职位。仕宦生涯由于死亡、辞职（由于年龄或健康状况）、或免职（因为长期患病、不能胜任或犯罪）而结束。
政府的体制，《汉书》有所描述，但它更近于理论而不接近于实际；它按俸禄叙述了每个官员的品级。①俸禄是以“石”为单位的谷物，等级最多时有20级（后来减少到18级），从最高的一万石依次到最少的一百石。俸禄的支付实际上一部分是谷物，一部分是钱币。还有一种表示一个官员尊严程度的正式象征，即使文件生效的官印，以及他有资格佩带的绶带的颜色。因病休假是允许的，还有正规的假日（每六天有一天）；尽管有时承队服丧三年的原则，但常常不能实行。由于特殊的恩宠，年老荣誉致仕的高级官员可以得到全部或三分之一的薪俸作为养老金。
《汉书》自鸣得意地记载了中央与地方的官员数目为120285人。这个数字可用于前汉末期，大概不包括在县及县以下任职的人。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汉书》中所有的官职都正规地有人担任（例如，甚至其任职者的姓名列入《汉书》专门表格的高级官职也没有一定的连续性）。②①　中央政府的简述，见王毓铨：《西汉中央政府概述》，《哈佛研究杂志》，12（1949），第134—187页。进一步的研究，包括中央、郡及地方的各级管理及其他制度，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中国人最近的研究有陶希圣和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上海，1936；新版，台北，1967）；曾金声：《中国秦汉政治制度史》（台北，1969）。地方政府，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一部分，《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
②　对商人的限制，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32页。对巫师及其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