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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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另两位刚升为大臣的中书令来济和门下侍中韩瑗也持同样态度；来济和韩瑗都已在653年升为宰相。在其他自高宗继位初期就当上宰相的人中，只有尚书省仆射于志宁不反对废后。唯一鼓励皇帝废后的资深大臣是李世，他认为立何人为后是皇帝的家庭问题，外人没必要过问。老臣李世曾在高祖和太宗两朝任司空，643年以来即为宰相，他对百姓，特别是对东北平原的军人有巨大影响，他的介入无疑使朝廷的力量对比偏向武曌一边。①这一转折点使高宗兴奋，他命令许敬宗当朝宣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②皇帝为了强调他对武曌的反对者的不满，他远谪褚遂良为今日湖南某州的都督。
655年阴历十月，朝廷下诏指控王皇后和萧淑妃阴谋毒杀皇帝。因此她们被贬为平民，其家庭成员被剥夺了一切职衔，并被流放到瘴疠之地的岭南。当月十九日，武曌正式被立为后，③第二年元旦，她的位置因己子李弘（652—675年）取代了由王皇后提议立为太子的李忠而得到最后的巩固。④为了宣布王朝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改元“显庆”。
关于高宗时期朝廷分成支持与反对武曌的两派，已有人提出几种解释。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对立的派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按照他的理论，李唐家族从6世纪初期兴起之时便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即所谓“关陇集团”）建立婚姻纽带，这些家族自西魏以来已在北方成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关陇集团”内部的复杂的婚姻关系已组成了一个忠于皇室的关系网；当高宗试图废掉这个贵族集团成员之一的王皇后而代之以该集团以外的武曌时，这个关系网就显露出来了。按照陈寅恪的观点，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之反对武曌，是由于他们都是关陇集团成员。而武曌的支持者像李世等人，则都出身于其他地区。他们大多来自东北平原，很多人进入官场是通过科举制度，而不是凭借贵族的世袭特权。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按照这种论点，王皇后和武曌之间的争夺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之争，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精英集团（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之间夺取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①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已树立牢固势力的贵族统治阶级与5世纪末实行均田制后产生的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权力争夺的角度，来看待有关立武曌为后的冲突。他们坚持，到高宗时期，通过均田制和巧取豪夺两种手段，已有大量的土地易主，以致产生了一个要求能进入官僚阶层的独立的地主阶级。唯一能使他们达到目的的手段是科举制度，虽然应考者人数过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宣称，武曌的低贱出身导致她反对贵族而去支持新兴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掌权要求。这些人当然反过来也支持武曌。②上面说过，关于武曌真正出身的证据使这两种论点非常值得怀疑，因为这两种论点的依据都是对当时社会过分简单化的认识。不论是拥武派或是反武派的成分，都不像它们所假设的那样纯而又纯。事实上，双方成员的籍贯和社会背景相当复杂多样。例如，武曌的支持者李义府出身于极西的四川地区，既不是东北，也不是山东。同样，王皇后的支持者来济是中举的士子，而武曌的党羽李世则出身于门阀世族。①事实上，这种地区因素很可能远不如纯粹个人的或政治上的合作那么重要。除了李世，武曌的支持者在高宗的政府里只是中级官员，而王皇后的支持者却都盘踞要津，拥有实权。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拥立武曌的斗争可以看成是那些已掌权的、要保持政治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人与那些把拥立武曌当作自己升迁手段的人之间的斗争。武曌是否打算提高某个权利集团的利益是十分可疑的，更不可能按照某个经济上的阶级的利益行事，因为很清楚，她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最高层贵族的成员。倒不如这样认为，她利用了一群有野心的中级官员的不满情绪和抱负来帮助她取得权力，后来则报答了他们的支持。只要这些个别人对她不再有用处，她就会马上弃之如敝屣，贬黜他们，甚至毫不犹豫地处死他们。
①　《资治通鉴》，卷199第6259—6260页；《旧唐书》，卷69第2524页；《新唐书》，卷94第3837页。
①　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京都，1970年），第307页；《全唐文》，卷249第7—8页；李峤：《攀龙台碑》，载《全唐文》，卷249第7—8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5第6134—6135页；《全唐文》，卷249第1—17页；《文苑英华》，卷875第1页以后。关于武曌与高宗的关系见R。W。L。吉索：《唐代武则天皇后之生平及时代》，未发表博士论文，牛津，1975年。
①　《全唐文》，卷199第1—2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9第6284页。
③　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313—335页。
④　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311—313页；郭沫若：《武则天》（北京，1962年），第123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9第6285、6288页。
①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岭南学报》，12（1956年），第7—8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9第6292页。
③　《唐会要》，卷3第27页；《全唐文》，卷11第25页。
④　《唐会要》，卷4第41页；《旧唐书》，卷86第2824、2828页；《唐大诏令集》，卷27第93页；卷28第98页；《文苑英华》，卷443第8页；《全唐文》，卷12第2页。
①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　1（1954年），第35—51页。
②　胡如雷：《论武曌的社会基础》，载《历史研究》，1（1955年），第85—96页；横田繁：《武后政权成立的前提》，载《东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25—46页。
①　松井秀一：《围绕拥立武后的问题》，载《北大史学》，11（1966年），第1—6页；松井秀一：《唐代前期的贵族》，载《历史教育》，　14。5（1966年），第41—42页。
武后的当权
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拥立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当上皇后仅一个月，她就残忍地害死了原来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割掉她们的四肢，让她们死在酒瓮里。657年春，她再次调褚遂良到离京师更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任都督。同年晚些时候，她命令死党许敬宗和李义府诬告曾强烈反对她为后的中书令来济和门下侍中韩瑗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不幸的褚遂良再次被贬，这次是调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向皇帝求情，提醒他自己曾长期为高祖和太宗效劳，在643年又支持高宗继位。但是高宗甚至没有阅读他的奏折的耐心。658年，褚遂良在流放中死去。他的所谓的同党韩瑗和来济也被发配到边远地方任职，并规定终身不许返回朝廷。657年阴历八月，许敬宗被任命为宰相以代替他们，他任此职直到670年退休为止。
许敬宗（592—672年）不是像皇后的另一主要支持者李义府那样的单纯的机会主义者，尽管他也同样受到历史学家的苛评。①许敬宗出身于南方的杭州，其父是隋朝有名的官员。许敬宗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是隋朝极少数获得高等学位（秀才）的人之一，曾短暂的当过小官。他父亲被隋炀帝的刺客宇文化及杀死，而许敬宗先后为李密及唐朝效劳，并成为太宗私人学士之一。太宗时期，他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中历任要职，从事国史的编撰工作。645年，他成为太子的老师之一（来济已是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未来的皇帝有影响。649年他当上宰相，但不久即因受诽谤而降为地方官员。
许敬宗于657年再次任宰相时已经65岁了，作为皇后的主要支持者，他不久就起到从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所起的作用。许敬宗学识渊博。他曾参与编纂唐以前历代王朝的历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实录、全国重要人物的家谱（详下）、大部头的类书《文思博要》及其他许多项目。他留下厚厚80卷的个人文集。他是为武后提供历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人物，另外，他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员。
许敬宗再次任宰相以后，宰相的队伍依然很小。在高宗继位后一直任大臣的一批人中，只有长孙无忌、于志宁留任。除了武后的支持者许敬宗和李义府外，只有出身于河北地区的年长学者杜正伦是宰相，他与许敬宗一样，是隋朝的秀才，在太宗时期的中央政府中显赫一时，后来不幸成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在对待太子的问题上由于顶撞了太宗，他于642至643年极不公平地被流放到很远的南方。656年他被召回长安后不久，便被任命为宰相和户部尚书。
在公开反对武曌当皇后的人中，只有长孙无忌仍为宰相。但武后的权力仍有一定限度，幸存于朝廷的反对派一直设法想搞垮她及其支持者。武后的支持者之一中书令李义府于658年后期的失势使反对派得到一点鼓励。
李义府（614—666年）出身于河北的官宦之家，太宗统治初期在科举中中式，并已稳稳当当地升为中书舍人。李义府精于写作，曾与许敬宗合作撰写国史和编纂晋史。我们在前面已看到，他在656年通过支持武曌篡夺后位的活动，挫败了长孙无忌想把他流放到外地的企图。结果，他在655年阴历七月当上宰相。不过事实证明他是非常腐败的，他相信武后会无限度地保护他，便凭借这一点很快地滥用职权。据说在荐举和选拔官员方面他大肆贪污，他和家人公开卖官鬻爵，而在两性生活方面也时有丑闻。但尽管如此，他照样不断得到皇帝的支持，并于657年阴历三月升为中书令。
但李义府的行为在658年末成了公开的丑闻，以致那年阴历十一月，当他与同为宰相的杜正伦在皇帝面前激烈争吵时，高宗借机把他们二人都贬到地方任职。
长孙无忌及其党羽如果以为这件事会巩固他们的位置，那么很快便证明他们错了。659年阴历四月，武后终于发起了搞垮他的行动。两个小官韦季方和李巢被指控组织敌对集团，其后在由许敬宗监督的司法审讯中，据称被告之一曾与长孙无忌共同策划反对皇上。许敬宗向皇帝提出他的舅舅竟会谋反的确凿理由，并且添油加醋地列举大量历史先例以达到贬黜这样一位有权势、在朝廷上受到广泛敬仰的人物的目的。高宗虽然最初不相信这些指控，但仍违心地在未经传讯长孙无忌的情况下把他发配到今贵州省的边境地区。
彻底清除武后的反对者的机会很快来到。另一位长期担任宰相的于志宁，由于他对高宗更立新后的建议未置可否，被外放到地方担任高官。664年他74岁时获准退休，第二年死去。其他人便没有那么幸运。甚至连以前发配到地方的官员也未能幸免。柳姡А⒑ィㄓ械戕限蔚氖牵な翟诓痪们耙阉溃┖统に镂藜傻闹蹲映に锒鞣蠲恿鞣诺胤祷鼐┦Γ椭缚厮歉阋跄币皇陆邮芙徊降纳笱叮谕局屑幢簧彼馈Ｗ詈螅に镂藜梢话赣直惶岢觯黄仍诹鞣诺刈跃　�
随着太宗时期最后一位宰相的清除，许敬宗成为剩下的唯一的宰相。未与武后为敌的卢承庆、许圉师和任雅相三人于659年阴历五月当上宰相。卢承庆（595—670年）出身于河北的，长期从事财政工作，这时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以代替杜正伦。但第二年就因为户部未能征集到足够的赋税而被派到地方任职，后来虽然没能返回中央，却一直身任高官。许圉师（？—679年）是唐高祖幼年时期的小伙伴、唐朝初年平定长江流域时被杀的许绍的小儿子。许圉师在唐朝初年科举考试中成为进士，居官后政绩出色。任雅相似乎主要是武将，曾一度任兵部尚书。661年阴历四月，他担任远征高丽战役的指挥官，在662年初期的战事中被杀。659年阴历八月，李义府也当上了宰相，武后在朝廷上仍需要李义府的支持，因而说情把他赦免并从流放地召回。
这时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变动。褚遂良和于志宁作为政府主要行政机构尚书省的仆射，都是当然的宰相。他们免职以后，无人继任，尚书省至少在以后的16年里没有首脑。政府的各行政组织因此不能直接参预宰相们审议国家政策的工作。皇帝和皇后可与之商榷朝政的宰相的队伍一直很小。太宗时期常有八名以上的宰相，现在只有五人，随着卢承庆于660年免职又减少到四人；任雅相在661年离朝征伐朝鲜后只剩下三人。这三人是许敬宗、腐化的李义府和许圉师。662年末，许圉师因试图掩盖其子在狩猎时误杀一人之事，被李义府逼迫离职，由上官仪（？—664年）代替。上官仪是隋炀帝末年被杀于扬州的隋朝大臣之子。为了避难，他当了和尚，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作家。太宗初年，他被举荐参加进士考试，先后在一些搞学术的岗位上为太宗效劳，有时为皇帝的文章作些润色工作。高宗时期，他是秘书省少监，以文章和诗闻名于世。他之所以当上宰相，可能是由于他在高级官员中平庸无能而官声上尚无瑕疵。
这些变化表明，武后的支持者的权力已得到巩固。有一段时间，皇帝的健康状况不好。657年，他被迫到离宫休息，只能隔日上朝一次。①660年阴历十月以后，皇后的位置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动摇，当时高宗显然得了一次严重的中风，致使他一度局部瘫痪，而且视力严重衰退。②虽然他康复了，但仍有几次严重的复发。武后得益于自己的精明和锐利的政治敏感，在皇帝几次患病期间，治理帝国十分顺手。总之，皇帝的意志过于软弱，即使在健康时也不能阻止他那位难以对付的皇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本人和他的朝廷。到660年末，武后事实上已是帝国的统治者，虽然无此名义。③但她还没有为所欲为。她的支持者李义府从流放地返回朝廷后的几年，再次过着使他在658年以前臭名远扬的那种丑恶、腐朽的生活。他的堕落和渎职竟使武后也感到是个政治负担。663年，他家庭的胡作非为再次成为朝廷上的议题，李义府甚至不向皇帝求情而打算蒙混过关，他因而被流放到中国南方的疫病区，三年后死在那里。当时，武后由于不再过于依靠他的支持，而且她的位置也远比五年以前巩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挽救他。
那一时期反对武后的力量似乎以656年封为梁王的被废黜的前太子李忠为中心，他们把李义府的倒台误解成为皇帝最终向武后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信号。他们制订了一个把她也一网打尽的大胆计划。
在此以前，一生深受宗教和巫术影响的武后被一个道家术士所吸引，特准他可自由出入皇宫见她。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皇室成员或朝廷命官参与巫术感到非常恐惧，认为他们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唐律规定它为“十恶”之一的大罪，对这种罪行，给予高级人士的任何法律特权都不适用，而且这些罪行都明文规定不在赦免之列。①因此664年李忠王府原先的一个宦官把事情报告给皇帝时，看来高宗认为这是摆脱皇后支配的方便借口。
皇帝召来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曾为李忠的顾问）“讨论”这件事。不出高宗所料，上官仪建议以她的罪行为由废黜武后，皇帝命令上官仪就此起草诏令。但武后已从她众多的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