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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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济磕甓家巴鹜ⅲ嵌耘娴幕疃隙ㄊ欠浅Ｇ宄模粗嗳弧！端问贰返募窃厥庇写砦螅绻端问贰匪啬甏返幕埃敲吹诚畹母母镆扰嬖�5—10年的时间；例如金统治者完颜亮（1149—1161年在位）下诏修筑孔庙是在1156年，比党项人建孔庙整整晚了十年。①党项统治者提倡儒教，很可能是出于对国内情况的考虑。具体地说，兴州的具有影响力的“儒家”信徒的发展壮大，对于更合理化、更仪式化的皇帝特权典仪的信奉以及官僚政治程序的需要；官僚政治是党项统治者用来反对在党项政权中已露端倪的柔弱、腐败的倾向，反对军事精英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斗争武器。
任得敬其人就是军事精英的代表人物。事实表明，嵬名察哥充当了任得敬在军队首脑中的保护人，通过察哥的帮助，任得敬才在首都谋得了一席之地。正如我们所见，任得敬的努力最初遭到了嵬名仁忠的反对，据传说，在仁忠去世之后，任得敬以贿赂的手段进入了宫廷，并得到了尚书令的职务。不久，他就成了中书令——虽然任得敬担任中书令到底有多长时间，中书令一职在西夏职责如何，目前都还不很清楚。1156年，嵬名察哥死后，任得敬大权独揽，不仅对自己的戚属委以官职，而且对诬蔑自己的人进行镇压。①《宋史》确指任得敬在1160年得到了由党项君主册封的楚王的称号。就目前所知，他是由西夏统治者册封的惟一的一位汉人。一般说来，只有功勋卓著的党项皇室子孙才有资格得到这种荣誉，所以对许多朝臣来说，这件事不仅是对西夏惯例的违犯，而且对西夏政权也是一种危险的僭越行为。据说，这位国相在1160年末宣称，新建立的学校，诸如百无一用的汉学之类，与西夏社会根本不相适应，而且为供奉学者浪费了本来就很贫乏的资财。学者和僧人是仁宗最密切的伙伴，对他们的这种攻击仁宗反应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是西夏的学校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说明任得敬显然遭到了挫败。1161年，皇帝进一步设立了翰林院，以编修西夏实录。翰林院是一个内宫机构，它与御史台和学校一起，形成了与国相抗衡的中心；而由国相控制的中书和枢密衙署，则在1162年移徙到了内廷之外。②1161—1162年，西夏开始卷入金、宋战争。四川的宋朝地方当局曾请求党项人帮助他们打击女真，但是没有成功，与此同时，西夏军队还短期地占领了他们声称属于自己的陕西境内的宋、金领土。任得敬这时掌握着党项军队，而且他后来又谋求四川的宋朝官员支持他个人的计划，所以有理由认为，任得敬参与了这些活动。
从1165年到1170年，这位国相殚精竭虑，以灵州和翔庆附近的地区作为指挥中心，努力要在陕西北部和鄂尔多斯地区经营一块属于自己的独立领地。任得敬还进一步插手了庄浪（西藩）部落的骚乱。这些部落的故土位于洮河流域，不幸的是，这一地区当时正好处在划分不明确的宋、金、夏三方交界的边境地区。在这次事件中发生的金、夏之间关于管辖权的争议，预示了将要在13世纪初年发生的那场使这个地区卷入动荡漩涡的战乱。任得敬这时极力结交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但是并没有成功，后者精明地避开了西夏国相暗示性的表示。任得敬发现从金朝方面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与宋朝四川宣抚司交换秘密情报。一支西夏的巡逻队抓获了后者派出的一名间谍，从他身上搜出了给国相的一封信，并将罪证上交了皇帝，而皇帝则将信转交给了金朝。①在得到西夏国相背信弃义的确切证据之前，金朝统治者已从俘获的宋朝间谍以及其他来源得到报告，说西夏在其西南部边境地区从事可疑活动。金廷还得知，任得敬派遣大批军队和役夫，在位于庄浪地面的党项边境基地祈安城（原积石城）修城筑堡。金世宗派官员前往调查，但是为时已晚。不但城已建成，无法阻止，而且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来确证宋一夏交通的传言。针对金廷的调查，党项人（即任得敬本人）保证说，筑堡役兵完全属于边疆防御性质，别无他图。②皇太后任氏（即任得敬之女）死于1169年或1170年，很可能是女儿的死促使国相任得敬逼迫仁宗将西夏的东半部赐给了他，他将这块封地命名为楚。为了进一步得到承认，任得敬又劝说夏主上书金朝，请求金廷对任得敬加以册封。金世宗对此表示极不赞同，而且私下里对夏主不能惩处不庭之臣表示非常惊讶。世宗最后拒绝册封任得敬，并退还了左右为难的夏使带来的礼物，但答应派官员就此事进行调查。这显然是多余的。
1170年八月，仁宗的亲信秘密逮捕并处死了国相及其族人和党羽。西夏使团呈递了一封仁宗致金朝皇帝的感谢信，信中谦恭地声称，西夏别无所求，只希望保持两国间的和平，并希望位于原国相与吐蕃发生过冲突的地区的共同边界能够维持现状。①关于任得敬其人，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可资利用，所以要对这一事件，尤其是对仁宗的行为做出解释，可能是要冒一定风险的。首先，党项皇帝并不是专制君主，他的行为受到了部落传统习俗的强烈制约。表现在制度方面，辅弼大臣的特殊地位就是对皇帝权力的重要制约，尤其当辅弼大臣是皇帝配偶的家族的成员时，他的地位就更为重要。在吐蕃人和回鹘人中，国相都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吐蕃、回鹘模式对党项政权的影响则是无可置疑的。②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仁宗作为首位不是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党项皇帝，他没能培养出与军队之间亲密的个人联系。相反，仁宗最初将军权授予了叔叔嵬名察哥，后来又交给了任得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措施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而且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安排。但是一旦需要时，皇帝就不得不从另外的途径寻求支持，而且还不能与军队发生正面冲突。
仁宗显然是在教育和文化机构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本人就生长在这种环境之中，并且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扶植教育、文化事业。他为平民制订了儒教规范，并且广泛宣传皇帝本人就是大众奉行的菩萨。在汉文编年史中，丝毫也没有提到仁宗对佛教的保护和他对“觉心”（bodhichitta）的修习，但是大量党项资料表明仁宗所从事的佛教活动的重要性及其深远的意义，说到底，这种活动也是每一个党项统治者热心从事的传统事业。仁宗忙于行善积德以赢得人们的拥戴，提高并炫耀自己的威望和道德权威，同时还可以在一点儿也不影响自己对宗教的虔诚的条件下，不露声色地损害对手的名声。他对任得敬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仁宗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将国相逼上了叛逆谋反的道路，使其违背了作为一个独立的统治者首先必须使自己名正的道德准则。当仁宗的国相终于作为变节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他将要灭亡的命运；所有能够使他克敌制胜的因素，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当时必定存在着将西夏分裂为东部汉人的鄂尔多斯政权和西部的草原河西政权的一种原动力。这种动力深深地植根于地缘政治、文化现实之中，而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部落分权倾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与此相反的，保持领土完整的动力却要强大得多，这一动力来源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即西夏、宋、辽（后来由金取代）三方关系模式的存在，西夏、宋、辽在欧亚大陆权力体系中互成鼎足之势，宋和金都不允许在中国北方另外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在此之前，金朝试图通过齐或楚傀儡政权统治中国北方的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如果说任得敬代表了西夏社会中对于改变官方政策方向不满的保守势力的话，仁宗的所作所为就是坚决捍卫嵬名氏统治的合法性，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具体体现。他的统治大体上相当于一种以半神性的佛教统治者为首的文官政体，他的权力建立在与军事体制（即与部落贵族）妥协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妥协，世袭特权才得到国家的确认，而对王权的忠诚则被大大削弱了。①这些问题大多在党项律令中都有所反映，《天盛旧改新定禁令》是在天盛（1149—1170年）末年，即大约在任得敬被处死的时候发布的，这恐怕并非仅仅是一种巧合。②接替任得敬担任国相的是斡道冲。斡道冲其人出自一个世代在党项宫廷中担任史职的党项家庭，作为一名儒士和西夏文、汉文教师，斡道冲用西夏文翻译了《论语》，并加了注释。此外，他还用西夏文写了一部关于占筮的论著——对于党项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都具有吸引力的题目。这两部著作都是斡道冲在世期间出版的，后来一直流传到了元代。在斡道冲去世后，仁宗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将他的形象画下来，并陈列在各地的孔庙和国学里。③仁宗这位党项皇帝特别擅长制造舆论，而且非常善于扮演有道之君的公众形象，在这些方面他与女真皇帝金世宗极为相似。但是金世宗赢得了儒家的赞誉，以“小尧舜”知名于世，而夏仁宗的美名则作为佛教圣徒广为流传。④仁宗监督和参与了从他的先辈起就已经开始进行的编辑和修订所有佛教译文的工作。虽然在元代又进一步加以完善，但实际上在仁宗统治的末年，西夏文的三藏就已经完成，并在14世纪尽数付梓。①对于宗教的热情，促使党项皇帝进行了最有说服力和最广泛的宣传活动。在仁宗统治时期，皇帝及其家庭成员，特别是他的第二个配偶罗皇后（汉人后裔），资助印制了大批最受欢迎的佛教文献，并在各种庆典场合广泛散施。就佛经的印制而言，最恢宏的场面出现在1189年。为了庆祝仁宗继位50周年，在这一年特意用西夏文和汉文印制了10万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5万部其他经典，印刷佛经成了庆祝活动的最重要的内容。
1189年是东亚地区变故频仍的一年。金世宗的去世和宋孝宗的让位，都发生在这一年，所以党项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来慷慨地表明自己对佛陀的感激之情。尽管与女真人偶有冲突，但是在仁宗漫长的统治年代里，大部分时间都相安无事。从总体上来说，西夏、金朝一直保待着一种非常诚挚的关系，当然，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和小规模的领土争端，在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矛盾斗争，到了12世纪末年，矛盾变得日益激烈。
女真人指责党项在边市贸易中以无用的珠玉换取他们的优质丝织品——这使我们想起了北宋也曾抱怨于阗使臣带来的粗劣的玉石充斥宋朝市场，结果金朝在1172年关闭了兰州和保安和榷场，直到1197年才重新开放。此外，女真对于陕西边境的越境非法贸易也极为不满，并因此而关闭了绥德的榷场。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有东胜和环州的边市了。12世纪70年代，干旱和饥荒席卷中国北部地区，而就在同一时期，党项在边界的侵掠活动也日渐增加。1178年，党项人袭击了麟州（这时掌握在金朝手中），从而将他们的掠夺活动推向了高潮。1181年，女真皇帝终于重新开放了绥德的榷场，并许可党项使臣享受在金朝首都贸易三日的特权。①1191年，一些党项牧人因迷路而进入了镇戎辖境，金朝逻卒驱逐了党项人，但后来反而被西夏人俘虏。而且党项人又设下埋伏，杀害了前来追赶的金朝官员。事后仁宗拒绝引渡肇事者，只是向金朝保证，这些人已经受到了惩罚。
相对来说，这些事件确实对双方广泛的友好关系造成了轻微的损害。在1189年和1193年，金世宗和夏仁宗都先后去世了。此后，他们各自的继承人的短暂的统治，实际上不过是内忧外患时代到来的序曲，其主要原因，就是在铁木真（未来的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的日益强大和统一。
①　＇97＇邓如萍的博士论文：《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第5章，“党项政府机构”，特别请参看第202—252页。这篇论文的大部分观点是根据克恰诺夫对党项律令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写成的。克恰诺夫这部四卷本的著作现在已出版。见＇260＇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这部著作的内容包括党项原始文献、俄文翻译和注解。克恰诺夫曾对党项律令的内容做过简短的说明，详见＇264＇《西夏法典（12—13世纪）》。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10b－11b；＇644＇《宋史》，卷486，第14019—14021页。
③　＇267＇克恰诺夫：《西夏军事法典：1101—1113年的〈贞观玉镜统〉》。
①　＇644＇《宋史》，卷486，第14109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212b，卷33，8a；卷34，15b—16a。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3，17b。
①　＇644＇《宋史》，卷486，第14024页。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9a—11b；＇646＇《金史》，卷134，第2869页。
③　＇644＇《宋史》，卷486，第14024—14025页。译者按：《宋史》：“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典，弟子员赐予有差。”“大汉”应是宋人自谓，夏所建者是“太学”，“大汉太学”似不当理解为学校名。
①　＇489＇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第41—44页。
①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3b－7a，12a。
②　＇644＇《宋史》，卷486，第14025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13b—14b。
①　关于庄浪，见＇646＇《金史》，卷91，第2016—2018页。关于西夏与四川的联系，见＇644＇《宋史》，卷34，第643—644页；卷486，第14026页；＇587＇周必大（1126—1204年）：《文忠集》，卷61，17b—18a；卷149，16a－17a；＇646＇《金史》，卷61，第1427页。译者注：《宋史·西夏传》下：“乾道三年五月，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藩，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得敬间使再至宣抚司，夏人获其帛书，传至金人。”所获者为任得敬之使。
②　＇646＇《金史》，卷91，第2017—2018页。
①　＇646＇《金史》，卷134，第2869—2870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7，13a。
②　＇438＇佐藤长：《古代吐蕃史研究》，第2卷，第11—14、28—29、711—738页；＇381＇伊丽莎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第106—107、114—115页；＇3＇安部健夫：《西回鹘的都城何在？》，第439—441页。
①　见＇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英文摘要）。司律思是最早注意到党项统治者与佛教关系的学者之一，见＇449＇司律思：《蒙古鄂尔多斯的民间传说》，第172页。关于党项人对夏皇帝的佛教尊称，见＇693＇卜平：《西夏皇帝称号考》。
②　参见本书第229页注①。
③　＇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第83—84页；＇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文译本，第128页。在这部书中，误将他的姓“wo（斡）”拼成了“Kuan（翰）”。＇544＇吴其昱：《列宁格勒藏〈论语〉西夏文译本》。
④　参见＇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82页。关于仁宗敕建新修甘肃黑水桥的文献，见＇696＇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669＇钟庚起：《甘州府志》，卷13，11b—12a曾著录了该碑铭，但是没有引起吴广成或戴锡章的注意。沙畹翻译了铭文的汉文部分，见＇60＇沙畹：《A。I。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