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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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大陆的工作相配合。孙中山同秘密会党的联系可能补充国内学生组织之不足。总的说来，他是能够指望把一个高度分散而广阔的运动联合起来追随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学生说过一句有趣的话，即孙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视力，使人们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干革命工作的革命者。①现在还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这种看法：把孙中山看成是船头装饰像和避雷针的混合物。）
孙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陆，他发现他的日本朋友们（见第六章）已经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及华兴会的其他湖南领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可是，争论仍然存在，而且因为别的组织将要被囊括进这个联盟之中，所以谈判变得复杂了。基本的争论是，孙中山主张小规模而严密的组织，学生们却主张建立其基础更广泛而比较松散的组织。这个有争议问题的部分内容是，象华兴会等原来的旧团体是否还要在同盟会之外独立地继续存在。另一部分内容是会党和新军将起什么作用，以及它们与知识分子将维持什么关系。象他在欧洲与学生们讨论时所说的那样，孙中山仍然强调会党所具有的革命潜力和他与它们保持联系的意义。宋教仁等学生领袖则认为，知识分子乃是革命阵线内最重要的集团。孙中山同意会党需要由学生领导，否则只会使革命濒于毁灭，但他坚持，学生的领导权只有通过会党的力量才能实现。可是，学生似乎同意他们在欧洲的朋友们的意见；后者相信，知识分子应该集中力量在新军中搞策反工作，因为新军中的许多军官曾留学日本，并且是同情革命的。孙中山再一次承认他被说服。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即不论是会党或新军对革命都是重要的，但这种妥协并不严格地指导政策。虽然革命党人想对会党和新军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后的几年中会党仍继续给反清运动提供人力。只是在会党举事几经失败之后，新军才大大地受到了革命党人的注意。
孙中山和学生们还辩论权力应该怎样构成和分配的问题。最后，孙中山满足于落得个“总理”头衔和集权领袖制的门面，同盟会则采纳了复杂的正式结构，以美国政府为模式。为了搞一套联邦制，使之互相制约和平衡而又有分权，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甚至创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但这只是象征他们忠于现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这种民主结构和密谋行为的奇怪结合中，西方形式不过是门面装饰。那些职能部门马上变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派别及小组。
除了一个省外，各省在同盟会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约四分之三的会员是日本留学生。约有一百名会员——其中许多人是学生——都是在国外入会的。所以同盟会很不同于孙中山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那第一个团体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其中逾半数住在国外），而且最大的职业成分是商人（42％）和手工业者（18％）。在同盟会的会员中，广东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南紧列第二，这两省共占会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另外两个大队伍是湖北人和四川人；其余会员分属其他十三个省籍，其中五个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会员。①从现有的会员花名册来看，它可能夸大了学生在同盟会中占优势的程度。在同盟会存在的七年内学生会员是它的骨干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组成部分，但同盟会实质上是一个联合组织，其中没有一种成分——甚至也没有哪一个省的学生组织——是占统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国革命团体来说，它的品类的庞杂，还不只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较广泛。学生组织中包括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和刘师培等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有国学修养，甚至还拥有传统的功名。他们代表着极其纷纭繁杂的思想，有时彼此严重地形成对立。有些人，例如吴稚晖和章炳麟之间，还有很深的个人宿怨。有些人对孙中山抱猜疑态度，有些人又对他很亲近。有些人与秘密会党的头头紧密合作，有些人却与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协作，还有些人则主要与学生配合工作。各省同乡会兼备了这些分歧，会员中间大部分出自上层社会的人也是如此，从这方面来说同盟会也决不是一个和谐一致的组织。比如孙中山的追随者中间主要是海外华侨，他们大多数是小业主，也包括某些大企业家和各式各样的劳动人民。他们许多人和中国国内有联系，特别是在会党中间有联系。孙中山的追随者比起学生及其同盟者来虽然人数很少，但却有举足轻重之势。同盟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孙中山筹集的款项，特别是他从华侨中间筹集的款项。这一点使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发言有了分量，他的个人影响也因华侨的财政支持而得到加强。除了许多小的捐助者外，还有几位富户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孙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学生们的亲戚或朋友，还有些人是不属于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问题是它没有统一的指挥和严格的纪律。这个联合中的各个团体虽然经常合作，但它们并不能融为一体。每个小团体都有它的门户之见。因此，学生人数虽多，但并不表明他们掌握了同盟会的实权。
意识形态与“革命改良的辩论”
1905年革命党人实现的团结虽然还很不完全，很不稳定，但它已达成了这个运动十年来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剂是意识形态，但这只是说，革命党人在意识形态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运动中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主义。勿宁说，一个活跃而强烈的思想酵素是他们都公认满人无能，天命当改。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询谋佥同，但当涉及共和政制、土地、其他经济政策、社会变革和一些更具体的政策问题时，革命运动中的意见又形成互相凿枘之势了。
一方面是意见的一致在日益扩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锋也愈演愈烈，这二者都有助于使我们了解共和革命运动的性质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意见日渐一致的人士包括许多所谓“改良派”及革命党人。虽然双方争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怀好意，但他们之间的交锋表明，他们在不少方面有共同见地，甚至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共同设想。这些思想交锋也显示了革命党人之间的分歧，其严重程度也不下于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分歧。辩论的双方，特别是革命党人方面（因为梁启超在1905年仅三十二岁，他实际上是单枪匹马作为辩论的一方），提出了极不相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在激烈的争论漩涡中又往往变得更加形同冰炭。不论哪一方。确实可以说也许是不论哪一个人，都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相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由于近乎发狂地要寻求、吸收、博采和运用新观点，他们的特点是高度折衷主义的、自相矛盾的、模棱两可和变化无常的。虽然如此，从1905至1911年杂乱无章的著作中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开展近代中国知识界的革命，其内聚性足以为政治和社会革命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
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轮廓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孙中山作为一位思想家来说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观察别人的情绪、调和他自己和别人的思想以及生动简明地表达自己意见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补自己思想之不足。由于孙中山不耐心搞枝枝节节的问题，同时又陷于种种复杂的事务之中，更因为他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筹款和搞革命的实际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详尽阐述革命思想体系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他们填充着他的思想轮廓，还加进了他们自己的意见，这样其中有些人便远远超过了他。自然，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对孙中山的思想框框。同样地，整个运动因发展了很大一批人员和组织而使孙中山难以掌握，运动的各种思想也超过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可是，孙中山在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中仍能重获运动的主导地位，而且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在革命运动的排满主义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战略或战术（特别是它的密谋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调和又要反对外国统治又要寻求外国帮助及支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方面——处处明显地留下了他个人的烙印。孙中山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议，也最少被共和派阵营所接受的，但即使在这方面他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不管是同情者还是批评者，哪怕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下，但仍然要围绕着孙中山所说的和所想的内容来争辩，仍然要讨论他提出过的问题，仍然要使用他创造出来的术语。①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现在孙中山所拟定并为同盟会全体会员所接受的誓词中：“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1905年起，由于数十位作者在发行于全世界的报刊和小册子上的劳动，这副空骨骼架子就变得有血有肉了。东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则纷纷来自香港、新加坡、巴黎、旧金山、温哥华、檀香山，以及当清朝控制稍松时的中国国内地方。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它在1905年11月创刊于东京，共发行了二十四期，直到三年以后被迫停刊为止；1910年又增印了两期。它的编辑部改组了几次，报纸一直对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开放。特别在1905至1907年期间，其他报刊也很活跃，虽然《民报》办的时间最长，也吸引着更多知名的革命党人给他写稿，但它从不是运动中唯一的声音。②这些报刊彼此之间也有很多联系，例如相互转载文章，相互宣传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数情况还是各走各的道路。有些出版物采取了与同盟会政策针锋相对的立场，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杂志和在东京发行的《天义报》；前者宣传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后者宣传自己的种种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的观点以及关于维护女权的论点。除此之外有一种革命刊物重在宣传排满和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着重介绍外国的思想，有一种则注意宣传保卫中国边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时，主旨是统一和民族主义。学生们和孙中山都对他们国家的前途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西方和日本是他们用以衡量中国进步的标准，比起西方和日本来，中国青年为国家的落后感到羞愧难当。现在，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的学生群众集会上告诉学生们说，中国甚至可能进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国学生看来，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现在亲聆中国革命领袖说中国可以进步得甚至更快，这使他们象触电似地震动。孙中山告诉他们，中国得天独厚地有许多有利条件综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历史遗产，有无与伦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有日本和美国可资借鉴，有日本朋友和象他本人那样的一些中国领袖——他们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鉴时知道如何取舍。据他的观察，日本的现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导的。幸亏有一批留学生正在获得建设新中国所需要的知识，所以他们的国家马上会得到与日本一样的领导者。只要中国的革命者保持团结，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们能够创建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象他们能够制造出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机车那样容易。他们能够应用亨利·乔治的原则使他们的经济现代化。他们能够摆脱外国的统治而获致完全的主权，其办法是建立一个共和国，以此向外国人证明中国是强大的、坚定的和进步的。
孙中山所强调的主题——统一、主权和国家强盛——是很适合学生们的胃口的。他们接受他，主要是因为他懂得外国人的威胁，不仅知道怎样去消除它，而且知道怎样把它变成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满怀信心地说出了学生们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说：“每一件事都能被有决心的人安排好。常人所不懂者，一定会被〔这些〕人介绍明白……如果我们能在一种变革中打动人们的心，文明就会立刻来到，不出十年则‘独立’必将深入人心。”①孙中山呼吁学生们要起而领导一场救国的十字军运动。这个呼吁是未来革命领袖们在以后数十年内要一再发出而学生们要不断听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它使运动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见绌，甚至与其他目的发生了冲突。例如，同盟会誓词中所说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权这样一些目标，相当于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即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文即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和平权主义与学生们的习惯和感情完全对立，而且也许是与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出身背道而驰的。虽然他们被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新思想所强烈地吸引着，但他们甚至更强烈地向往民族主义，这或许是因为民族主义既能唤起爱国主义的新感情，又能唤起团结一致和文化优越感的以往的意识吧。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所得到的支持，要比第一项（民族主义）少得多。诚然，孙中山本人无论怎样喜欢把他的三民主义同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却显然有一种超人论的色彩；和学生们一样，他之重视人民参政却不如他之重视强有力的领导。另外，他和学生们一样的是，他把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想摆在迅速改变中国成为富强国家的目标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对人民权利、制约与平衡以及联邦制，中国的革命志士并没有漠然置之。但是，他们之所以珍视民主更多地是由于它似乎能与国家的强大联系起来。最强大的国家是民主制国家，而且最快地富强起来的国家美国就是个共和制国家。民主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个强盛中国的手段。社会正义同样也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国人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要终止贫富悬殊，终止特权的存在，但它也意味着全国的统一。当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可能危及第一个主义的实现时，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应该让路，或者放松要求。例如，有几次“平均地权”被悄悄地收了起来，以便安抚地主集团或其他人等，因为他们的支持这时被认为是“国民革命”之所需。①中国人在拟定这些观点时一方面着眼于外国的威胁，同样也注视着外国的楷模。在1911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情绪自从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增长，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了，而在1905年以后达到了近乎发狂的程度。有时中国青年在狂热地学习西方和日本的时候，忽视了把他们的所学应用于中国的问题。革命的作者们更注意土耳其、波兰和葡萄牙的爱国运动，而不大注意广州和上海的爱国运动。当他们热烈地讨论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时候，通常是用外国思想家们的名词——这些名词更适用于外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例如，他们主要根据德国的政治理论和日本的实际来讨论立宪政制。他们写到俄国的革命党人，写到他们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杀的问题，但很少提及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自己和俄国革命人士之间的区别。他们劲头十足地讨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释西方的思想和政治问题（如英国工党的前途），而不是讨论怎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偶然有一位作者探究对中国来说是极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土地国有化问题、土地政策与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