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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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65年，唐朝政府得以部分重建自己的权威，但是吐蕃在这时已经完全占据了陇右（河西与甘肃东部）。唐朝政府计划将各个不同的党项部落以及党项部落与吐蕃之间分离开来，根据这一计划，唐朝政府对四分五裂的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口重新进行了安置。与此同时，唐朝还采取紧急预防措施，以割断吐蕃与鄂尔多斯部落居民间的商业联系。在这次重新安置的活动中，静边州和夏州六府党项被移徙到了夏州以东、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的地方。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也因为他对唐朝的忠诚，被派回来抚绥并重新安置他的部落。①拓跋朝光很可能是拓跋赤辞的直系后裔。虽然拓跋赤辞本人显然并没有得到静边都督这个职务，但是这一官职最终还是授予了他所代表的拓跋家族。党项人的行政中心由庆州向北移到了银州，在创建以夏州附近地区为基础的政权的过程中，拓跋部得到的新的官号也为他们带来了荣耀。
在前吐蕃时期，有一批党项人残留在了庆州境内，其中主要为野利、把利和破丑三个氏族，有一位叫拓跋乞梅的党项首领也留在庆州，但我们既找不到他与拓跋朝光有关的材料，也不知道他与吐蕃有多深的关系。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党项部落的重新组合，党项人被公开分为日后可能成为对立面的两个不同的分支，当时将这两支党项人分别称作平夏部（在夏州）和东山部（在庆州）。①虽然有些党项人还在继续与吐蕃勾结，但是其他的党项人已经成了吐蕃掠取牛羊活动的目标。盐州，由于其地处夏州之西，并且直通唐朝朔方节度使官府所在地灵州，所以多年来一直是吐蕃与唐朝反复争夺的地区。786年，吐蕃人入侵到了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并深入到了夏州，党项刺史拓跋乾晖（拓跋朝光之子）放弃了夏州城，使夏州陷入吐蕃之手。虽然吐蕃在第二年就撤离了夏州，但他们此后还在继续从事掠夺鄂尔多斯居民的活动。通过饲养牛羊、贸易活动以及掠夺定居的边疆居民的活动，夏州以外的党项部落在人口数量和物质财富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增长，但他们自己也因此被看作是天生的强盗。在徒劳地想遏止唐朝官员的贿赂和渎职行为的同时，唐朝政府还不时地试图禁止与这些部落间的私人贸易，停止以汉地丝绸和武器交换鄂尔多斯牛羊的违禁贸易活动。②周期性的镇压和报复性的掠夺，形成9世纪党项与唐朝关系的一个鲜明特点，而这种情况则是由于唐朝对其边缘地区控制能力的削弱而引起的。频繁的事变表明，党项部落畜牧财富的增长引起了唐朝边疆官吏的贪欲，他们或是利用不公平的市易规定来剥削党项部落，或是公然掠夺党项人的牲畜。为了报复，党项人经常在吐蕃的帮助下侵掠夏—盐地区的唐朝边境州县。对唐政权及其军队来说，家畜的牧养和马匹的供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经营家畜和供应马匹的活动转由党项人控制时，唐朝通往灵州的交通线便时时面临着被阻断的危险。①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846—849年之间，最早出现了南山党项这个名称。南山党项是指居住在夏州西南、延安以北、横山附近山间谷地的党项部落。他们的首领后来被确认为野利氏的首领。据记载，南山党项比平夏党项更贫穷，也更好斗，他们是平夏党项的世仇。南山党项很可能是来自庆州或盐州的流亡者，他们被夹在了两大势力之间，在他们的北面是党项平夏部，南面是唐朝，党项与唐朝间相互争夺，都宣称对这片边境地区及其居民具有统治权。②①　关于党项的迁徙和重新安置，见＇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131—136、165—175、211、236页及注释＇17＇；＇569＇《唐会要》，卷98，第1756页；＇571＇《新唐书》，卷221上，第　6215—6216页。
②　＇512＇崔瑞德：《玄宗》，《剑桥中国隋唐史》（上），第435—436页。＇386＇埃德温·G。普利布兰克：《内蒙古的粟特居地》。＇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2—216页。
①　＇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7页；＇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7—226页。
①　＇5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4页。
②　＇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7页；＇569＇《唐会要》，卷98，第1757页。
①　＇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58页。
②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1—75页。
唐朝的灭亡
通过9世纪后半期和1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的长期发展，在内亚草原和中国缓慢地形成了新的力量组合。840年左右，当吐蕃与回鹘帝国同时崩溃之后，在河西和鄂尔多斯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居无定所的抢劫集团。最后有一股回鹘人在甘州定居下来，他们最初得到了本地吐蕃首领的庇护。一个新的回鹘王国在甘州扎根，并在10世纪时逐渐将其势力扩展到了相邻的肃州和瓜州的绿洲。
当河西汉人张议潮在沙州组建了效忠唐朝的军队之后，吐蕃人在河西的影响进一步被削弱。大约851年前后，张议潮遣使入朝谢恩，号称归义军。张议潮的地方政权一直存在到了10世纪，这时的归义军已经成了曹氏家族世袭统治之下的、独立的河西汉人前哨基地。沙州政权与甘州回鹘之间不时发生战争，但是在10世纪初年，为了保证由中亚通往内地的商路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通畅，双方达成了临时的妥协。①甘州回鹘也与吐蕃人占据支配地位的凉州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沙州政权则通过联姻与信奉佛教的于阗王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对于沙州和于阗政权来说，吐蕃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尽管各自的利益有别，但是于阗、沙州、甘州以及凉州诸政权间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通过河西到达塔里木盆地的转输贸易，通过贸易他们各自都可获得大量的财富。党项影响的增长及其控制转运贸易的野心，使他们的这些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虽然唐朝统治者已无力统治河西，但是他们对河西马匹的需求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正相反，唐朝统治者对于来自河西的马匹的依赖，在与党项的关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在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国崩溃之前，前往唐朝的回鹘商人和使节往往都是取道阴山，经阴山向南渡过黄河，通过鄂尔多斯到达夏州，然后再到唐朝都城。党项人这时已经在与唐朝的马匹贸易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回鹘人选择的这条道路穿越党项地区，从而对党项的地位构成了威胁。840年以后，边疆马匹贸易道路向西迁移，途经灵州，这样一来，党项与回鹘在河西贸易的问题上又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居住在灵州路沿线的党项部落胁迫唐朝使节，掠夺回鹘商队，然后将战利品卖给其他的部落。对于唐廷来说，灵州向来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这里又是唐朝采购马匹的首选之地，所以党项掠夺活动的后果，往往促使唐朝派遣军队来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
9世纪末年，唐朝统治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种形势使西夏党项的野心大大膨胀。当875年黄巢起义爆发之后，唐朝北方与河西的联系就中断了。早在873年，夏州资深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就已经占领了宥州（静边以东，在今陕西），并自称刺史。880年末，当黄巢攻陷长安时，拓跋思恭率领新集结的汉党项羌军队帮助效忠唐朝的武装，将起义军赶出了长安。881年，拓跋思恭因功被任命代理夏、绥、银节度使（他的前任已叛投起义者），不久以后，就由代理转为正式节度使。882年，拓跋思恭管辖的地区改名为定难军，这一地区包括了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后来又包括了静边，到了五代时，静边就成了静州。①此后，拓跋思恭在其对手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的领导之下，继续支持唐朝的统一活动。当黄巢在883年被击败之后，唐廷授予了这位党项将军几个阶位更高的职衔，并赐予唐朝国姓李，封夏国公。
党项与沙陀最早相遇是在847年，当时吐蕃、党项与回鹘大肆劫掠河西，唐廷在盐州发动了一场讨伐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沙陀首领朱邪赤心（后改名李国昌）受命担任前锋。后来，朱邪赤心因在镇压庞勋起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869年接受了唐朝赏赐的国姓。在此后的10年里，他不断对缘边地区的部落发动战争，从而巩固了自己在振武（位于夏州东北）的地位。朱邪赤心至少在878年曾袭击过党项人。党项与沙陀相持的局面最后是由于党项原来的盟友吐谷浑的介入而被打破的。到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时，沙陀终于击溃了吐谷浑，将其统治权扩大到了整个山西北部地区。②与此同时，拓跋氏在唐朝的庇护之下，小心翼翼地扩充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势力，以避免与沙陀之间的不必要的对抗，或者对李克用手下强大的沙陀部人表示出不必要的恭顺。895年左右，拓跋思恭去世了，他的弟弟拓跋思谏继承了思恭的指挥权和其他的头衔。拓跋思恭的另外两个弟弟后来也担任了节度使职务，但是第二个弟弟投降了西川节度使王建，而王建在907年建立了前蜀政权。在多年苦心经营的基础上，拓跋思恭和他的追随者离开了鄂尔多斯地区，返回了与党项故地相邻的地区。①①　关于9、10世纪甘州回鹘和河西的状况，见＇172＇J。　R。哈密顿：《中国史料中五代的回鹘》；＇381＇伊丽莎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55—362页；森安孝夫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评价，见＇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
①　＇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9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9—84页。
①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88页。
五代时期的党项
在唐末争夺中国北方统治权的斗争中，朱温是一个强有力争夺者。907年朱温后梁政权（907—923年）的建立，正式宣告了唐朝的灭亡。李克用仍然是山西北部的强大的独立政权的统治者，905年，他与契丹结成联盟，这样就使夏州直接与东方敌对的邻人对抗。客观形势迫使党项人必然与后梁乃至一切与沙陀契丹轴心相对立的势力结成联盟。
拓跋思谏死于908年，继承权落入了他的养子，拓跋思恭的孙子李彝昌的手中。一年之后，李彝昌死于夏州军队发动的一次兵变，拓跋思恭家族大权旁落，继承权转由以李仁福为首的旁枝掌握。李仁福是李彝昌的叔叔，早先曾担任过夏州军队的普通将领，他是被那些与他地位相当的将领们推举出来担任节度使的。此后不久，夏州成功地抵御了凤翔、河西节度使李茂贞和李存勗联军的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后来一支后梁的援军赶来解了围，李仁福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阶。922年，李仁福向洛阳输送了500匹马，此举可能就是对后梁帮助他抗击沙陀的回报。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儿子，正是他创建了后唐政权（923—937年），后唐位于山西境内，是一个强大的独立政权。
在这一时期，辽朝的建立者阿保机发动战争，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边疆地区的部落归附，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党项部落。尽管有些党项部落开始向辽廷称臣纳贡，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夏州节度使与辽朝间在这时有了正式接触。李克用早年与阿保机建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923年。这时，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已取代后梁，成为中国北部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权。面对契丹日益增长的威胁，党项首领李仁福不得已承认了新的后唐政权，以换取后唐对自己地位的认可，并接受了后唐册封的更多封号，至924年，李仁福“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朔方王”。①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沙陀与党项的关系是非常诚挚的，但是沙陀人还是怀疑李仁福与契丹之间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联盟，而怀疑的根据显然只是捕风捉影的谣传。正因为如此，在933年李仁福去世时，后唐朝廷就转而试图要由自己来直接统治夏州地区。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原来继任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后唐命令李彝超改任延州彰武军节度，而由原来担任彰武节度的粟特人安从进取代李彝超，任定难军（夏州）节度使。正如后唐朝廷所虑，这样一种调换必定会严重威胁到党项人的利益，从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李彝超上言“缘三军百姓拥隔，未放赴任”。安从进在5万兵士的护送下赴任，兵士们包围了壁垒森严的夏州城。党项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联盟的支持，这些部落将邻近的农村抢夺殆尽，切断了围攻者的供给线。相持了三个多月之后，后唐军队终于还是被迫撤退了。李彝超向洛阳后唐朝廷上书谢罪，并正式被委任为定难军节度使。为了表示谢意，李彝超向后唐献马50匹。①夏州继续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党项人的财富当然主要是来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马匹，尤其是党项财富的重要来源。对后唐统治者而言，如何能够尽量缩减来往于洛阳的无穷无尽的外来马匹贸易的巨额耗费，同时又保证军队马匹的充足供给，往往使他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五代的有关记载中，清楚地反映了后唐明宗（926—933年在位）面临的这种窘境。在洛阳的马匹贸易者中，回鹘和党项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党项人以醉后联袂歌舞来回报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尔多斯地区的轶闻趣事来取悦沙陀君主。929年，后唐朝廷宣布，所有马匹贸易转由榷场交易，禁止外国商人前来京都。但是这个计划显然是遭到了失败，在禁令颁布之后，仍然保持着“番部羊马，不绝于途”的局面。②除了从事贸易获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灵州和庆州境内的党项部落仍然是以劫夺来自西方的回鹘商队为生。932年，党项部落杀害了一位回鹘使节，后唐邠州（陕西彬县）刺史药彦稠率领军队惩罚了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933年，当安从进前往夏州赴任时，药彦稠也率领一支军队相随。很可能就是因为后唐统治者惧怕党项与契丹通谋侵袭灵州附近地区，才在933年萌发了从夏州赶走李（拓跋）氏的想法。933年战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独立于后唐之外。在鄂尔多斯地区那些劫掠成性、仇杀成风的部落中，夏州党项的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国北部逐渐强盛起来的中央政权和东北地区迅速崛起的契丹国等更强大的政权之外，夏州党项显然也非常想扩大自身对于鄂尔多斯地区诸部落的影响。
李彝超死于935年，继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资料说是他的哥哥）彝殷（因为与宋朝开国君主的庙讳相犯，后来改为彝兴）。直到967年去世为止，李彝殷统治夏州长达32年。现存资料表明，就未来出现的西夏的发展，以及汉党项关系而言，在李彝殷长期统治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
943年，因李氏统治氏族内部不和而导致了一场公开的战乱。李彝殷的弟弟、绥州刺史李彝敏密谋推翻他的哥哥。阴谋败漏之后，李彝敏与其同盟者（包括一个弟弟）逃到了延州。延州位于绥州以南340里，这时属后晋（936—946年）控制。后晋朝廷答应了夏州首领提出的送回叛乱者的请求，命令延州官员将李彝敏的同党送返夏州，最后李彝敏被处以死刑。李氏家族成员有二百多人与这次阴谋活动有牵连，结果在党项内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李彝殷将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从宥州调往绥州，以替代李彝敏的位置。此后不久，这一地区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杀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