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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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仪式以确保他的忠诚。小皇帝与耶律斜轸在她面前相约为友，互相交换了弓矢鞍马。③皇太后随后授予斜轸许多重要职务，任命他为北院枢密使。他一直到1004年与宋作战期间死去前都很有权势。另一位帮助稳定统治的契丹人是统帅耶律休哥，他从984年一直到998年去世前都担任枢密使的重要职务，而且在这一时期的所有战争中都发挥着作用。④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韩德让稳步登上顶峰的大致步骤：当998年耶律休哥去世时，韩继承了他的职位于越，而当斜轸一年后死去时，他又担任了他的北院枢密使之职，他除了原先的南院枢密使一职之外，又占有了这两个职位。从999年到1011年，韩掌握了辽朝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领导了其下的中原和契丹两个组成部分，这远远超过了他前后任的任何大臣。⑤当承天皇太后活着的时候，她专权是毫无疑义的。这些重臣是皇太后的人，而新皇帝则完全受他的母亲控制，甚至当他成年时，他的母亲还当众呵斥他，有时还打他。新皇帝即位后不久，她就采取了一项非常措施以确保她摄政的权力。在辽朝统治者正式登基前，他要正式通过重要的契丹宗教仪式再生仪，在这一过程中，他象征性地再一次降生。①在契丹部落贵族的眼里，这一仪式确定了新皇帝的统治权力。在这一情况下，皇太后本人不是一次，而是至少三次经历过这种仪式，其中第二次是在984年，而第三次是在986年。以后，担任摄政的皇太后们也都举行同一仪式就职。
皇太后并不是一位反复无常的暴君，而是一位深深懂得权力的现实性和统治艺术的统治者，她总是愿意听取他人的建议。她赢得了辽朝官员，无论是契丹人还是汉人的极大忠诚。她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朝政管理人才，而且还仿效阿保机的皇后（应天皇太后）成为一位军事统帅，领导着她自己的、能够投入1万骑兵的斡鲁朵。②甚至在1005年承天六十多岁时，她还指挥军队同宋作战。《辽史》很贴切地概括了她的成就：“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为多。”③圣宗时代是辽朝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从983年到1031年的一系列流血与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契丹军事力量扩展到了极限，虽非全部以胜利而告终，但以结束了北亚一个世纪的局部冲突和不稳定的和解与各方力量均衡而结束。与宋在1005年的和解和与高丽在1019年到1020年间的对峙标志着辽朝与主要邻国的大规模战争状态的结束。在国内，这一时代也经历了奚的最后和平并入、渤海人大规模叛乱的被镇压、西北诸部落的平定。只有辽朝与新兴国家西夏的关系问题和与女真诸部旷日持久的纷争问题还在下一个统治时代干扰着各方力量均衡。这些事件在北亚产生了一种力量均衡并一直延续到12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它们和正在从内部转变的契丹国家的基本变化一样，在同一时间发生。正是这些变化，将新的中原影响施加于行政管理之上，这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
①　她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1，第1201—1202页。
②　有关这一制度，见＇541＇魏特夫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191—192、206—212页；＇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第44—91页。
③　＇645＇《辽史》，卷8，第90页。他的传记，见《辽史》，卷78，第1267—1268页。
①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9，第1271—1272页。
②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2，第1289—1291页，他后来的名字为耶律隆运。他以一系列的名字在历史中出现。1001年，皇帝赐他新名德昌。1004年，他被赐予皇姓耶律。1010年，在他临终前，他又被赐予新名隆运。他没有儿子，而他兄弟们的子孙直到辽朝灭亡都地位显赫，仍继续使用韩姓。有关他的家庭，见＇769＇李锡厚：《试论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的历史地位》。
③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4，第1233页。
④　＇645＇《辽史》，卷74，第1230页。
①　＇645＇《辽史》，卷74，第1234页。
②　见＇802＇罗继祖：《辽汉臣世系表》，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4，35号，第2—4页。
③　＇645＇《辽史》，卷74，第1235页。
④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2，第1289—1291页。
①　有关韩德威的家族及其半契丹化身份，见＇541＇魏特夫与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220页和注420。
②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3，第1302页。
③　＇645＇《辽史》，卷10，第111页。
④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3，第1299页。
⑤　见＇667＇万斯同：《辽大臣年表》，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4，33号，第8—9页。韩从999年占据着所有这三项职位，直到1002年七月，另一个汉人邢抱朴成为南院枢密使。然而，在1004年初邢死时，这一职位又归还给韩德让。
①　＇645＇《辽史》，卷53，第979—980页；＇541＇魏特夫与冯家昇书，第273—274页。据《辽史》，卷116，第1537页，规定每12年重复一次。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339—347页；＇694＇王民信：《契丹的“柴册仪”和“再生仪”》。
②　＇645＇《辽史》，卷31，第367页；卷35，第404页。
③　＇645＇《辽史》，卷71，第1202页。她的姐姐胡辇，嫁给了圣宗的叔祖罨撒葛，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军事统帅。罨撒葛死后，她掌管他的斡鲁朵，并进行了平定远在西北的阻卜部落的战争，在那里，她于鄂尔浑地区建立了要塞可敦城。见《辽史》，卷13，第145、149页。1006年，她由于参与谋反而遭到监禁，但此事的细节并不清楚。她在1007年死于监禁。见《辽史》，卷14，第162—163页；＇595＇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3，第142页。
朝政的变化
考试制度
早在太宗时期，就有一些选拔政府后备官员的考试，但是在景宗统治时期的977年于南京建立一个考试机构之前，并没有正式的和有组织的考试。①首次进士考试于988年举行，②考试延续到辽朝末年，起初像唐朝那样定期举行，以后则变得不定期。开始，每次考试只产生一名或两名候选人，但在大约公元1000年以后，则有20名或40名，有时是更多的候选人通过每次考试。③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进士都能够当官；后来，金朝政府宣称他们的先朝辽只给每十个合格者中的两个或三个人安排职务。①也许使汉人官员中产生出大量精英人物的考试在实践上的成功，起初还不及其作为正式中国王朝规范行为和尊奉中国社会准则而从公众中选拔人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②辽朝汉人高级官员的儿子和孙子们也像唐朝那样享有入仕（荫）的世袭权利，而且这样的新人选通常比考试合格者更有前途。这一做法同契丹人世袭继承（世选）的普遍传统做法相符。许多职务是为耶律氏和萧氏这些特殊氏族的成员所设置的。契丹人被禁止参加汉式科举考试。圣宗死后不久，皇族的一个杰出的学者式成员耶律庶箴，由于允许他已成年的儿子非法参加进士考试，而被责罚了200皮鞭。③他的儿子不再被任用，后来还是因为能够通过连续用三支箭射杀三只野兔来证明其精通真正的契丹武功——射箭，才被提升。④汉式考试所设置的科目有时也有独具特色的契丹式特点：在1036年，进士考生必须以《日射三十六熊赋》为题撰写他们的韵文（赋）！⑤历史记录的系统保存
在圣宗朝以前，似乎有宫廷日记人员，而且一些历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传说的作品被受命编纂。在941年一件有关王朝创始人奇首可汗的事迹被官方编纂；⑥而在太宗时期，《七贤传》（七位名流的传记）写成。①在圣宗时代，已有历史编纂机构国史院和国史负责官员监修国史。在991年他们呈献了第一部辽朝的实录，这些景宗统治时期的记录被分为20卷，监修国史室昉按传统方式获得奖赏。②我们还知道在圣宗时代一种每天的记录（日历）——以后实录据以完成的原始材料——已经被编纂，而在1003年官员们被告诫“修日历毋书细事”。③1011年规定：“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④到兴宗朝的1044年，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担任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的萧韩家奴⑤把大量中国历史著作翻译为契丹文，⑥而且还同两位杰出的契丹学者耶律谷欲和耶律庶成开始⑦早期实录的编撰。
大约在994年辽朝第一次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历法。⑧法律编纂
10世纪80年代辽帝国逐步汉化的发展趋势，还可以通过按照汉人方式编纂早期混乱与不规范的一系列法律措施来印证。当时口头的契丹习惯法适用于契丹人和其他部落民，而唐朝编纂的法律适用于汉人。重视以汉式法律作为适用于所有臣民的标准法律似乎归功于皇太后的影响，她以汉式法律为基础，非正式地解决了在她之前出现的所有争端。①在983年，由南京地方当局呈献的唐朝法典被下令翻译成为契丹文以供北府行政官员们使用。②通常，唐律载明的刑罚比契丹习惯法量刑要轻，而且唐律更系统更合理。汉式法律至高无上的另一表现是994年的一项规定，即任何契丹人违反了十恶罪——一个纯粹的汉式观念，建立于儒教伦理价值之上——之一，与汉人同罪。③1027年，一部汉式法典被下令编纂修订。④该项工作完成于圣宗死后。
对辽朝所有臣民都适用的汉式法律的实施，导致了契丹人内部的敌对反应，圣宗死后的1031年，新皇帝的弟弟、北面官的首领耶律重元要求五京各自设立一个契丹警巡使，以监督法律的执行。这或许是作为对契丹人情绪的一种让步。⑤作为辽朝统治者中一位公正的，也许是最优秀的皇帝，圣宗留下了美名。但即使是他，也要对武断的个人裁决负有责任，特别是当他喝醉酒时。鉴于此前穆宗曾有过类似的事情，因此在1014年，他下令在他喝醉酒的情况下，他的大臣们不要根据他的各种决定行事，而是要等到翌日由他复查他的决定。
国家与农业
10世纪末，辽朝的经济还是支离破碎的：北方诸部落保持着他们的草原生活方式，依靠他们的牲畜和最低限度的农业生活；但南方的奚人则一直从事农业，渤海人也是如此，而且在占领十六州以后，其原有的汉族农业人口越来越成为生产的中心和契丹帝国人口最稠密的部分。圣宗时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发展交通，鼓励发展农业和保证合理的税收。
在整个圣宗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允许并鼓励开发和清理荒地，而荒地的耕作者将要作为纳税人。有时候，土地连同耕牛一起分配。1014年的禁止诉讼妨碍农业的法令或许与这些措施有关。996年禁止军队无故行猎和破坏庄稼。监察官被派出查看庄稼和鼓励农业与果树种植。有时皇帝还亲自检验收成。
类似的措施一直延续到约1070年。引起持续争端的是在南京道地区灌溉士地以种植稻谷的汉式举措。在景宗统治时期（969—982年）这样的建议被拒绝，1064年一项禁令被重新强行实施。在1068年，最终下令允许种植稻谷，但军事要道除外。由于水渠与稻田的布局将会构成契丹骑兵作战的不利地形，所以政府的拒绝理由显然是基于军事考虑。
道　路
在圣宗朝初期（984—989年），为方便马车通行和发展邮传制度而注重修筑道路与桥梁，这对于上传下达的便捷是极其重要的。①在1027年，出于安全考虑，官道两旁各宽30步的狭长地区被下令清理出来。
赋　税
契丹的税收历史几乎不可能完全阐明。部落民有传统义务提供皇帝需要时所设定的劳役或赋税。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正常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由南京道定居人口缴纳的。这里的赋税比所有契丹地区的还要重。至少宋朝史家认为，辽朝税收比宋帝国要沉重得多。汉人百姓的劳役似乎没有规律可循，人力的专门调用有时很少考虑农业生产的正常需要。
甚至在辽朝末年，其全部税收也没有达到正常的汉式水平。912年，在阿保机的汉人谋士韩延徽（882—959年）的建议下，契丹首次在定居臣民中设立赋税制度。他们继续施行唐朝制定的两税法，加上各种附加税诸如农业履行税，而且他们经常征发人力强迫劳作。海盐和湖盐被征调以实行盐的专卖。还有酒、粬和其他各种商业税在榷场交易和货物运输中加以征收。
圣宗时代没有新的发展，但很明显，多次战争的消耗导致财政拮据。991年首次进行了一次土地测量①和人口调查登记，997年进行了各斡鲁朵部民人口的调查登记。②在10世纪90年代政府多次通过各种方法来重新调整赋税：991年北府宣徽使被派赴北京周围地区调查逃税和劳役的情况；③994年政府下令建立“均税法”，④这样做的意义还不清楚，当然到圣宗时代晚期，仍存在着极其的不公，所以他的继承人下令重新实行新的赋税制度。⑤995年，一些地区的赋税增加很多，997年因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百姓无法承受而减税。⑥998年实行了进一步的让步措施，⑦1002年南京及平州地区又一次免租税，而且减少了关市税。①1005年与宋的和议立即减轻了辽朝的财政拮据状况。宋朝政府提供的岁币占辽朝全部国库收入的很大比重。可是以后几年中新的贸易税又被征收，沉重的赋税继续实行。
货　币
甚至在阿保机时代之前，契丹就曾铸造铜钱，而且太宗统治时期（927—947年）曾任命过一位官员掌管钱币和铁器的铸造。傀儡后晋政府的建立者与契丹的忠实奴仆石敬瑭提供了大量铜钱支援辽朝的经济。但据宋朝俘虏胡峤的记载，在景宗统治时期，即使在京城也是以丝而不是以钱作为流通的重要手段。②起初契丹严重倚赖从中原进口的钱币，所以在辽朝统治地区发现了大量宋朝钱币。只是在景宗晚期，随着982年乾亨通宝的发行，才开始钱币的流通和正式铸造。③983年圣宗即位时开始了另一种新铸币统和通宝。当几乎一个世纪前由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在今北京附近埋藏的一大批铜钱被发现后，又带来了一大批储备钱币，而到圣宗统治时代晚期，似乎已供应充足。④大量宋朝钱币在辽朝领土流通。但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钱币的数量，同唐或宋相比仍非常少。圣宗统治时期以后，货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但钱币的铸造仍供不应求。
1055年钱币供应的危机似乎加剧了。铜和铁的私造与交易被严格管制，对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金属出口被禁止。①从1056年开始，通行东京铸造的钱币。②11世纪剩下的时间，虽然新币于1055、1065、1074、1084、1102和1112年被铸造，甚至高丽史书也提到了铜钱在辽朝的广泛应用，但辽朝似乎对流通中的钱币的质量不大控制。保存下来的辽朝钱币的粗制滥造证实了这一点。到11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对钱币短缺的传统官方反应：铜器铸造禁令（1084年）和金属与钱币出口禁令（1088年）。③在1090年，作为使节被派往辽朝的苏辙记载道，那里所有流通的钱币都是宋朝的铜钱。④到12世纪初期，政府开支开始远远超过其岁入和钱币生产，王朝伴随着严重的钱币短缺而结束。
中京的建立与奚的最后归并
经过了阿保机统治时期一系列反叛和契丹人的讨伐后，从太宗时代起，奚人最终接受了在契丹国家内同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