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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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特权。虽然忽必烈曾试图削弱这些贵族的特权，但是他没有在这个方面走得太远，因为害怕违反蒙古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帝国是所有成吉思汗子孙的共同财产。结果是贵族们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继续起着重大作用并享有许多利益，在他的继承人统治时期，巨大财政压力和政治上的不安定，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忽必烈强化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的措施，尽管不够完善，却使官员获得比前忽必烈时期官员大得多的权力。在后忽必烈时期，官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经常超越宗王而与皇帝争夺权力。
从文化和社会方面讲，在蒙古、色目（西亚和中亚人）精英与他们的汉人臣民之间有巨大的鸿沟需要弥合。这个鸿沟的存在部分是因为一般汉人在种族制度下遭受着政治歧视和社会歧视。在受过教育的汉人精英中，对这种歧视感受尤深，因为孔子的学说和儒士没有得到在以前汉人王朝下所得到的尊重。元朝政府甄用统治精英靠的是出身而不是成就。因此，蒙古人和色目人所受研习汉学的激励不大。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既然传统的汉人精英（儒士）未能分享权力，在一定意义的范围内，蒙古和色目精英仍然是汉文化传统的门外汉并且在社会上被隔离于当地居民之外。这种分隔使元王朝具有很强的“殖民”色彩。
从外交和军事方面讲，在忽必烈统治下的元的对外政策，与以前的蒙古大汗一样，是“帝国主义”的，总是准备动员统治区内的所有人力和物力为扩大帝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战争。①但是，到忽必烈朝后期，对外征服的报酬率已经明显地减少，因为帝国已经达到它的最大的地理极限，此时应该是集中全力加强内部团结而不是对外扩张的时机。
最后，由于过度的军事征伐、庞大的赏赐和其他宫廷消费，元朝政府自始即面临长期的财政问题，不得不依靠色目理财能手用聚敛方法来开辟财源。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这些聚敛者与孔子思想捍卫者之间冲突不断，后者主张节省政府开支和减轻百姓赋税负担。从财政上讲大幅度削减开支当然是人们所期盼的，但是政治上很难实行，因为它将直接影响蒙古国家在中国的基础。
综上所述，忽必烈的成就虽然伟大，但是他的遗产并不完全是积极的。元代中期的后继者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保存他的政府体系的问题，还要创造性地解决他所留下的多种问题，亦要解决忽必烈去世后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这就要求按照传统的中原路线进行更多的改革和改变一些殖民特征，把王朝的根在中原扎得更深，但是，同时还要保证王朝的安全和征服集团精英的利益。
①　下文中关于忽必烈作用和遗产的评价，主要根据以下论著：＇833＇姚从吾：《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时代与他在位期间重要措施》；＇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年版）；＇561＇周良霄：《论忽必烈》；＇722＇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东京，1941年版）；＇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利、洛杉矶，1988年版）。
①　＇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78年版）。
①　＇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第7页。
铁穆耳汗朝（成宗），1294—1307年忽必烈未给他的后人解决的比较特殊但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帝位继承，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中，它总是引起不安和紧张的因素。忽必烈无力解决这一问题，部分是因为蒙古人的帝国是成吉思汗所有子孙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与汉人的君主专制观念相抵触；还部分因为在忽必烈时期的一些偶发事件。①忽必烈不能将家产封建制的蒙古国家完全改变为君主专制的中原式政府，他也没打算这样做，当出现帝位继承问题时通过忽邻勒台在皇子中选择新的大汗的传统做法不能被否定。②忽必烈为维持他的皇帝特权，试图用中国方式来确定他与正后的长子为正式的继承人，他选定了真金（1243—1285年）为正式的继承人，但真金在1285年去世，比忽必烈本人的去世早9年，①忽必烈的尝试中途夭折。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后忽必烈时代，经常在前朝大汗提名的继承人和要求通过“选举”即位的人之间为争夺帝位产生激烈的抗争。
后忽必烈时代的帝位之争与以前的汗位之争有三点不同。第一，竞争者的范围只限于忽必烈的后人，特别是几乎清一色的真金后人。因为在蒙古人中有这样的共识：元朝是忽必烈创建的，其他皇族成员能够在各次帝位之争中作为支持者参加新皇帝的选举，但是他们自己不能参加帝位的竞争。真金的后人最有帝位继承资格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真金是忽必烈的长子并且是他指定的继承人。
第二，宫廷中有权势的大臣在新汗即位问题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皇族成员的作用日益降低。②在传统蒙古制度下，是由蒙古诸王和王妃来决定“选举”的进程。官员（那颜）作为皇族成员的属下参加忽邻勒台，但从不允许他们独立发表意见。大臣在新汗即位问题上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显然是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和政府官僚化的结果，也是元政府的家产封建性质因而削弱的结果。
第三，帝位继承经常引起纷争，两种候选人交替登基，一种立足于中原，正常情况下得到在首都的大臣们的支持；另一种立足于草原，常常统率着强大的驻边军队。这两种利益关系和背景完全不同的候选人的交替，加上一系列皇帝在位时间很短，导致了政府的一般政策尤其是文化倾向的大幅度摇摆，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变化无常。
①　关于整个元代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见＇852＇萧功秦的《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亦见他对也可蒙古兀鲁思（即忽必烈即位前的蒙古帝国）汗位继承的研究＇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关于一般游牧社会缺乏有效的继承制度的研究，见＇113＇傅礼初的《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和＇112＇《蒙古人：生态环境与社会视野》，特别是后文的第17—18页、24—28页。
②　关于忽邻勒台在“选举”蒙古大汗时的作用，见＇549＇箭内亘的《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制度》；＇103＇伊丽莎白·思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特别是第525—540页。
①　关于真金的去世和他的影响，见＇848＇黄时鉴：《真金与元初政治》。
②　见＇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0页。
铁穆耳的即位
在1294年2月忽必烈去世后立刻爆发了第一次继承人危机，因为忽必烈并未正式册立他的孙子、真金第二子铁穆耳（1265—1307年）为继承人。在真金1285年去世之后，年迈的忽必烈在确定继承人上显然一时犹豫不决。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说法，是铁穆耳之母、真金的正妻阔阔真（亦名伯蓝也怯赤，1300年去世）在积极促成儿子即位。①但是，虽然在1293年7月铁穆耳被授予皇太子印，当时他被派往蒙古本土，以出镇宗王统管草原的全部军队，②但是他并未得到像他父亲那样的正式的皇太子册立。这可能反映了忽必烈在他的孙子是否合适做未来的大汗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相当清楚铁穆耳是个嗜酒者。③这样，在忽必烈去世时继承问题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铁穆耳的帝位竞争对手是他的哥哥甘麻剌（1263—1302年）。作为真金的长子，甘麻剌与铁穆耳一样有资格成为他们的祖父的继承者。因为甘麻剌曾多年任蒙古本土的指挥官并于1292年被封为晋王，统领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④他的所享有的武力支持和他弟弟的一样坚实。但是，铁穆耳显然比他的哥哥有优势：他不仅被忽必烈指定为继承人，还得到了阔阔真的帮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阔阔真以其贤淑得到忽必烈的喜爱并且很有影响。虽然甘麻剌的母亲还难以确定，但从阔阔真站在铁穆耳一边的事实，似可看出甘麻剌不是她的亲生儿子。①同样有意义的是重要的大臣支持铁穆耳即位。忽必烈为他去世后指定了三个辅政大臣：玉昔帖木儿（1242—1295年），成吉思汗的著名伴当博尔术（死于1227年）的孙子，枢密院知院；伯颜（1236—1294年），八邻部人，曾领军灭宋并多年任北方和西北诸军的统帅；不忽木（1255—1300年），受儒学影响的康里政治家，中书省平章政事；这三个大臣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与铁穆耳或他的母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②除了这三个大臣外，中书省右丞相完泽（1246—1303年）曾以重要辅臣身份陪同铁穆耳前往蒙古本土。③忽必烈是否为铁穆耳即位做过特殊的安排尚不清楚，但是这些朝廷重臣显然都在向这一方向努力。
当1294年4月14日在夏都上都举行忽邻勒台时，支持甘麻剌的不乏其人。④但是他们被铁穆耳的支持者所战胜。实际上，据说玉昔帖木儿曾说服甘麻剌带头推动铁穆耳即位。⑤同时，战功显赫的伯颜为使铁穆耳即位采取了更强硬的姿态。据说他握剑站在大殿阶梯上，宣布忽必烈的旨意并解释为什么要立铁穆耳为帝，结果是“诸王股栗，趋殿下拜”。①显然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威望和他们背后的强大军事和官僚机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操纵了忽邻勒台。这些首要大臣在决定谁将成为新大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蒙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预示着未来将产生许多推动新君即位的官僚。
①　＇407＇约翰·A。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0—301页。根据汉文史料，是畏兀儿佛教徒兼儒士官员阿鲁浑萨理（1245—1307年）最早向忽必烈进言铁穆耳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见＇653＇宋濂等著《元史》，卷130，第3177页。
②　＇653＇《元史》，卷18，第381页。
③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页；＇653＇《元史》，卷134第3261页。
④　＇653＇《元史》，卷29，第637页；卷115，第2894页。
①　虽然在《元史·甘麻剌传》中称甘麻剌为阔阔真之子，但是在同书阔阔真传中列举她的儿子时没有提到甘麻剌，见＇653＇《元史》，卷115，第2893页；卷116，第2896—2897页；亦见＇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第43页。
②　＇653＇见《元史》，卷119，第2498页；卷127，第3115页；卷130，第3163—3173页；＇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2a；＇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69—270页。
③　＇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④　拉施特所述在忽邻勒台上解决争执的方式，虽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1页。
⑤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7a。
①　＇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70—271页。
忽必烈成就的守护者
铁穆耳13年的统治自始即以守成为基调。作为忽必烈帝国的直接继承者，铁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样期望成为他祖父统治模式的守护者。在1294年5月10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新汗正式宣布他要奉行和保护忽必烈朝的成规。②这成为他统治期间的基本准则。
铁穆耳朝的守成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主要政府机构的官员人选和重要政策两个方面继续保持忽必烈晚年的格局。除了赐给忽必烈朝的蒙古高官荣誉爵号外，铁穆耳汗在他的政府中保留了忽必烈在1291年吐蕃权臣桑哥失势后为缓解桑哥财政政策影响而任命的大多数中书省宰臣。③完泽还担任右丞相并且是独相，直到1298年才任命哈剌哈孙（1257—1308年）为左丞相。
铁穆耳在位初期的首要人物完泽，主要是因为他谨慎和宽厚而不是因为他的才干而成为朝廷重臣。④出自著名的蒙古斡剌纳儿部的哈剌哈孙则不仅以他的才干和正直著称，还以雅重儒术而闻名，在完泽1303年去世后，他成为朝廷中最有影响的人物。①铁穆耳朝初期的另一个有影响的人是康里大臣不忽木。②不忽木成长于宫廷中并在国子学中受到理学大师许衡（1209—1281年）的教育，他是有元一代最有名的非汉人儒士官员。他先任平章政事，后任御史中丞，在铁穆耳朝主要起为儒学辩护和规范朝政的作用。
这些蒙古和色目重臣得到了一群汉人官员和回回理财者的支持。汉人官员包括何荣祖、张九思（1242—1302年）、梁德珪（1259—1304年）和何玮（1254—1310年），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信念和政治背景。在回回理财者中，麦术丁和阿里曾是忽必烈朝阿合马和桑哥手下的官员。但是最突出的回回人是著名的回回大臣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年）的曾孙伯颜，拉施特说他是“极尊贵、有权势的大臣”，任撒希伯底万，撒希伯底万在波斯语中通常指财政大臣。③显然铁穆耳是在继续奉行忽必烈保持中央行政人员的种族和思想平衡政策。
完泽和哈剌哈孙掌管下的行政机构采取了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政策。在财政方面，废除理算欠税是桑哥失势之后已经采用的政策。④铁穆耳朝继续施行这一政策，并且几次免除部分地区或全国的差发和赋税。⑤铁穆耳汗强烈反对为增加收入向民众征收任何额外的赋税，他于1302年下令禁止征集除赋税定额以外的任何东西。①在思想方面，铁穆耳的政府表现出对儒学和儒士的尊重。铁穆耳即位后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②主要在哈剌哈孙的推动下，新建文宣王庙于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③哈剌哈孙与儒士关系特别密切，据说常在裁决大政时征求儒士的意见。④②　＇653＇《元史》，卷18，第381—382页。
③　＇653＇《元史》，卷112，第2803—2813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13a—18a。
④　关于完泽，见＇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a—2a；＇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①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5，1a—10a；＇622＇《元朝名臣事略》，卷4，2b—7b。
②　关于不忽木，见＇607＇赵孟睿骸墩悦项集》（任道斌编校），第158—162页；＇653＇《元史》，卷130，第3163—3173页。
③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2页。
④　＇653＇《元史》，卷18，第383页。
⑤　＇653＇《元史》，卷96，第2470—2476页。
①　＇653＇《元史》，卷20，第440页。
②　＇653＇《元史》，卷18，第386页。
③　＇653＇《元史》，卷20，第441页；卷21，第467、471页。
④　＇653＇《元史》，卷136，第3293页。
衰落的迹象
按照《元史》的说法，忽必烈朝加上铁穆耳朝是元代的巅峰期。⑤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铁穆耳朝标志着元廷衰落的开始。铁穆耳汗本人没有他祖父的心智和身体活力，而这些对继续领导帝国是需要的。他的大臣完泽亦不是足以替代前期领导的强有力人物。在两个人过度宽容和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乎失去了行政活力和财政平衡。官员队伍急剧膨胀。虽然朝廷和京城官员合计定额是2600人，⑥御史台于1294年上报官员在京城食禄者超过1万人，在各行省则更多。⑦实际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至在1303年下令中书省淘汰所有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