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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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者探究对中国来说是极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土地国有化问题、土地政策与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就是这类讨论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问题，而不是反映中国问题。例如，这些问题大部分产生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是否可取的探讨中，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把它们当作德国的和日本的政治问题来加以讨论的。
中国人不仅仅是羡慕别人的模仿者。他们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许多可资批判的东西，他们也预见到工业化国家孕育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他们以令人叹为观止的手法把马克思的话颠倒过来，预言中国社会比工业化国家更容易建立社会主义，因为在工业化国家中阶级分化是太明显了。因此，他们勾画出一幅比较和平地过渡到适中形式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图景。有些人——最著名的是孙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实践的问题，如果中国也要实现共和政体，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总的说来，他们仍是无批判地吸收外国的观点，囫囵吞枣，而不经过充分的咀嚼。这就引起了知识上的消化不良，这样，当他们建立新的政府的时机到来时，它又转而造成了政治规划不周和执行不当的情况。
中国的革命党人感到与“进步的”外国人有手足之情。鉴于他们自认为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所以他们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锋力量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如此地注意外国革命人士的一个原因。关于共和制和社会主义正在席卷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国人对这两个主义大感兴趣；中国人认为它们是最新的和最“先进的”思想，它们会给国家的强大、政治的统一和秩序以及社会福利准备条件。在他们寻求新的和进步的东西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抱住一个观点又舍弃一个观点，或者把那些很难共存的观点兼容并收在一起。他们的思想意识把他们的个性弄得严重分裂，其中主要的矛盾是对外国人的难以言喻的态度。他们对外国革命者有亲切感，可是他们也妒忌外国的富强；他们反对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但他们又同时向西方和日本求助。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渊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部分统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革命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在革命人物中间，有的掉队了，有的变节了，有的改信别的思想了，并且在自己队伍中间出现了争吵。章炳麟对共和制的价值及其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表示异议；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争论国有化应该实行到什么程度；无政府主义者攻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的权威；《民报》则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数人意见与“普遍民意”时的少数人和个人的权利问题。到了1907年，这些意见分歧爆发为宗派主义和公开的争吵。可是，有一个重大的、政治方面多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仍对同盟会的思想意识有影响。孙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从日本人方面接受了一笔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视中国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责。另外一个问题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来的，而且明白无误地涉及一人政治问题，即革命是否过于洋化而有损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同盟会从来没有用一个声音讲话，而从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谐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应该从同盟会意识形态上的狂热、活跃、成长、混乱和政见分歧这样一个背景，来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这场辩论主要是1905至1907年在梁启超的《新民报》和在《民报》上展开的。1907年10月以后当梁启超的报纸停刊以后，论战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出版物上继续进行，但其争论点已不那么集中，其方式不那么系统了。
梁启超为清廷大力引进立宪政府而积极地作辩护，同时他激励北京更快地走向比它的维新所企图达到的更扎实的民主。他以更强烈的笔触严厉地抨击革命党人，但是他的攻击题目是经过挑选的。梁启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权、国力、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等等问题上的观点，很接近许多革命派人士的观点；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通常只争论细节或方法，而不是争论根本目标和价值。1905—1907年辩论的关键问题是，不首先推翻满人能不能达到这些目标；这些目标能不能很快地达到；反满革命会不会招致——或防止——外国人的干预和接管。虽然他们也辩论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的问题和中国应该实行立宪君主制或实现共和制的问题，但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就不如争论应否容忍满人继续统治的问题那么火气大了。
梁启超的根本立场是，反满革命是危险的和不必要的。说它危险，是因为它可能引起混乱，势必招致外国的干涉。说它不必要，是因为满人已经开始进行的改良本身会逐渐消除他们的专制统治于无形。梁启超这些看法的基础是他对中国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变抱着极端悲观的态度。他是一个敏感而变化莫测的人物，受到当代动乱的猛烈冲击，所以他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些看法，但这些是他信念中最执着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间他顽强地为它们战斗着。
革命党人的观点则认为，国事已经混乱不堪，而且外国势力已出现在中国，这一切都得由满人负责。正是这些本身就是异族统治者的满人，他们纵容了列强进入中国，而且又没有能力把它们赶出去。的确，清廷已经默许西方对中国的统治，以便维护它的宝座。中国之所以丧失了它从前在世界上的煊赫地位，不是墨守传统、或者人口过多、或者任何历史事件之过，而是清政府丧师失地的结果。因此，革命党人责怪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少于责怪中国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民报》的作者们极力缩小外国的侵略性，一方面用来驳斥梁启超，一方面用来支持革命者的论点，即尽管列强由于中国软弱和清廷的姑息而获得好处，但它们现在也会欢迎北京有一个稳定而进步的政府。
梁启超猛烈攻击说，外国的统治已迫在眉睫，因为他坚持列强贪婪成性，会迫不及待地利用机会瓜分中国。他甚至反对争取获致外国资本。孙中山则坚决认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满人的时候就可取得，从而把中国推向前进。他无休止地想方设法要弄到这种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没有外国人的帮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报》的主要执笔者胡汉民，都是捍卫孙中山的观点的，所以同盟会公开呼吁外国给予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运动中曾于1900年促使秘密会社“杀尽洋人”，现在仍在起劲地强调“恢复国权”。它的维新派拥护者们认为，它的努力即使还不充分，但也比革命党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确，当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情需要集中起来反对日本时，革命党人并未带头。相反，一只日本船为革命党人运送走私枪支，政府对它的拘留却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支持。虽然许多人对政府未能坚持抗拒帝国主义而感到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们宁愿敦促它多做点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会的一些发言人坚决认为，推翻满人的统治是有效地抗御帝国主义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锐地注意到，当时革命的民族主义由反帝暂时转向反满，主要是在策略上转移了重点：“不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反帝冤仇，而是他们感到没有希望赢得这场冲突，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安于表现出克制的态度。”①还得补充一点，革命党人不愿直接攻击外国列强，这并不妨碍他们间接地宣传反帝论点；当他们发誓要结束满人统治时，他们也保证要恢复汉人统治下的中国。
在火热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排满思潮沸沸扬扬，掩盖了其他问题。《民报》宣称：“所谓恶劣之〔满人〕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为恶也根源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②这样喧嚣的种族主义喊声可能主要只是一个宣传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则，但是它创造了一种辱骂和仇恨的气氛，使得讲道理的讨论受到干扰。因此可笑的是，当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时，理性反而被感情所压倒。一位学生后来在总结1905年前后他们那一代听到各种主张作何反应时写道：“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营养。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护宪制政体〔即立宪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①革命党人重视的是要赢得这场辩论，不大重视解决有关共和政体、土地政策和外国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得不偿失：打赢了意识形态上的一场小遭遇战，却丢掉了争取对新中国的领导权。后来，当清廷已倒而排满思想已达目的时，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国家了。合起来看是个笑话，在1911年以前忽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利害关系和价值而且彼此视同切齿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将在　1911—1912年携手并肩地推翻清廷。因此，这些辩论表明了1911年以前对反清运动是多么没有准备。
1905—1908年的思想战线大辩论令人奇怪地脱离了中国的生活。辩论的内容不但忽视了百分之八十住在农村的人口，而且也脱离了城市新兴的运动。除了经常发生的、有时还是规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还有许多从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组织，其中有些组织从纯粹地方性的活动发展成为省一级的、甚至全国规模的运动。这些运动包括从禁赌、禁烟、禁缠足运动等常见的改革计划，到组织学联、劳工联合、铁路建设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有从未在公共生活中一显身手的人们——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商人——开始参加。1905—1908年革命运动领袖们的观点几乎没有涉及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关心的事情。革命领袖们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会改革者的行动相去甚远：后两种人的喊声越来越高，要求清廷应该快些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指责清廷的改良办法主要是为了加强满人政府的骗术时，他们才能与群众的抗议活动取得了有效的联系。一方面是革命党人扬言要致力于民族主义、民主与社会福利，一方面是公众越来越要求国家的尊严、自治和社会改革，但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可能的结合并未得到加强。没有建立任何组织纽带。如果说有什么联系，那只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经同意了的观点上的联系。梁启超及其《民报》上的反对者所争辩的东西，同广州自治商会和南昌自治协会这些活跃的组织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同盟会会员自己办的地方团体，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读书会和赣州学社，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进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对江西省的革命运动加以研究之后发现，这两派在东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们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显了。①在中国，那些积极推动实实在在的变革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之间的分歧，却是更为重要的。在推动变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样的贡献。他们的辩论在上层知识界中传布了新观念和发展了一套新语汇。观点集中在国家的团结统一问题上，公民权、平等、权利、代议制、国有化和公共舆论等等概念丰富了语言词汇。这些词的意思和含义还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说和消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十年间它们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1905—1908年的大辩论差不多使所有传统观点和思想家受到冷落（只有几个除外），使整个一代新知识分子显露了头角。他们的著作满足了对急剧变革的日益增长的要求。1910年以后，当清廷终于证明它无力满足这种要求时，革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革命策略和秘密会社
同盟会几乎没有改变1905年以前已经失败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秘密会社来补充其兵员，并且希望在象广东那样的单独一个省发动武装起义，以推动全国的革命。
军事胜利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建立共和国的三个阶段。随着每个县在清统治下被解放出来，将实施军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内，贪污、不公正、行政不当以及象缠足等有害的旧风俗的“积弊”都要被消灭。随后将废除军事管制法，并在每个地方实施临时宪法。在以后六年实施这些临时宪法的时期，地方自治的权力将转给每个县的人民，而军政府则仍管理全国的政务。最后一步是实施全国宪法和进行全国选举，最后，军事管制法将被取消，由宪法产生的共和政府将治理国家。
学者们颂扬孙中山树立了“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内容是由一个临时政府实施训政，以训练政治上麻木的中国人民，使之最后参加立宪民主政制”。①但是，如果说孙中山创立了训政的思想，其他许多人则接受了这个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启超也坚持，中国人民还没有作好治理自己的准备。他号召应有一个在清朝监管下的“开明的专制主义”的过渡时期。本质的区别并不是训政的观念，而是究竟由谁来充当训政者。孙中山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临时政府的思想。没有人能说清楚民主制导师的资格是什么，也不能说清楚如何去取得这种资格。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为他们最有条件在中国走向民主制的过渡期中进行管理。孙中山主张迅速但有步骤地向立宪政府过渡，这个观念深为与梁启超打笔墨官司的同盟会会员所依赖。两个主要论战者汪精卫和胡汉民认为训政是对梁启超论点的答复，因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会导致由一个军事铁腕人物控制的独裁制。
孙中山的军事战略证明是难以执行的。同盟会没有自身的内地根据地，只能对国内事态作出反应而不能采取主动行动。它与行动的地方相隔太远，而且其内地的盟友在它对他们进行支援和补给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坚持战斗。如在1907年春季，在广东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压力的农民造反者派两名代表到孙中山那里要求援助。经过助手的调查后，孙中山派黄兴和一个姓王的三合会领袖去监督这次行动。王某到9月初才组成一支农民和秘密会社成员的大队伍，并且安排它与两支叛军合作。王某很快夺取了一座重要城市，并继续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黄兴在这时也已在设法打入府城的守军。但当黄兴的计谋未成时，他们内外协同攻击的企图失败了。王某随即离去，临时组织一次单独的行动，这次行动使他的兵力从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但战斗持续了几天后，他弹药告罄，不得不撤退。孙中山的总部因在离战斗现场二百英里的河内，他不能向其战斗人员提供给养和增援。广东西南的起义在开始后约四个月就全部归于失败。在1906至1908年之间，至少有五次起义，也许多达十二次以上，都以同样的原因失败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显，连绵不断的崎岖地形给孙中山从外部支援的策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单是地理条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实行。但在日本、香港、河内和上海的革命者与他们在中国的潜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间，不只存在着距离、高山、敌军和警察的障碍，还存在着非常大的社会距离。同盟会的成员虽然比以往的任何组织更加复杂，但仍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