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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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方面的总的研究，有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两部著作；陈旭麓和劳绍华的《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页；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10—119页，540—646页；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载《现代亚洲研究》，卷9第1期（1975年）第103—123页。关于湖北的材料，见约瑟夫·法斯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动和武昌首义》，载《东方文献》，第28期（1960年）第127—149页；以及《辛亥革命中新军的作用》，同上，第30期（1962年）第183—191页；维第亚·杜特的《武昌首义第一周》，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83—416页；波多野善大的《新军》，载同上著作，第365—382页；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153页及以后；冯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载《华裔学志》，第31期（1974—1975年）第151—171页。关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见波多野善大的《新军》，第374—375页和377—378页；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东北》，第15—27页；C。H。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8年）；威廉·约翰逊的《辛亥革命在云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谢文孙的《辛亥革命在广东》（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9年）；唐纳德·萨顿的《1909—1925年滇军的兴衰》（剑桥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②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1册第20页。
①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页）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第114页）提出，到1911年，约三分之一的湖北新军是革命派。
②　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89—196页）中有详细的讨论。可与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第76—77页）和李恩涵的《中国革命的基础》（第189—192页）中较老和较正统的解释作比较。关于湖南的事件，见罗森鲍姆：《绅士势力和1910年长沙米骚乱》，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第3期（1975年5月）第689—715页；以及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页。
①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页。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歧究竟关键到什么程度是特别难以确定的。虽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进展，但日知会曾被一个归国留日学生所出卖。刘认为，以后的组织“对海外留学生的可靠性有点不放心了”。同上，第112页。
①　张朋园：《立宪派》，载《革命中的中国》，第172—173页。
②　欧内斯特·杨：《梁启超与辛亥革命》，载费维恺、罗兹和芮玛丽合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248页。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1—113页。
民国的诞生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年设法重新取得的主动权又从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来对它的权威进行挑战。它的旧军队是虚弱的，而新军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机器中一批干练和献身效忠的人正在失势而让位于谨小慎微和腐化堕落的人。中国受过教育而最有才能的人都致力于新事业，把旧的一套留给最贪婪的人去干。政府的改革为地方官员培植地方势力提供了机会。政府压制批评的企图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评。分裂其对手的努力只是使他们分散活动，但没有消灭他们。它在4月底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同盟会发动的广州起义，但这次成功更多地是由于革命派自己的贻误，而不是因为清朝的强大。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么容易对付，它正在对旧的和新的有教养的社会精英施加影响。总之，清政府终于发现它的种种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权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统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开始时企图有选择地遏制这种趋势，在1910年对某些要求加以拒绝，对另一些要求则作出妥协。在1911年，它决定需要采取崭新的主动行动，这样就决定了它的末日的来临。
清政府所选择的主动行动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两个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款来筑这两条铁路。内阁是一个由十三个庸碌之辈组成的集团，其中只有四名汉人；集团中占大多数的满人又被五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革命派这时能够宣称，内阁证实了革命派言论的正确，即满洲人执行的是为自己服务的反汉人政策。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甚至张謇也持公开批评的态度；他说国家此时在迅速瓦解。①最后，内阁还激起了一个到那时为止比较不受人注意的对手袁世凯的不满，因为它以他的一个主要对手接替其密友担任交通部长。这个职务还职掌铁路管理；另外，内阁的组成与袁世凯也不赞成的新国有化政策有密切关系。其他许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予以反对，他们对以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行动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对铁路国有化的意见，几乎被那些已在私营铁路公司投资的人的一片抗议声所淹没。这些愤怒的投资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和商人，当北京在一个月以后透露，计划以大部分政府债券偿还他们时，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终坚持，清政府的改革只是为了加强王朝；这时他们又有新的弹药和新的目标了。北京在这个争议问题上愈来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它的1910年军事预算几乎是1905年的八倍。外债正用来支付清政府大规模扩军的费用。
正象第八章指出的那样，虽然对外债的普遍愤怒情绪常常是别有用心的，但恢复利权的运动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些反对清政府借债的人可能也反对各省借外债。更重要的是，抗议与其说是反对借款，倒不如说是反对缔结借款协定的方式。例如，对许多议员来说，骨子里面的问题是没有与他们商量。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动行动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行其是。1911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缔约借的第一笔外债，但这笔外债正发生在各反清党派已经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之时。
暴政已在三个不同方面同时表现了出来，一下子触犯了种族意识和爱国心，触犯了对民主的感情和经济利益。（令人惊奇的是，这三方面的行动等于是违反了三民主义。）我们在对清朝盖棺论定时，可以从这个角度评价革命派的作用。人们发现清政权是不够格的，这主要是它自身的错误；但是这个定论是根据革命派尽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来的三民主义作出的。三民主义并不完全明确和前后一致，有些捍卫它们的人只是口头上效劳，而同时却准备违反它们；但在1911年，它们是中国出现的最接近于全国一致的事物。结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态发展的中心，因为各个不同集团只赞成三民主义中这一主义或那一主义，只有革命派赞成其全部内容。因此，他们在最后的反清大联合的一切派别中，最能够调解利益冲突和把各敌对集团纠合在一起。他们在立宪主义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宪友会
对清政府1911年5月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立宪派作出的。他们有的人自第一次选举以来一直在酝酿，企图组织一个政党。在请愿运动期间，特别自梁启超在议员中散发了一份概述应如何管理一个政党的想法的建议后，组织政党的主张得到了支持。已成为请愿者领袖的直隶省谘议局议员孙洪伊进一步促进了这个主张。1911年3月，他邀请各省谘议局议长来北京商讨对策，以便“一、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二、动外人尊重我国民之观念，三、充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①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立宪派才得知“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化之事。不到十天，代表十六个省的四十名立宪党人已在北京集合，名义上是召开第二次谘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组织政党。十六天以后，在1911年6月4日，宪友会宣告成立。
宪友会旨在统一立宪运动，以迫使政府立即召开国会和组成更有代表性的内阁。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扩大它的民众支持的基础。其纲领是一个妥协纲领；其中的词句，如“尊重君主立宪”，清楚地说明在运动中张謇这一派的力量仍是强大的。会章中即使有了这样的让步，张謇还是不愿意参加，虽然他的几个同仁入了会。张謇不但是一个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一个立场稍逊的保皇党人，这是“新绅士”的一个突出例子。在新绅士的身上，近代主义和传统主义兼备，但两者决不是半斤八两的，其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也是一团混乱，难以分清。具有这类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为他们有能力，为人正直，并且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想于一身；但正是他们，最后感到被清朝出卖了。他们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体面，但又保证使它成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张謇缓和了立宪派活跃分子的行动，但不能制止他们。象梁启超、孙洪伊、蒲殿俊（四川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省议长）和谭延辏Вê鲜∫槌ず拖苡鸦峄岢ぃ┎坏谇逭貌绞欠癯浞值奈侍馍希以谔饭谢屯庹桨傅奈侍馍嫌胝佩婪⑸馊竦姆制纭３苏佩勒庖慌赏猓⑾芘芍懈髋杀鸲酝骋徊扇×艘恍┲卮蟮牟街琛Ｆ渲杏行┤耍乇鹗钦飧鲂抡持薪夏昵岬某稍庇敫锩山哟ッ芮小Ｗ钪匾氖牵鲁闪⒌南苡鸦嵋丫纬闪艘桓鋈哉巫橹暮诵摹Ｋ淖懿可柙诒本诹⒃颇稀⒏仕嗪托陆氖⊥猓魇《忌栌蟹种ё橹蚨绕渌橹芊⑵鸷徒行鞯男卸Ｋ铝τ谕骋恍卸那绷Ω蚱涑稍痹谥泄松钪械某绺叩匚欢玫郊忧俊Ｋ拇氪式魃鞯母倭焓顾芄还疃Ｋ牧斓疾慵绦艿焦诘淖鹁床⒈Ｓ泻戏ǖ匚弧８鞣只峄岢ざ际歉魇≮岩榫值恼⒏币槌ぃ庑┯刖傻纳缁峋⒁黄鹣碛谐绺叩匚坏某稍被箍梢陨扑堑娜κ峭ü【偃沃岸〉玫摹Ｏ苡鸦嶂械母刹恳彩鞘≮岩榫值幕蛄偈钡淖收旱囊樵薄Ｋ嵌际芄恍┫执逃币灿写车难丁Ｋ怯凶殴餐募壑倒勰睢⒍源挛锏奶纫约袄妫òǘ韵筇纺茄慕笠档耐蹲剩５�1911年春末，他们已经一起协同行动至少有一年半了，当他们在6月初回到本省时，都情绪高涨，准备在国事中大显身手。
同盟会中部总会
清政府采取这些行动的时机对革命派来说几乎没有更合适的了。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灰心丧气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内部分裂折磨着他们已有三年之久，还看不到分裂的尽头。在关键的武汉地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不合作，使它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行动。但在政府第一次颁布铁路国有化命令后的两天，这两个组织便会谈，以寻求减少它们之间竞争的办法。同盟会的代表试图诱导这次会谈。各派代理人仆仆风尘，来回于东京、上海、武汉和香港之间，为统一革命运动重新作出努力。6月1日，这两个湖北集团同意合作。虽然经过三个多月才制订出合作的细节和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但主张在华中起义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学生领导下，加强了他们的努力。
可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对在长江起义的想法，他们认为还需五年时间才能发动一次有效的起义。至于孙中山本人，由于他再次周游全球去筹集资金和要求承诺，所以没有卷进争论。从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日到达纽约之前，孙中山的足迹遍于檀香山、日本、马来亚和欧洲。湖南、湖北的活动分子对寻求孙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动感到厌倦，并以嘲讽的语气谈论他的“漫游”，他们决定自行其是。沿长江上下，他们把革命组织集合起来，同时还召集了象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1905年协助成立同盟会）等早期学生运动领袖，象陈其美（1900—1902年在日本留学，1906年加入同盟会）等后来的会员，以及更后期的参加者（包括长江下游各省和远至山西省的人）。1911年的改组从5月到7月取得了势头，最后产生了又一个新的组织来统一日益蔓延的革命运动。
新组织虽名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但它的成立却直接违反了同盟会会章。它无视新分会的领导必须由同盟会最高领导指派以及分会章程须经其母体组织领导人物批准的规定（中部总会没有领导人，只一个“临时”的五人总务会来指导它的活动）；章程中有一条明确规定了集体领导，行动须取得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谈“平均地权”，以便团结湖北的各个集团，特别是共进会。由于华中的一些领导人曾反对孙中山大权独揽的领导，所以这几条表明了他们要独立于孙中山的意志。①中部总会虽然公开表明与同盟会有关，但它显然保持行动的自由。它在8、9两个月的活动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加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关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长江流域散发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说服了中部总会领导中的同志们，准备再花两年时间在1913年发动大起义。一个复杂的计划被制定出来，以保证华中能进行革命；计划以湖北为行动中心，并往北向陕西、山西，往东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发展。代表们被派往这些地方进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总部象发射机关枪似地在报章上发表一篇篇文章。1910年的麻木状态消失了，使1913年立刻开始变得为期太远了。两个湖北集团一旦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动的压力立刻增强了。
四川危机
四川的绅士对清政府5月的行动及时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词谨慎的抗议。但这些抗议一再被漠然置之。当国有化和外债计划的细节公开后，抗议变本加厉起来。清廷宣布的偿付条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资者，他们有理由认为提供给他们的偿付条件是有关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北京顽固地拒绝谈判。请愿和集会并不能使省当局转变，相反，它甚至对投资者的相互通信也进行了干涉。①在这种气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称为‘民党’”②的宪友会休会，并派它的领袖们各回本省。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立刻启程回川。在他的领导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两千多人的集会上组成了保路同志会。该会很快就在这个大省的许多地方成立分会，并与从行会、商会直到农会和秘密会社等等地方集团进行接触。它建议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仿照外国的做法”，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③它办了三种报纸。简而言之，它指挥了一次出色的活动，把广大的民众团结在开始时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较温和的抗议之中。
北京丝毫不为所动。它的不妥协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将就各种问题而与政府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