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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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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的大燕朝的皇位。①在当时，惊慌失措的朝臣把占压倒优势的政府军的惨败归咎于缺乏一个受权的最高统帅以指挥和协调几支军队的将领的行动，虽然这不能完全解释这次战败，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因各个节度使在联合作战中各自为战而引起灾难性后果之事，则是不乏其例的。
这样，刚在一年多以前似乎几乎完蛋的叛乱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它的结束遥遥无期。759年秋洛阳和汴州陷落，政府命运进一步恶化。从此以后，时而一方主动出击，时而另一方主动进攻，但双方都未取得任何明显的胜利。长时期的对峙一直持续到761年初期。也许就在这一叛乱阶段，出现了对现存政治和社会秩序最有害的后果。虽然朝廷幸亏没有其他危险的僭号者出现，但它本身却不能恢复元气。汴渠源头几个关键地区的丧失和汴渠本身的失修，排除了从长江各地取得大量收入和运输军事物资的可能。因此，朝廷能取得收入和支援的地区依然是十分有限的，面对这些地区，政府不得不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②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叛乱者盘踞的河北地区一定非常困窘；但自756年以来已没有大的战斗，此时它可能已从最初叛乱造成的困境中恢复过来，并且又变得比较富饶了。
从长期看，具有同样严重后果的是，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多地从中央当局手中丧失。这些年的记载充满了哗变和小叛乱之事，它们几乎都出于个人的野心和对抗，而不是为了宏图伟业。政府一再因这类与主要叛乱活动或叛乱政权毫无关系的动乱而分散精力和受到牵制而不能实现它的主要目标。759年晚期，接着又在760年初期，在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叛乱。760年后期，长江下游又有一次大起事，761年和762年的四川也有起事，但这远远不是所有的动乱。地方权力斗争、暗杀和公开蔑视秩序的事例甚至更多。
这类目无法纪的行为常常使人难以分清敌友。例如，长江下游地区诸城市遭受的唯一一次严重战祸发生在760至761年冬季镇压刘展叛乱的时期。前来镇压叛乱者的政府军在扬州和楚州这两个富饶无比的商业城市胡作非为，大肆掠夺和杀戮而不受惩处。数千名外国商人被杀。①762年，由征苛刻的税的企图引起的民众起义也遍及长江下游地区。袁晁领导的叛军据说总数即近20万，他们蹂躏了浙江的大部分，直到763年阴历四月才最后被镇压下去。
在中央政府的眼中，比这些叛乱甚至更加严重的现象是地方将领日益不请示京师就擅自行动的倾向。这些地方当局从朝廷往往已得不到指导和真正的帮助，而只能自己临时设法满足地方的需要，例如在财政方面就是这样。但在其他方面，它们干脆对朝廷的指令置之不理。总之，由于战争艰难地进行而冲突又无结束的迹象，对王朝政权的一种信任危机显然发展了，它转而又妨碍政府作出粉碎叛乱的决定性的努力。
叛乱者当然一定继续希望帝国权力全面崩溃。至少，史思明的将领们期待达成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容许他们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消耗战既拖垮了中央政府，也拖垮了叛乱者。可能为了寻求新的供应来源，史思明在761年初期又对勤王军的领地发起进攻。事实上，是叛乱者而不是政府军差一点有了决定性的突破。761年4月在洛阳附近的又一次大战中，他们击溃了政府军，并且威胁要沿黄河向西发动另一次进攻。但史思明不久被其部下所杀。①这对叛乱者来说是一个大灾难。他的死亡使发动新攻势的前景趋于破灭，并且也使叛乱长期所抱的胜利希望烟消云散。如同安庆绪，我们的史料对史朝义也不注意，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叛乱者在他的领导下有一段时期依然是强大的。直到进入762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境况才不利于他，并且又像安庆绪那样，他最后被他的一些高级军事将领的背叛所解决。现在正在为第四个首领效劳的这些人发现，保全个人性命的要求优先于效忠的要求。
762年阴历三月新帝代宗在长安登基，但他的继位对冲突的进程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可是他登基后随即颁布大赦，以重申肃宗的宽大政策，这对结束叛乱起了直接的作用。②叛乱的结束是突然来临的。可以确定战争最后阶段的日期从762年的初期或中期开始，但不论在那一年的初期力量对比可能发生了何种变化，政府的大捷和大量失地的收复都只是秋季攻势的结果。阴历九月，派往回纥可汗的使者发现，史朝义已在试图说服回纥人进行反唐的干预。唐帝就派曾以女儿嫁给可汗为妻的仆固怀恩前往回纥朝廷；仆固在那里说服可汗参加对史朝义的协同进攻。对朝廷来说，再次向回纥寻求军事援助的行动肯定是它经过六年连续的战争和内乱后在虚弱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措施。①决战以阴历十一月叛乱者在洛阳城外的惨败告终。洛阳又被收复，然后同样遭到勤王军和回纥人的蹂躏和掠夺。史朝义在这次战斗中人马大量丧失使他处于严重的劣势。这次战败对他主要的战地将领的影响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尽管叛乱者在河北仍拥有重兵，但这时将领们相信他们的事业已经失败。他们一一背叛史朝义而向皇帝投顺。史朝义接连败北，最后被赶往河北的北面。当763年初期他抵达安禄山原来在范阳的根据地时，守将把他摒于城门之外。他被迫逃入契丹和奚族之间的边境，根据一个记载，他终于自尽而死。随着他的死亡，叛乱结束。
叛乱是在没有任何最后的和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结束的，这种方式反映在763年河北建立的新权力结构方面。肃宗和代宗几年来都积极地鼓励叛军首领们自动投降。在叛乱后的处理中，叛乱的全部责任由安、史家族及其直接支持者承担。所有其他的叛乱者都准许为唐王朝效力，许多叛乱头目被批准在原辖地任官。②朝廷不但愿意赦罪和保证安全，而且还确保叛乱将领的权力和官阶，其原因有二：它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急于结束敌对行动；它预料一旦和平和现状得以确立，就能够控制以前的叛乱将领。这一政策在唐王朝第一个十年进行得很顺利。但在这时这种政策的实施结果就不像预料的那样。当然，主要叛乱将领的倒戈最后促使叛乱迅速瓦解。但河北——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富饶的道之一——这时一分为四，并且落到了被代宗朝廷任命为节度使的前叛乱将领手中。政府与其说是镇压叛乱，倒不如说通过妥协的解决办法来结束叛乱。在河北，妥协的代价证明是昂贵的。
在全帝国，占主导的心情是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欢欣鼓舞。以前人们很多次对胜利抱有希望，结果反而失望。现在“胜利”已经来临，但“胜利”是暗淡的，是通过代价十分昂贵的回纥盟军的干预和对叛乱者的全面宽大取得的。
全帝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的状态。实际敌对行动的结束使政府面临大量紧急的问题。第一种倾向是想重建755年的状况，因为很少人——虽然他们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能认清几年叛乱的事态已把国家和社会改变到什么程度。这些变化已使简单地恢复旧制度成为不可能之事。以下几方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变化。
一、军事化已经大规模实行。武将们行使大权，支配着地方行政和占有所有主要的战略要地。大批的人——可能超过75万——都武装起来。在以后半个世纪，甚至程度较轻地在王朝以后的其余时期，军方一直是帝国生活中的主要力量。
二、地方行政的结构已被改组。到763年，节度使和观察使控制的政体已在整个帝国成为处于中央政府和旧州县之间的常设权力纽带。这些地方政体发展成为本章下文讨论重点的自治和半自治形式。
三、新的社会成分被引进政治领导之中。通过作为军人取得的战功或在准军事政府中效劳，许多人在官僚体制中升至高位；或者取得了以前没有机会取得的财富和社会威望。
四、国家的财政结构已经崩溃，需要新的方法来筹措收入。地方的税收记录已被销毁、散失和过时。到763年，政府完全缺乏重新推行旧的高度集权制所必需的严密的行政控制，适合新形势的新方法已开始在叛乱期间逐步形成。
五、叛乱造成的动乱给了土地分配制最后的打击；原土地分配制再也不能限制地产的拥有或控制财产的转移，甚至再也不能起土地登记制的作用。随着社会总的失调，它的最后消失使地产大量转到新主人手中。
六、人口大规模地迁移。河北和河南许多遭受战祸的地区的人口部分地减少，许多人迁往江淮及江淮以南。
七、政府丧失了对河北和大部分河南地区的有效控制，它们这时在前叛乱地方长官手中成了帝国内部的一批半自治的道。这样就使帝国丧失了对它的25％到30％的人口的控制以及大量的收入。
八、长江和淮河两流域的几个道取得了新的和关键性的重要地位。由于中央政府在其他地区实施的控制有限，这一区域因其增长的人口和巨大的生产力而成为王朝主要的收入来源。结果，运送收入至京师的运河体系成了朝廷的绝对生命线，没有它，朝廷就没有物资和资金。
九、在对外方面，帝国令人悲叹地丧失了领土和威信。随着撤离军队和文职官员以应付内部危机，四周的边境收缩了。中国丧失了对中亚的控制，虽然孤立的中国前哨远在那里苦撑了若干年。更重要的是，近代的甘肃和宁夏两省被吐蕃人占领。这使帝国的政治中心比以往更容易受外来的攻击。
到763年，这些变化已清楚地被人觉察。不管口头政治家们如何空喊“中兴”，这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并且排除了任何真正恢复政府旧政策和旧行政程序的可能。在几年内这一事实已经变得很明显，所以政府被迫试行新制度。这些制度往往与传统的政治模式（它建立在能在全帝国推行统一行政措施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之基础上）南辕而北辙。初唐的旧秩序一去不复返了。
叛乱后的权力结构
安禄山叛乱的直接的和可见的遗产是一个大为削弱的中央政权管辖下的不稳定的总形势。在几个地区，特别在不断遭受战祸和将有长期和艰难的重建工作的河南北部，物质的破坏是严重的。在其他曾发生过重大的、但只是停停打打的战斗的区域，如关中、河东南部和河北，最严重的后果是征用人力造成的，因而是短期的。这时全体民众面临的具体困苦主要只能推测；但有充分材料证明，当时存在大规模的破坏、荒芜和人口减少。政府自身被各种各样的困难——严重的资金短缺、混乱的官僚机器、破坏的交通、吐蕃构成的严重的外来威胁和浙江发生的一次危急的（显然是民众的）叛乱——所困扰。但一些事件表明，其中最难处理的问题是曾经确保王朝生存下来的那种手段，这就是为了行使分散的权力，动员资源和进行战争而在内地建立起来的军事藩镇。①前面已经谈过，这些藩镇之建立是专门为了应付军事的紧急情况。但在叛乱的过程中扎下了根后，它们这时已形成了京师大门以外的主要权力中心。一方面，军事力量无疑使节度使们能够对朝廷坚持自己的权利，甚至藐视朝廷；在历史著作中，他们通常被形容为桀骜不驯和追求权势的武将。另一方面，客观情况本身，即政府的紧密结合和高度集权的旧政制的崩溃，也需要比过去更大程度地把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因此，新的地方政体的发展也可以被看成是对紧急需要的一种积极反应，这一点已被叛乱以后若干年新的地方行政单位的建立所证实，而它们以前在这些地方是不存在的。例如，764年和765年，从荆南和江西这两个大的旧置道分离出更统一、更紧密的湖南和鄂岳的措施肯定是由于当时的行政能力不能胜任所致，而不是像以后的情况那样是出于削弱军事上强大的藩镇的愿望。唐王朝只是在付出了高度分权的代价后才得以幸存下来。
叛乱结束时的行政安排是建立约34个新的地方藩镇（见地图13）。以后几十年新藩镇继续增加，其数在45—50个之间。①新藩镇的建立和复杂的辖境的变动使763年以后唐朝的行政地理非常难以捉摸。但叛乱平定后最初几年存在的30个藩镇实际上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存下来，到785年，所有比较重要的藩镇都已形成。大小的差别很大，有的只包括两个州，有的则有12个或更多。地位和行政结构的不同也使事情复杂化。
最初，大部分藩镇（几乎是华北的所有的那些镇）由节度使管辖，他们都兼有观察使的权力。后一种职务是玄宗时代的采访处置使的直接后身，但这时它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按理说，节度使应拥有常备军供他们指挥，在理论上是为了执行他们的军事任务。这里情况又有很大差别，有的镇只有军队数千，而有的镇则多达7。5—10万人。观察使领导的镇的各类军队都很少，这类官员一般兼有都团练使或都防御使的头衔，从而在必要时有权在地方行动中动员军队。在安禄山叛乱结束时兵员总数（包括边防军）可估计为85万人左右，这不包括当时已被解散的府兵。②但在这种高度军事化的情况下，朝廷却没有一支任何规模的中央军队可供调遣。从军事上说，政府几乎完全依赖忠于王朝的节度使的军队，但这些军队不论设置在边境沿线或分布于整个华北，都不在它的直接权力之下。
从一开始，内地几处军队大集结的继续存在（甚至在和平恢复后仍如此）妨碍了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的任何坚定和有效的活动。情况确实如此，原因有二：地方戍军常常是动乱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争取独立地位的有野心的地方领袖提供力量。地方部队内部的哗变和动乱是经常的，这些情况有时是暴虐和无人道的领导造成的苦难引起的，如764年河中和775年河阳的情况；但由于单纯的个人对抗和军纪败坏造成的这些情况至少同样经常，如770年的湖南和774年的汴州就是如此。①虽然它们助长了总的不安全感，并且它们一直有发展成大暴乱的危险，但这类动乱的影响主要是地方性质的。
受这类戍军支撑的基本自治的地方政治权力的出现则是另一回事。这些势力为了有效地控制帝国的要地，最后甚至为了取得那里的主权，很快向中央政府进行挑战。军事力量不但支持它们的野心，而且为它们的领袖赖以在领地中取得充分完整的控制提供了手段。这样，从那些长期在中央控制之外的地方政体，我们可以发现从以原来派在该地区的军队为基础的狭隘的军事权力发展成真正在地方割据称雄的明确迹象。甚至像魏博和昭义那样的藩镇（前者不受节制，后者效忠朝廷），情况也是如此，它们的军队只是在安禄山叛乱以后的时期通过大规模征募和训练地方居民以后才变得难以对付。
中央政府是非常了解军事力量分散的种种危险的。但它缺乏消灭这种现象或对地方势力施加任何严密的中央控制的手段：各地的军事领袖和一般士兵都激烈反对这类政策。因此它对诸如战时英雄郭子仪提出的取消军事藩镇的建议和对文官独孤及提出的紧缩所有内地各地的军队规模的建议，都无实施的企图。②随着叛乱后局势的明朗化，有人认识到，为了抵消不直接受中央控制的藩镇力量，在直接受中央控制的几个藩镇保持庞大的驻军是绝对必要的。随时由中央政府调遣的大部分兵力分驻在西北边境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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