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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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清朝的统治到十八世纪晚期正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但是到十九世纪中期，它就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突然中落的巨变，我们的研究必须从被忽视的北京观点开始，把清帝国看作是一个整体。只有用这个不一般的研究方法：才能说明到1800年时亚洲腹地在清朝战略思想中的突出地位。
（黄乘矩　译）
①　王赓武：《明朝初年与东南亚的关系》，载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①　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第二章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清帝国在亚洲腹地
十八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不过从长远观点来看，另外两个变化可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其一是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其二是中国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方向。
到了十九世纪初年，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看做是“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中国人口和领土的增大所造成的它本身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力量不在外来压力之下，它们决定了中国向现代转变——这种转变至今仍在继续中——的基础。
在1800年以前，清代历史的焦点集中在亚洲腹地，即集中在它的征服，它的政治活动，以及一个幅员辽阔而文化迥异的地区被一个单一的、不断汉化的中华帝国所吞并和消化的过程。在1800年以后，重心开始转向中国本土和沿海。清代的亚洲腹地在十九世纪开始慢慢地被吸收入扩张中的中国版图，并且开始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穆斯林变　乱期间中俄在此互相交锋的时候，这个地区才开始向现代转变。
足足相当于今日中国疆域一半的清代亚洲腹地，尽管幅员广大、资源丰富和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历史学家都令人惊讶地很少给予注意。就对外关系而言，直到本书撰写时为止，还没有一本书根据十九世纪清代政策和英俄角逐的背景来论述清代亚洲腹地的历史。①就中国的本国史而言，也没有人研究领土扩张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工作还有待今后来完成，因为本书的有关章节仅限于概述1800年到中国西北本部和新疆穆斯林大叛乱前夕的清代边疆史。在这几次叛乱以后，满、蒙、新疆和西藏都开始发生巨变，清属亚洲腹地的历史才真正具有现代的面貌。本章对于所论到的地区并不是无所侧重，论述最充分的是新疆，这是因为它的文化的复杂性和叛逆态度，也因为至今还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新疆史可供英语读者使用。西藏虽然同样复杂，但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可读之书，所以写来无妨从简。②从长远的历史后果看，十七、十八世纪清军进入亚洲腹地意味着汉族的影响、文化和人口都有所扩展。这并不是满人的本意。清王朝需要充分利用汉人的才干，尤其是在帝国的非汉族地域需要鼓励汉人向亚洲腹地边境移民，可是，清政府直至十九世纪才模糊地和迟迟地意识到这种需要，而这时要在新疆和满洲充　分扩展清朝的版图就为时太晚了。尽管清政府在十八世纪努力防范汉人扩展，但汉人还是扩展了。不过，为中国亚洲腹地边疆的汉化打下基础的还是满人。对这一汉化过程很难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今天也还是这样，因为文献不足。满族各部、蒙古人、西藏人和说突厥语的穆斯林以及所有旗人，在清帝国内都是没有纳税记录的。
尽管有相当多的汉人向满洲、内蒙部分地区、青海和新疆北部移民，但是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汉人应留在中国本土。清朝从不委派一般非在旗的汉人到亚洲腹地为官。那里是旗人的天下。在1800年，亚洲腹地包括四个主要地区，即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各地均由清军戍守，但是却由不同种类的行政机构进行治理。满洲分为三省。蒙古虽然被分为许多小块，并且处于严格控制之下，但是与其原有的行政仍有许多相似之处。新疆由伊犁将军统辖，但在地方一级，土酋和土官吏仍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西藏则处于分割状态。它的本土保留着完全是本地人的政府；但东北部（青海）直接向清政府纳税，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极东部（康区东部）也要向清政府直接纳税，归四川省当局管辖。
从理论上说，至少清政府希望它的亚洲腹地的属地（蒙古、新疆和西藏）和东北各省（奉天、吉林、黑龙江）能够自给自足。各该地政府都被要求在当地征收足够的赋税以满足自己的行政费用。但是除了蒙古和奉天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新疆，维持帝国统治所需要的军费必然要大大超过它的税收能力。
管理蒙古、新疆、西藏这些清属亚洲腹地来清京朝贡的藩属的事务，以及管理与清帝国境外亚洲腹地的各国的关系，则由北京的理藩院负责。清帝国境外极西部的尼泊尔（在印度统治之下）和乾竺特（罕萨和那噶尔，其居民为七什叶派穆斯林，称伊斯迈依勒）直接向清朝进贡，而拉达克、锡金和不丹则是西藏的　附属国，与清帝国没有直接联系。巴尔提商人在新疆和西藏的市场经商，但是清朝只把巴尔提斯坦看作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博洛尔国（此为吉尔吉特古称，清代所谓博洛尔主要指巴尔提斯坦）的一部分，①所以同巴尔提的统治者没有建立稳定关系。在喜马拉雅山南是印度各邦和英属东印度公司：当十八世纪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曾几次企图进入西藏，它的积极程度日甚一日。但是，理藩院在十九世纪之初对西藏的西邻几乎仍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和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是来自同一国度。②新疆以西是操突厥语的穆斯林哈萨克游牧民，他们既向俄国也向清朝纳贡。还有在山区的柯勒克孜各部，也是穆斯林。以费尔干纳为中心的浩罕是主要从事农业并定居于城镇的伊斯兰国，其统治者向清朝纳贡。但是清朝也向浩罕纳贡，因为清政府为了保持新疆西境的安定，定期赐与浩罕统治者以银两和茶叶。在清帝国看来，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巴达克山）和杜兰尼人的分崩离析的阿富汗国，都是向清帝国朝贡的国家。
在清政府的心目中，纳贡的地位就是给外国人在特定条件下以经商权，使皇帝对外国朝觐者的权威合法化。但是这并非附庸关系，也并不表示要求清朝保护。仅有的真正的“保护国”是在帝国边境以内的属国，其中某些统治者被认为是贡谒者，不认为是外国人。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使莫斯科政府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整个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并且向北向西撤退到无争议的俄人地带。虽然清朝政府认识到俄国是西伯利亚的大国，却不了解俄国人在技术上多么先进和军事上多么强大。结果清廷对满洲以北诸部仍采取“羁縻”政策。清朝派员前往树立中俄界桩时，他们竟把界标马马虎虎树立在距离商订的边界线以南很远的地方，放弃了根据尼布楚条约规定应属清帝国的领土约两万三千平方英里。①俄国则乘清朝不注意黑龙江以北领土之机，在十八世纪继续在西伯利亚移民和勘探，进而巩固它在那里的地位。
①　参见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和英俄角逐》；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克拉布：《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拉乌尔：《中亚的政治》；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
②　最近出版的书有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我认为此书对写这一章非常有用）；拉姆：《不列颠与中国的中亚：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黎吉生：《西藏简史》；涂奇：《雪山之国西藏》（德赖弗英译）；夏格巴：《西藏政治史》；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石太安：《西藏的文明》（德赖弗英译）。
①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1第18页）似将博洛尔置于吉尔吉特山谷。参见坎宁汉：《从自然、统计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兼及其毗邻诸国》，第45页；穆罕默德·海德·达格拉特：《中亚莫卧儿人的历史》（罗斯英译，伊莱亚斯编），第135、384—385页；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卷1第91—92页；佐口透：《俄国和亚洲的草原》，第181页（显然是根据徐松著作写成）。
②　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179页；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第140页，尤其是注73。
①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66页。
满洲
在进入十九世纪时汉人已开始向满洲移民，这使先前与外界隔绝的、操通古斯语的旗人和部落民的偏僻地带到二十世纪变成了中国发展中的工农业地区。满人通过八旗戍军和部落联姻进行统治的那种早期方式已被打破，汉族移民不断流入并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从而把满洲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与中国本土连在一起了。在十八世纪之末满洲地方的人口大概已超过一百万，到十九世纪中期又翻了两番。②官方是禁止汉人向满洲边地（吉林和黑龙江）移民的。但是在整个十八世纪，清政府日益举棋不定，时而封锁移民，时而对汉人渗入柳条边佯作不知。到1800年，想要保持奉天为满族的禁猎地，或使其不受汉化，显然是已经太迟了。不过在吉林和黑龙江，人口和文化方面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不如南部显著。清朝政府——至少是它的最高层——还是竭力阻止移民，力求减少汉　文化与满洲边地的接触。例如在1811年，北京政府就曾明令重申，禁止汉族移民，一如既往。
清朝政府之所以极力要保持吉林和黑龙江的旗人和部落的特点，被认为有四个主要动机。一是想为清王朝留下退路，如果满人必须放弃中国的话；二是想保持一支不受汉文化影响的八旗军后备力量，以维持满族对中国广大人口的统治；三是想要保护清廷对人参（一种价值很高的发情剂和药用植物根茎）、貂皮、珠宝和黄金的垄断；四是想要保持满族文化和满族王朝的祖宗传统。
现在看来，这四个理由就在十九世纪之初也没有一个是很令人信服的，虽然头两个理由在那时还有其原来心理和战略方面的某些意义。即令如此，满人在1800年时已不需退身之路。后来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本土爆发起义时，清政府使用了大量的满洲旗兵，但是在1800年，这些军队也许除索伦兵外都缺乏训练和装备，毫无斗志，不象是一支清王朝用来准备维护对中国统治的军队。不仅如此，当时实际上是中华帝国的清王朝鉴于俄国人即将来犯，应该鼓励汉民前往黑龙江以维持清帝国对当地的控制才是上策。只有汉人才有能力充分开发满洲的资源，如果政府鼓励移民并谨慎地把垄断项目包给汉人的话，它本来可以从人参、貂皮、珠宝和黄金等物产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同吉林相比（且不说黑龙江），汉化的奉天更是满族的老家和满族帝国的发祥地；因此，防止满洲边境不受汉族影响，并不可能保留住满族的信仰、文化和传统。总之，到十九世纪之初尽人皆知，要阻止汉人移民、偷猎者和逃犯前往满洲边境，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随着中国人口在十八世纪迅速膨胀，汉民北移的运动加速了。由于满洲南部的汉族农民已达饱和，越来越多的汉人更往北流。满洲边境当局不可能阻挡这股洪流，便开始向定居的汉民征兵征税，即使这样，地方当局仍未通过征收土地税来完全正式确　认这些定居者的地位。地方当局也有可能支持汉民移往边境，这是因为前来定居者开发了满洲的经济资源，从而提供了额外的收入。
到十八世纪末，吉林城镇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汉民，黑龙江也大概如此。尽管公开禁止，清政府还是向满洲委派了汉族官员前去治理移民区。到1800年，黑龙江以南的满洲几乎人人会说点汉语，许多满人甚至已经丢掉了自己的母语，此即汉化的结果。蒙古人则散居在满洲一部分边远地区，过着与定居汉民和满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只有他们才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①黑龙江的汉商虽然可用汉语同满人进行贸易，但是要同蒙古人作买卖，还得学习蒙古语。黑龙江以北人烟稀少，生活原始，能说汉语的人一定是很少的。清政府曾在1765年派遣富僧阿到此地调查。他夸大其辞地报告说：江北渺无人烟，其地严寒，水草牲畜俱无。②满洲在地理上是非常有助于安置中国迅速膨胀的人口的。东北部土地肥沃，尽管它的生长季节比清帝国其他农业地区短，满洲农民还是可以期望得到适量的雨水。不仅如此，满族征服中国时曾征用大量的满洲人口，使得处女地未被开垦，即便是已耕地，也由于农业技术比中国本部者简陋，产量仅及汉族农民所得的一部分。
在十九世纪之初，东北边境森林为中国市场提供的人参和貂皮，比起满洲的农业潜力更为人们所知。在十八世纪，毛皮和人　参的供应量已经下降。毛皮供应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俄国人已经大量进入东西伯利亚。不过在1800年时，合法的或走私的人参貂皮买卖也还兴隆。除此之外，满洲的山山水水和森林还生产黄金、珠宝和木材，还有大量令人讨厌的蚊蚋和咬人的昆虫。根据二十世纪的情况判断，疟疾一定也很流行，尤其是在满洲东部和黑龙江流域，不过这种疾病对人口的影响尚不清楚。肺结核、天花和梅毒必定也是很普遍的。①“满洲”是欧洲人的称呼，而不是汉人或满人的称呼，这指的是满族王朝的发祥地辽河地区和北部边境的部落民地区，包括按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黑龙江流域。满洲是中国行省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称它为东三省。因此根据法律来说，它不是一个附属国。奉天位于东三省最南部，省会是盛京（今沈阳），同时也是清帝国的陪都，不过纯粹是名义上的都城。这样一来，盛京也有一套由五部组成的行政机构，即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类似北京的六部，但缺吏部。这五个部分管满旗的许多事务，也管理不断增加的汉人的民事事务。同时，奉天还设将军一人，他也有权治理旗人，在许多方面与盛京的五部有重床叠屋之感。这便造成政事的冲突和混乱，导致大量的治理不当，使得吏治腐化，官僚主义的弊端丛生。
满洲北部两省是吉林（省会即称吉林）和黑龙江（省会为齐齐哈尔）。两省都由将军统理军政和民政。也与清代亚洲腹地其他地方一样，将军必须由旗人充任：首先是满人，其次是蒙古人。他们管理旗人和汉民（农民和城镇居民），也管理其他部落民地区。清政府不打算把那些部落编入旗制，因此它们仍保留其原有的部落组织。
满人入关之后，清政府按照入关前的旧制（除满洲）将满洲北部和东部诸部落编为新旗，由满、蒙、汉人构成；又在归牙剌、北虎尔赫、赫哲、索伦和锡伯等部，以及操蒙古语的达斡尔部，建立所谓新满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