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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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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乌鲁木齐，1982年），第17—42页。
① 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远征》＇170＇，第83—85页。关于阿鲁台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2页。关于综述当时明人对于这第一次蒙古之役和第二次战役的记述，见李素英：《明成祖北征记行初编》＇330＇，载《禹贡》，3，8（1935年6月），第14—22页，以及《明成祖北征记行二编》＇331＇，载《禹贡》，3，9（1935年7月），第36—42页。
② 司律思：《朝贡制度与外交使节，1400—160O年》＇458＇，第26—127、163—165页。关于马哈木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35页。
① 关于夏元吉的反对意见和他的被放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32页。
① 关于皇帝宾天的情景，见下面注＇148＇。
② 对永乐帝的北方政策的有价值的叙述，见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591＇，载《清华学报》，10，4（1935年10月），第937—939页；傅吾康；《永乐帝对蒙古的远征》＇177＇，3（1945年），第50—54页；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82—84页；吴缉华：《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584＇，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339—342页。
① 详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东京，1950年），1，散见书内各处；以及罗荣邦：《对安南的干涉：明初政府对外政策的个案研究》＇359＇，载《清华学报中国研究》8，1—2（1970年8月），第154—182页；简单的论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162—17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06—212页。关于黎季■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7页，以及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载《汉学》，11，3—4（1970年），第101—113页。
① 关于简明的叙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4—203页。那里有关于郑和远征的重要文献目录。关于某些最近的条目，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0页中的“郑和”条。下面的著作是最近新发表的出版物：郑鹤声和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62＇（山东济南，1980年），以及徐玉虎：《郑和评传》＇235＇（台湾高雄，1980年）。
② 见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416＇（台北，1961年），第11—63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瀛涯胜览》＇377＇（英国牛津，1970年），第27—32页。
① 关于这些论点，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1955年；重印本，上海，1956年），第32—34页；朱偰：《郑和》＇102＇（北京，1956年），第28—34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台北，1958年），第16—17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5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1402—1424年》＇546＇，重印于《社区与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里德选（新加坡，1981年），第59—61页；罗塞比：《郑和与帖木儿有关系吗？》＇431＇，载《远东》，20，2（1973年12月），第129—136页。
②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0—11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28—39页。
①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1页。关于在爪哇的一段情节，见赵令扬：《明初的中国爪哇关系》＇90＇，载《关于华南、东南亚和香港地区之历史、考古及语言研究讨论会刊》（香港，1967年），第215—219页。
② 威勒茨：《郑和太监的海上冒险活动》＇567＇，载《东南亚历史学报》，5，2（1964年9月），第31—35页；苏中仁（音）：《锡兰之战，1411年》＇482＇，载《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香港大学中文系编（香港，1970年），第291—296页。威勒茨的叙述不如苏中仁的叙述详尽，但是，后者有一些错误。
① 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2—13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44—53页。
② 见朱偰：《郑和》＇102＇，第53—60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3—14页。
① 见朱偰：《郑和》＇102＇，第98—103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110—114页，以及他的另一著作《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页以下、549页；罗荣邦：《明朝水军的衰落》＇358＇，载《远东》，5（1958年），第152—155页。
① 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32—34页；朱偰：《郑和》＇102＇，第98—111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33—34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1402—1424年》＇546＇，第66—67页；以及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页以下、549页以下。
② 华绘：《明代定都南北京的经过》＇238＇，《禹贡》，2，11（1935年2月），第37—41页；吴缉华：《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I，第152—162页；爱德华·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第114—117页。关于作为正式国都的北京的兴建详情，见侯仁之：《北京史话》＇208＇（北京，1980年），第6章；谢敏聪：《明清北京的城垣与宫阙之研究》＇227＇（台北，1980年），第3章。
③ 吴晗：《明代靖难之役》＇591＇，第912—923、933—936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34—140页。
①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2—186页。
① 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15—131页。
① 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581＇（台北，1961年），第40—42、76—82页；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东京，1963年），第26—31页。
② 关于阮安在建设京城中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载《禹贡》，3，1（1950年），第53—57页；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第7卷，《明代国际关系》（台北，1968年），第63—69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7页。
① 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22—23页。
① 李时勉结果被囚禁，但是在1423年获释。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65页。
② 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23—124页。
① 关于这方面的简明论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2—194页。关于军事组织，见吴晗：《明代的军兵》＇593＇，第94—111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年），第42—44页。又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57—63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341页。
③ 见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3—286、321—322页。
①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3、50页。
② 见吴晗：《朱元璋传》＇587＇，第198—200页。
③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7—188页。德雷尔估算明初部队实际兵力的根据分别是记载在《明实录》的《太祖实录》＇380＇（1418年；1961—1966年台北再版），223，第3270页和张廷玉等人编的《明史》＇41＇（1736年；1972年北京再版），90，第2193页中的1392年和1393年的军队总人数数字。见吴晗：《朱元璋传》＇587＇，第79、81页。吴晗在《明代的军兵》＇593＇第101页估计军队总人数在1393年以后约为120万，在永乐年间约为280万。但是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558＇第51页中则说以上洪武统治时期的数字有点保守。
①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1页。关于北平省的人口，见《明史》＇41＇，40，第884—885页。关于迁移到北京的情况，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48—152页。
① 关于黎澄制造火器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第70—75页；埃米尔·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第111—113页。
① 关于永乐年间北方的边防，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78—85页；吴缉华：《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03＇，I，第162—166页。
② 关于指挥官的名单，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2—63页。
① 在后来几代明帝治下，长城被建成或重建成现在我们所知的形式，但在明代初年，长城与其说是一个永久性的物质屏障，也许不如说是一条划定中国本部和亚洲内陆草原的防线。见阿瑟·沃尔德伦：《长城的问题》＇529＇，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3，2（1983年12月），第660—661页。
②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53—54页。关于明初期的官俸，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年，1958年上海再版），第463—466页。
① 见孙缓贞：《明代屯田之研究》＇487＇，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8（台北，1968年），第15—20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9—44页。
② 见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329＇，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2（1971年），第373—375、384—386页。
③ 参见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3章。
① 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第15—34页。
① 关于运河的简明的论述，见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103＇（北京，1962年），第71—77页。
① 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4章，第1节。
① 关于详细情况，见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37—45页；黄仁宇：《中的行政统计数字：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官僚主义的批评的一个例证》＇249＇，载《明史研究》，16（1983年春季号），第51—54页。又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年），第101页。
②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第83—85页。关于郭资的报告和分析，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50页。
① 见莫里斯·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1406—1517年》＇435＇，载《中亚评论》，16，3（1972年），第206—222页；罗塞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23—31页。
① 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载《通报》，62，3（1976年），第15—31页。
① 见J。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65＇，第209—215页。
① 关于陈诚的出使，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17—25页。陈的两个行纪名为《西域行程记》＇52＇和《西域番国志》＇51＇，都写于15世纪早期；载曹溶辑：《学海类编》，1831年；《四部丛刊三编》，33，影印本，台北，1975年。后一个行纪已被罗塞比译成英文：《陈诚的英译文》＇437＇，载《明史研究》，17（1983年秋季号），第49—59页。
① 关于沙合鲁的宫廷史学家所写的波斯文记载，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录》＇367＇（纽约，1934年；1970年再版）。
② 关于这些朝贡使团的一份名单，见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435＇，第221—222页，和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附录，第29—34页。
① 可扼要参阅黎吉生：《西藏简史》＇429＇（纽约，1962年），第33—41页；约瑟夫·科尔马斯：《西藏和中华帝国：1912年满族王朝灭亡前中藏关系概述》＇289＇（堪培拉，1967年），第18—30页；石泰安《西藏的文明》＇478＇（斯坦福，1972年），第77—79页。
① 关于这类接触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罗香林编：《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356＇（香港，1981年），第5—8、19—22、23—43页。
② 见哈立麻传，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81—482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08—1309页宗喀巴的传记。
① 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是司律思的《（明代的中蒙关系，Ⅰ）洪武时代（1368—1398年）在中国的蒙古人》＇457＇（布鲁塞尔，1959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年》＇459＇（布鲁塞尔，1975年）。关于更简明的论述，见同一作者的《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载《中亚评论》，11，1（1966年3月），第1—83页；《明代的中蒙贸易》＇460＇，载《亚洲史杂志》，9，1（1975年），第34—56页。它们广泛地取材于《太宗实录》＇380＇的摘要，这些材料收于羽田亨筹编：《明实录抄：蒙古编》＇198＇，第1卷，载《明代满蒙史料》＇496＇，第261—557页。
② 见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1600年》＇458＇，第119—120、152—157页；和司律思：《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16—22页。
① 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1600年》＇458＇，第9、10章各处；司律思：《明代的中蒙贸易》＇460＇，第38—43页。关于设马市的情况，见司律思：《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年》＇459＇，第92—93页。
② 见司律思著《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16—22页中的概述。
①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诞辰纪念文集》，尤利乌斯·冯·法卡斯、奥梅尔简·普里特沙克编（威斯巴登，1957年），第60—62页；罗塞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50—55页。关于官方记载，见白翠琴编：《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413＇，第19—42页。
① 见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1403—1424年》＇456＇（威斯巴登，1955年），第3章；又见罗塞比：《元明时期的女真人》＇434＇（伊萨卡，1982年），第16—36页。
② 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456＇，第25—28、42—71页。
洪熙统治时期
1424年8月永乐帝在最后一次远征蒙古之役后回朝时死去，这标志着强有力的军事扩张的结束和一个内部改造的时代的开始。这些新的为政的态度被继位的洪熙帝之治制度化了。虽然他在位不到一年，他的儒家理想主义的影响在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中仍能感觉得到。
洪熙帝（朱高炽）是永乐帝与其嫡妻徐氏所生的长子。他生于1378年8月16日，当时他父亲为燕王，年仅18岁。在他儿童时代，他接受武术和儒家学术的正规教育。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箭术，但总的说他很少表现出从武的资质。相反，使他的老师们十分欣喜的是，他专心致志于经籍和文学——事实上，这可能使他体质单薄，健康不佳。①朱高炽的祖父洪武帝亲自关心燕王的几个儿子，为这位未来皇帝的温和性格和他对政治的强烈兴趣而感到高兴。一次，洪武帝派这个少年在破晓时去检阅军队，后者回来报告之快令人吃惊，他解释说，清晨太冷，检阅应等到士兵们吃完早餐以后。另一次，洪武帝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不紊地把文武两类分开，并相应地作了报告。他的祖父不断地被他的文才和行政能力所打动。
但是他的父亲对他却不相同。由于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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