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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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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23、28页以下。
③ 《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17页以下。
① 《三国志·魏书一》，第30—31页。
① 《三国志·魏书一》，第30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253页。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13—14、26页。
① 这部史书已传世，名为《汉纪》。他把材料安排成这个样子，前汉（也包括后汉在内）的历史乃是其历代皇帝不断积累功德所致。荀悦意在说明，汉朝的累世功德超过了它的任何臣下——其中也包括曹操。见陈启云：《荀悦（公元148—209年）。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以及下面第15章《荀悦：人的局限性和向真理接近》。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37—49页。关于非刘氏不许称王的叙述，见上面第2章《地方组织》。
① 《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4页以下。关于公元219年的这一讨论，见《三国志·魏书一》，第52—53页注2。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36—45页；《三国志·魏书八》，第263—265页；《后汉书》卷九，第389—390页。
③ 《三国志·魏书一》，第50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4页。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60页。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62页以下。《三国志》的注详细征引了不见于其他形式的著作（关于这些文件的情况，见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又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11—12叶）中的引文；以及卡尔·莱班：《天命的操纵：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所隐含的天意》，载《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戴维·罗伊和钱存训编（香港，1978）。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76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7页以下。
② 《三国志·吴书二》（卷四七），第1134页。
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
汉朝灭亡了，因为改朝换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从老百姓到曹操一帮人中的各种势力集团莫不作如是观。虚弱的几位皇帝，或者宦官们、皇后们以及黄巾军都被指责应对汉朝之亡负有责任，但直到它灭亡了千余年之后还有人想使它复辟。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这种观点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国之中谁是法统的继承人？
王朝与形而上学
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汉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国为什么衰落的问题。此答案与关于罗马衰落的原因一样，也是众说纷纭的，比如有人认为应责怪某些皇帝，有人认为应该注意超越个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因素。当然，及身目睹事变的政治家和隔了相当长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的历史家之间的答案是有差别的。
对于汉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释，是14世纪一部小说关于该王朝灭亡的弁首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①这种解释把所有行为者及其一切行为都看做是本质上从属于某种更大的、经过经验证明了的过程，因此，任何已经创建起来的事物都会有朝一日走向瓦解。这种观点颇接近于西方历史家的那种观点，即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的结果，好像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必然趋向于机体腐朽的有机结构一样。
另外有一些人把问题看得更仔细一些，他们想给汉王朝的明白无误的没落找出实质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个学派认为，汉朝的没落只是一个暂时事变，它终究会重新露出水面。这个学派以刘备的做皇帝为辞，但这种声调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东南部也很沉寂，因为孙权那时在登极的时候也宣称汉朝“气数已尽”。另一派人退而承认汉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有征服了整个中国的人才能被称为它的继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这一派人，他们的声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没。可是，这两种想法都没有完全消失，在未来的许多世纪中继续发挥影响。
第三派思想家主张汉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这一派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们必须对这一派理论寻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废黜的意义。不用多所怀疑，它产生于老百姓当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叛乱者拥立的敌对皇帝所表达出来。如果只有一个这样的皇帝，我们当然可把它一笔抹煞，认为它是孤立的现象。但是在公元132—193年间，我们至少在文献上可以找到全中国有14个这样与汉对立的天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一个过程。一方面，皇权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的宗教理想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现了出来。
在汉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约在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因他的军事胜利而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时，秦已“失其鹿”，谁得到了这匹鹿谁就可以称皇帝。可是，皇帝们渐渐获得了新特权。从公元前113年起，皇帝在一定的时间内公布年号，以便确定年代。因此，公元前104年被称为太初元年，次年便称为太初二年，以此类推。太初过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公元前100年被称为天汉元年。①乍一看来，好像前汉的皇帝们能随意自由地公布新年号，但仔细一考察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汉宣帝、成帝和哀帝也是如此；汉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汉昭帝是六年一次。这决非巧合；它强烈地表明，汉代诸帝在他们能够改变年号之前有一种尚未知晓的原因使得他们必须与确定时期联系起来。甚至暂时推翻了汉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没有超过六年以上。只有后汉诺帝不受这种约束，似乎可以随意改元。因此之故，这时的年号可以生效数十年（最长的年号延续到32年），但也有些年号只用了仅一年的（例如公元120年、121年和150年都代表一个完整的纪元）。后汉诸帝在这方面比起前汉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汉的最后十年，汉王朝开始与图谶式的预言预兆之说联系了起来，那些预言王朝寿命长短的图谶出现了，预兆则不再仅仅表示上天的愤怒，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变朝代过程。①在王莽的统治这个间断时期之后，汉王朝于公元25年中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大地受这类预言支持的事件，同时它也把其他相敌对的观点打入了地下。
图谶预言被认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贤所写。据人们说，《五经》说出了所有真理，但是，这位圣人始终知道它们的文字艰深。因此，他给经书都写下了秘密的附录，以便使他的意旨得为人们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汉末年这些附录被人们“发现”，被用来拥护或者反对汉王朝。曾经有人说，由于把图谶诸典籍的著作权和孔子联系起来，儒家经书的威信就被附会是和那种疑信参半的算命术有关。②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后汉之信奉图谶也一定被看做是要努力把儒经的威信用来给汉朝的复辟服务。
由此可见，虽然后汉的皇权以武功建立起来，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学上有其立足点。在早先几代皇帝统治时期，皇帝的现世的和超自然的权力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在后来几代皇帝时这种区别就为人们所接受了：皇帝不需要既要统，又要治。有许多儿童皇帝证明了这一点；当不能期望他们真正治理国家时，他们只要摆个样子就足以满足精英统治阶层精神上的需要。
但是，现在得回头来谈谈中国人民：不用惊奇的是，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使皇权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皇权思想于公元前221年加在人民头上，但不管精英集团为它会建立什么样的一些理论，广大的民众接受这种理论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强皇权的是所谓的“五行”论：①万事万物，大自历史的运动，小到人体的微细活动，都是土、水、火、木或金这五种中某一种超自然力量发生作用的表现。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要的是应该知道哪一种力量在某一时间内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们计不及此，反而逆此当运的力量行事，当然就要以失败告终。大而言之，历史被看做是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个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种力量，同时每一个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旧布新。公元26年，后汉的第一个皇帝决定当时是火德当运，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现。红色与火德相应，因此我们常称之为“炎汉”或“炎刘”（刘，即皇室之姓）。
王朝这种超自然合法性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有着内在的流动性：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一种力量会永远当运，因而只要有迹象表明一种新力量要来当运时，那就意味着该王朝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五行”的理论一方面能提供王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最常见的理论是说，火德在适当的时候会为土德——色尚黄——所取代。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尚不能确定这种取代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是土克火呢，还是火生土？从政治方面说，新王朝到底是要通过征伐来建立呢，还是用和平方式建立？
对于汉代的民间宗教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讲，它必然是分散而不成体系，每一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神灵。对于官方历史学家来说，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务，这种现象不值得留意。可是在后汉，宗教有时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例如在公元107年，当时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北部居民有一次群众大迁移运动，那里的人民中间流传着大惊小怪的议论。公元175年也是这样，朝廷据报有群众运动，黄巾军便是由宗教孕育起来的最惹人注目的群众运动。从近年来的研究得知，在后汉中叶存在着这样一个教派，它预告会降临一个弥赛亚式的人物来拯救信教者脱出尘世的苦难。①宗教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混合物，因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须对付因与某种超自然的或宗教的体系有关的人民推戴的敌对皇帝的问题。
与此同时，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在社会精英集团中间却有不同的说法。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汉王朝和刘氏是帝号的合法拥有者，因此即令他们对某个具体的皇帝不满意，他们也不想换一个朝代。相反地，他们搞了很多计谋用刘家的另一个成员去替换健在的皇帝。在公元107年，或许在127年、147年和188年，我们有材料得知，他们都曾密谋换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如果有哪一个密谋竟然成功的话，则新皇帝仍须出自刘氏。当反董卓的联盟在公元191年深长计议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人选还是找到刘家成员的身上。如果说在人民中间有许多迹象表明汉王朝天命已告终结的话，这种想法并未浸染到精英上层人物中去。
正是在汉王朝纷乱扰攘的最后30年中，这种观念终于开始影响了上层集团。旧的精英人物已经凋谢，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军人和兵法家，带来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怀的预言学（谶纬学说）又重新走上前台，因而在前汉的末年，预兆又被人们说成是汉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在主张改朝换代的人们看来，建立一个新王朝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时自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时候，而勿宁是上天已预先挑选了它的人选的时候。那些把汉献帝的逊位仅仅看做是权力政治的冷酷游戏的人，是对事件的宗教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错误的估计。按照这种想法，旧王朝是自动退位，并自动把天命让给新人的。在这一方面，精英上层人物的想法与老百姓的不同。事实证明，带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间接受了改朝换代要靠马上打天下的理论。但汉献帝逊位的事实又具体表明，和平地和自动地改换朝代的理论在上层精英集团中是很盛行的。
如果我们承认在前汉的末年，改朝换代的理论开始变得明显地见之于上层精英集团之中；如果我们承认它后来被光武中兴打入地下后又在后汉的最后一个世纪同民间宗教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承认它经过修改在最后被各种军阀所集结而成的新的社会精英集团接收过去，那么，汉代为什么衰亡的问题就能部分地求得解答了。汉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一种超自然的哲理体系成长起来之后催了它的命，这个体系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它的理论而已。许多人相信曹操便是这样一个人；但他表示敬谢不敏。他试图建立一种新结构，那就是使皇帝统而使将军们治。他的儿子曹丕没有接受乃翁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几条理由来急于拥有皇帝尊号。
曹丕作为曹操的世子，他子承父位是无人与之抗衡的；如果他当上了皇帝，那么，要搞掉他就等于要搞掉一个皇帝，而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样做不会得到支持，也不会得到成功。除此之外，曹丕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父亲，但即令他继承了曹操的爵位，也并不能保证他也继承了曹操的威望。他在父死不久就有些急匆匆地去南部领土上巡视，其中也有他致力于要深获军心拥戴之故。另一使曹丕即位做魏王朝开国皇帝的原因，可能是他比汉献帝小五岁，因此他所处的地位不那么适合向献帝发号施令。
当说完和报道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曹丕是不是受到了他自己的官员们的压力，抑或废黜献帝的整个过程是由他本人计划和发动的。事实的真相可能是这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但是，如果曹丕认为他自己称帝就可以像汉朝皇帝那样赢得同样的忠心，历史证明他是错了。
关于汉王朝衰微的传统理论
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后汉的历史都说成是一部从虎虎如生的开头到毁灭性的灭亡的逐渐衰亡的历史。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会发问，这种衰亡是怎样发生的。传统上有三种答案。有些历史学家指责某些皇帝个人；另有些历史学家怪罪于妇人和宦官；再有些人则归罪于黄巾军。
关于后汉和刘备蜀汉王朝的历史，在公元304年的史书中有如下的叙述：①……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嗣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
这是一篇出色的亲汉代的宣传鼓动文字，它写于公元304年又一次复兴汉室的时候（见下面《汉人不断坚持的理想》小节），它所包含的要旨被研究汉代衰亡原因的中国历史学家一再予以强调。我们看到它提及某些皇帝个人的作用，儿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响（“国统频绝”），黄巾和宦官的为患（“群阉毒流”）。它对魏王朝显示了明确的偏见（即“曹操父子”），因此预示了后世关于“合法性继承”的争论的问题（见下面第373页以下）。最后，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种不绝如缕的思想，即汉王朝不会真正地死去。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还有一句话，据说汉王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这样就是意味着至少要历时千年，历世约四十君。①许多中国历史学家都讨论个别皇帝的功与过，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些皇帝引起了汉王朝的兴盛或衰亡。不算儿童皇帝（后汉有五人），后汉包括九位皇帝：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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