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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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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对他早期这几年喜爱奢侈豪华和大肆炫耀的行为作了大量叙述。我倾向于认为这些都言过其实，但关于他对三个年长资深的批评者采取的粗暴行动并在607年将他们杀害之事，我认为并无夸大；而这一年正是颁布刑罚较轻的新律之时。这些严酷的措施预示着以后几年不幸地加剧的暴虐行动方式的来临。即使我们姑且假定处决先皇的三个主要政治家的指控有一定的根据，609年年迈的薛道衡因含蓄地批评时局而被蓄意判处死罪之事，也肯定使炀帝的执政由此进入了更黑暗的第二阶段。
儒学和学校的恢复
文帝晚年，对培养可能成为政府官员的年轻人的官办学校很失望。601年阴历六月在他生日之时（那天他仿效阿育王宣布在全国举行佛教盛典），他颁布诏书，大量减少儒家学校（见前文）。在回顾他对这类学校寄予厚望及儒学在培养道德和实际才能时的价值时，他抱怨京师和地方学生过多而且懒散，既不能发展成为道德的典范，也不能成为潜在的官吏。因此他撤销了州县的学校。京师的三个学舍，他只保持其中之一，并削减国家支持的学者，人数从1000减至70。文帝在其晚年对所有儒学项目的支持也减少了。
炀帝即位时，他作为一个文人已略有名声，在扬州期间已是儒家学者的庇护人。他为人精明，当然认识到作为尊老敬上这一民众道德基础和作为帝国秩序所派生的一切象征性表现的纽带的儒家传统的价值；这些象征性的表现包括季节性的祭典、向祖先和神祇的祝福和祈祷及天子向苍天祈求天下和谐的一切礼仪。他在位第一年，就在一份夸夸其谈的诏书中表示要扭转他父亲的政策，它在开头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然后他回顾了南北朝时期学术传统中断的情况，并与他统治的和平、繁荣和统一的时期进行对比。他又命令专使在全国搜罗有学有才之士，挑选合适的人才任职，由国家津贴学有专长之人，“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最后他命令恢复京师学堂的讲学（其他的地方学校我们知道也已恢复）。“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①同年早些时候，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据《隋书》记载，结果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但《隋书》继续说，这一复兴为时甚短，重点很快转向四夷的外事和武功方面。②《资治通鉴》对炀帝有利的记载甚少，但其中一段说他在执政晚期增设宫内秘书省官员120名，由学者任职。这又引出了关于炀帝搞学术活动的一段追述性的记载。司马光说他成年后好读书和著述。他命100名学者在其江都的王府搞编纂工作，在他执政期间这方面的兴趣一直没有衰减。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他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③炀帝常关心帝国儒教的礼仪，这些隆重的典礼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引人瞩目。学者们是关于这些典礼的公认的权威。例如，他们为皇帝选定吉日进行祭祀；在命令寻找并列出至圣孔子的后裔的同时，608年授予孔子新的尊号；定出恒山祭祀及其他许多典礼的正当礼仪。在首次远征高丽的前夕，炀帝在今北京附近的大本营按传统举行了出征前皇帝主持的三次古代的祭祀。
炀帝的记载在儒家礼仪、学术和教育方面都远比具有特点的文帝统治时代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也许这不足为怪，因为早有人注意到，儒生在武力夺取政权时毫无用处，但在帮助统治者保持江山时却起了理想的作用。炀帝时代的儒生在一定程度上一度起了这种作用，但从612年开始，暴力事件将把他们从所从事的工作和职位中赶走，以致他们又要再次等待改朝换代的时期。
建立洛阳新都
文帝死后一月，曾得到父亲宠爱而在东部平原养精蓄锐的文帝幼子汉王杨谅发动了叛乱。他被令人生畏的杨素所镇压。同年末，炀帝宣布在控制东部平原的洛阳建设东都。次年（605年）早期，他任命宇文恺与杨素和杨士达（炀帝的堂兄弟）重建该城。劳工是从东部平原的百姓征募的，工程进展很快；当竣工时，炀帝将原来州治的居民及“数万”户富商和商人迁入以充实重建的城市。607年，他命河南诸州输送工匠家庭至洛阳居住，这样，可利用的技工定额人数就翻了一番。他专设12个坊来容纳他们。
炀帝国在重建新都时大肆挥霍而受到道德论者的谴责，但如果看到他自己对此举的论点和地缘政治学的合理性，人们就会发现充足的理由。在两份命令建设新都的诏书中，他提到在这一地点建都的著名的先例：周公约在公元前1100年在那里建东都；汉高祖盛赞这一地址。他还应提到那里也是东周和东汉的国都，汉之主要继承国在312年该城沦于“异族”之手前也建都于此地。494年汉化的北魏帝也选此城为新都。他提到周在东方建立第二个根据地的必要性，因为从那里可以控制被征服的商（约公元前1100年）；他举近期他兄弟汉王叛乱之例来证明同样的需要；关中区作为基地过于偏僻，难以由此遏制东部的反抗者。此外，洛阳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及储藏和转运贡粮的要地。这些因素也促使唐朝在将近300年期间以洛阳为东都。
我们对第二个隋都的详情知道得很少。根据新发掘出来的外城，隋唐时期的洛阳的大小约为西京的一半。它内部同样分为三个有城墙的建筑群：北面的皇城；在它南面的行政区；城的其余部分形成分为若干坊的不规则的U字形，洛水在东流至与黄河会合处的半途经过其南城墙。此城总的轮廓与其前身——在洛阳的北魏国都——相似。它不像西京大兴城那样被重新建造。只是在隋帝想带他的贴身随从临时在那里居住时，它才似乎成了“国都”；这里没有明代两京制特有的重复设置高级官僚机构的任何迹象。但它在战略上和经济上是一个重要城市。对东部平原中这一被神话和历史蒙上神圣色彩之地的精英来说，它更是帝王权威的重要象征。
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完成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许多世纪以来，传奇小说的作者从有偏见的历史著作中取材，而且层层地加以夸大。我们在阅读时必须设法透过这些夸大之词，参照炀帝采取的经济和政治策略，以更严肃的措词和文字来描写运河开凿的规模。
命令开凿一条运河的诏书是在炀帝执政的第一年（605年）颁布的。运河名通济渠，它使洛阳与淮河畔的泗州相连，并与从淮阴往南通向扬州边上的长江的古渠道连接起来。这条漫长河渠的各段几乎都沿着以前各河渠的流向；应该注意的是，这条河渠和该系统其余部分的开凿是在平坦的冲积平原上进行的。工程无疑需要进行大量的疏浚工作和新的建设，如果这些河渠如史料记载，确实傍靠绿树成荫的帝国驿道，那就需要征募大批劳力。《隋书》记载，为了开掘此河渠北部较长的一段，炀帝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同年稍晚，他为从淮河至长江的一段又征募10万以上的劳工。如果这些数字不是按任何一段时间做工的人数计算，而是按每人20天服役期的总数计算，那么它们比较可信。①还有往南延伸的一段。610年，炀帝命令开凿从扬州对面的长江往南至杭州湾顶端的运河。它约长270英里。但许多段也是沿着现有河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但在所有的河渠中，最长的为永济渠，它的起点也离洛水与黄河的会合处不远，流向东北。发源于山西的沁水之水被引至此渠，而沿途则从其他河流补充水量，一般是黄河的支流。它的尽头就在以后的大运河的终点处，即今北京的附近。工程开始于608年，当时“百余万”人被动员进行这一工程。《资治通鉴》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妇人”的记载。②此河渠的南段也是沿古运河的路线开凿的。
如果人们看过中国的地形图和对定居的农业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运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只有四川除外，但它与京都有一条相当完善的驿道相连）。我们现在没有关于隋代船运的税、粮和布的数字，但大粮仓储粮充足，有几个成了隋末夺权斗争的重要战利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兵员。此渠还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国经过长期的分裂后，最近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新君主在全帝国炫耀其财富和威严的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条件；当然，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系统延伸至杭州，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①如果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中国的历史著作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605年炀帝从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蔑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述：“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作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中国势力的继续扩张
由于隋代两个皇帝的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没有突然中断，所以我在前面已对隋朝与几个国外民族的关系作了总的叙述。我论述了对占婆的入侵，它实际上始于文帝而终于炀帝；论述了对付东突厥人的成就，但他们在炀帝时依然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向西的扩张（包括征服吐谷浑和把他们赶出世代居住的放牧领地）、对东中国海的远征和与日本的建交则是炀帝时代历史的部分内容。虽然文帝在598年对高丽进行了短期的灾难性的水陆远征，但他满足于高丽统治者的形式上的臣服，拒绝再作进一步的干预。炀帝直到他最后毁灭，一直对该地区怀有更大的野心，这将在后面进行叙述。中国历史中通常的评价是：文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谨慎明智，而炀帝则任性放纵。但在他们执政时期，边境有两种战争：一种是要确保东亚新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一种则出于掠夺的欲望或个人的猎奇心理。汉的中央政治和文化秩序优于所有国家，这不但证明它理应防御，而且也证明它有理由使弱小民族受它的支配，根据这一古老的传统，前一种战争是师出有名的。后一种战争规模和代价较小，同样是一种可追溯到秦始皇的古老传统，表现为帝国专制君主纵情于猎奇和对异国珍奇的爱好，不惜让国家派兵出征。现在让我们探讨这两种对外干预的行动。
流求
关于名为流求的岛屿的确切地点已有很多争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此名称指的是台湾；赫格瑙尔和几个中国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隋代它是从菲律宾远至日本的东中国海中所有岛屿的笼统名称。610年，当炀帝最初派军“平定”流求未遂时，他就指定将领在今浙江地区征募一支新的攻击部队。隋军遇到顽强的抵抗。史籍记载两种远征结果：一、通常的凯旋之说。中国军队得胜，打败并处决了流求王，中国将领俘获大量奴隶回国，奖赏和提升得胜的将领；二、战败之说。抓获战俘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兵力过于扩散，入侵兵将因染病而死者十之八九。不管人们采纳何种说法，史籍一般都未说隋准备在东中国海诸岛上郑重地或长期地建立政权。
日本
日本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自汉以来，它一直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文化影响大部分通过朝鲜传入，它在那里有相当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日本诸藩至少名义上向北方的主要王朝纳贡。当他们知道中国重新统一对，日本人当然注意了解大陆新秩序的详情。开皇时期（581—600年），日本可能已派使节至中国，但第一个正式使节在607年到达。使者称炀帝为“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并说他带一批佛僧前来学佛法。他然后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对这种无意的冒犯深为不快，于是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尽管出现这种失礼，中国人仍在次年派一级别相当低的使节去日本，他带回前所未有的关于日本的完整和准确的报道。使者显然顺利地离开，这时所发展起来的关系对于日本的文化史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①吐谷浑
在东突厥帝国全盛时期，吐谷浑早已是突厥人的附庸。他们在青海湖周围有牧地，其地位于通往玉门关沿线一些卫戍市镇之南，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对这些市镇进行袭扰。608年，他们受铁勒部的攻击，其可汗派一使者要求臣服于中国并得到援助。炀帝派凶悍的宇文述率军前往“欢迎”。吐谷浑一见这支欢迎的军队就四方溃逃。中国人发动进攻，取首级数千，俘获其首领，并使男女约4000人沦为奴隶。据《资治通鉴》记载，“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①这次“征服”与其他的征服一样，没有维持到隋的灭亡，这样，吐谷浑就必须由后来的唐王朝再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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